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罰改革的首要問題,就是刑法結構改革。所謂刑罰結構,是指刑罰方法的組合形式,即指各種刑罰方法的排列順序和比例份額。每一種刑種在刑罰結構中的“比例份額”關系到重刑罰結構與輕刑結構的價值取向問題。通覽世界各國刑法規定的刑罰種類,大都有生命刑(除廢除死刑的國家外)、自由刑、財產刑和資格刑,從體系上,可以說沒有什么區別。但由于各國刑罰體系中,各個刑種所占的比例份額不同,形成了輕、重懸殊的刑罰結構。根據刑罰的構成要素和每一刑種在總體結構中的比例份額,我國學者對刑罰結構分為不同的類型。有的學者主張分為五種:①死刑在諸種刑罰方法中占主導地位;②死刑和監禁刑共同占主導地位;③監禁刑在諸種刑罰方法中占主導地位;④監禁刑和罰金共同占主導地位;⑤監禁刑的替代措施。并且認為,第一種已成歷史的過去,第五種尚未到來,中間三種在當今世界中存在。①也有同志主張分為四種:①以肉刑、死刑為中心的刑罰結構;②以死刑、自由刑為中心的刑罰結構;③以自由刑為中心的刑罰結構;④以財產刑為中心的刑罰結構。并認為刑罰結構呈現出一個刑罰趨輕的發展態勢,也是刑罰演變的軌跡。筆者認為,不論那種分類,均有共同之處,即認為以死刑、自由刑為主導地位的刑罰結構為重刑結構;以自由刑為主導地位的刑罰結構為次重刑結構;以財產刑和非刑罰的替代措施為主導地位的刑罰結構為輕刑結構。在探討刑罰結構改革時,我們不否認1997年修正的刑法與1979年刑法相比在刑罰結構上輕緩化的規定,如對死刑適用范圍的限制、死緩到執行死刑的條件的嚴格、對大部分盜竊罪廢除死刑、大幅度降低原流氓罪的法定刑、擴大罰金刑的適用范圍等。但也不能回避我國目前刑罰結構存在的問題,它是“以死刑、自由刑為中心的,從世界范圍內來看屬于一個重刑結構,甚至是一個超重的刑罰結構。”

其根據:一是我國刑法規定的死刑罪名68個,占410多罪名的16.6%,這勢必導致我國司法實踐中死刑的適用量較大,事實上我國實際執行死刑的絕對人數和比例可以說堪稱世界第一;二是從自由刑的配置上看,我國刑法分則對每一種罪都配置自由刑,而且3年以上有期徒刑為代表的重刑在刑罰結構中占絕大部分。雖然刑法中也對少數犯罪規定可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還規定了緩刑制度,但它們所占比例小,適用率低。還有些罪刑關系配置不合理,即輕罪配置重刑,例如,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在外國往往稱之為違警罪),共有97個掛有法定刑的條款,其中除有8個條款最高法定刑為死刑或為無期徒刑的之外,平均法定最高刑為6.76年有期徒刑。而外國對違警罪大都規定較輕的法定刑(平均法定刑不超過3年有期徒刑),甚至對該類犯罪采取行政處罰的方式;三是財產刑的規定與適用,也彰顯了我國的重刑立法與重刑適用。1997年刑法對罰金刑的適用范圍有明顯地擴大,可以適用的條文增多,但仍感不適應同輕罪犯作斗爭的需要,尤其是單獨適用罰金刑的罪名僅有62個,這與其他國家把罰金上升為主刑,廣泛地單獨適用于輕罪相比,仍然適用范圍窄和適用率低。同時,我國刑法規定的沒收財產刑有65個,事實上沒收財產極易株連無辜的家人,顯得刑罰不人道,目前,在西方不少國家的刑法中沒有規定該刑種,甚至在其憲法中明文規定禁止沒收財產刑的設置和適用;四是資格刑種類設置單一,僅限于剝奪政治權利,而且單獨適用的較少,對一些侵犯公民民主權利、濫用職權方面的較輕犯罪,不能單獨適用資格刑。基于上述理由,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國現行刑法是重刑結構。在這種重刑結構的立法模式下,司法實踐中勢必導致量刑過重。尤其是1983年以來,我國犯罪案件總量增大和重大、惡性案件比例都不斷上升,社會治安形勢嚴峻,為了遏制犯罪上升的勢頭,確保良好的治安環境,我國先后開展了三次頗具規模的“嚴打”斗爭。按理說,經過三次嚴打,犯罪率應該大幅度下降,惡性案件得到較好遏制,但事與愿違,“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大案要案的發案率并未因嚴刑峻罰而得到有效遏制。實踐中形成了刑不壓罪、犯罪量和刑罰量螺旋式地惡性上升、刑罰投入幾近極限而刑罰效益卻急劇下降的罪刑結構性對抗局面。”

事實證明,“過重的刑罰不僅不能達到威懾犯罪的目的,而且會適得其反,制造犯罪。因為對公正的渴求是人所共通的,即使是犯罪人也期待著受到公正的懲罰。公正的刑罰使犯罪人能夠悔過自新,重新做人;而不公正的刑罰使犯罪人產生對社會的敵視心理,出獄以后瘋狂地報復社會。”④正如同我們不顧自然規律破壞自然會受到大自然的報復一樣,我們不顧刑罰規律也會受到刑罰的報復。眾所周知,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人權意識的增強和刑罰人道性的認同,世界各國刑罰輕緩化已成主流,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在加速刑罰趨輕的改革,構建了既適合本國國情又符合國際潮流的刑罰機制。以死刑改革為視角,目前,在世界上194個國家中,在法律上廢除死刑或者在事實上不適用死刑(10年以上沒有執行死刑)的國家共有123個,占64%,保留死刑的國家只有71個,占36%。⑤即使保留死刑的國家,絕大部分將死刑罪名控制在20種以下,并且許多國家的死刑僅僅適用于謀殺、叛國等重罪。如日本刑法中的死刑罪是18種;韓國刑法典中死刑罪有17種;美國的死刑罪名如果不重復計算,數量不過9種,并且有29個州的死刑僅適用于謀殺罪。擁有10億多人口的印度死刑也僅刑適用于幾種嚴重的謀殺罪和軍事犯罪。

再從國際環境看,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明確倡導廢除死刑,對于保留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懲罰”。綜上所述,世界大多數國家和國際組織以廢除或限制死刑為重點的刑罰結構改革,凸現了刑罰結構趨輕的總趨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它標志著人類的文明和進步。面對我國刑法的重刑結構和國際社會刑罰輕緩化的立法走向,結合20多年來我國多次“嚴打”經驗與教訓,我國刑罰結構應否改革?如何改革?不得不引起學界和立法者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