筆者認為規定累犯、暴力犯罪不得假釋有失科學性和合理性。

第一，它不符合我國的假釋理論。假釋是刑罰已經執行部分后，根據犯罪人在獄中的改造和悔罪表現，判斷其是否“假釋后不致再危害社會”，而決定是否對受刑人適用的行刑制度。這里所說的時間條件和實質條件缺一不可。根據這兩個決定因素，行為人是累犯，僅能表明其再犯罪時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比較大，并不必然等于，后罪之刑期執行了部分后累犯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仍然較大，以至于“確致再危害社會”不符合條件而排除適用假釋。我國刑法此條規定否定了所有累犯適用假釋的可能性，沒有認識到事物不斷發展變化的規律，是與我國假釋理論相違背的。

第二，它違背了我國累犯制度和假釋制度的立法本意，不利于促進累犯的教育改造和改過自新。前面已經論述，假釋是附有“不致再危害社會”這一條件予以釋放，減刑的適用應比假釋更為嚴格、謹慎，但對于累犯和暴力長刑犯，法律卻并不排斥減刑的適用。這種邏輯上的矛盾不能不說是立法上的缺陷。累犯制度的設立初衷，并非僅為了給予累犯較重的懲罰，更重要的是通過對其從重處罰來促進累犯的教育矯正。我國刑法卻規定累犯不得假釋，完全剝奪累犯應當享有的平等權利，破滅其通過努力改造爭取提前出獄的希望，這必然挫傷累犯改造自身的積極性，其結果自然也違背了累犯制度和假釋制度促進改造、鼓勵自新的目的。

第三，忽略了刑罰個別化的真正要義，不利于刑罰公正價值目標的實現。在押暴力犯中，有一部分在犯罪過程中始終處于被動或從屬地位，有的犯罪分子原來本質并不壞，這類人悔改意識強，改造表現積極，與嚴重危害社會、性質惡劣、惡習深、犯罪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罪犯顯然有明顯區別。對這類罪犯應該具體分析、區別對待，區分故意和過失，在謹慎的前提下考慮適用假釋。而立法完全否定假釋的適用，無異于抹煞暴力長刑犯中可能存在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上的差別，難以確保刑罰公正。

第四，限制了對未成年犯假釋的適用，忽視了對未成年犯的保護。根據這一規定，未成年犯同成年犯一樣的罪行被排除在假釋適用范圍之外。

基于上述理由，筆者的建議是取消對累犯和暴力長刑犯不得假釋的禁止性規定，但假釋條件較一般犯罪分子可適當從嚴。借鑒國外的相關立法例，代之以對他們較為嚴格的假釋適用時間條件。建議該條修改為：“對于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累犯，執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二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累犯，實際執行15年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假釋后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假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