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自5月1日起開始正式實施。一個多月來，隨著各地醉駕入刑“第一人”的紛紛涌現，醉駕入刑的威懾力與公信力正逐步顯現。這些典型醉駕入場案例，或因其屬當地首例而成為焦點，或因其“名人效應”而引發熱議，或因其后果嚴重而備受關注，猶如一堂堂生動而有力的法制宣傳課，為全社會敲響了警鐘。在此，律霸小編整理出其中的八大典型醉駕入刑案例并作出評析，希望能引起公眾的重視與思考。

一、酒駕刑拘第一人：李俊杰醉駕案

2011年5月1日零點44分，北京市公安交警局東城交通支隊夜查小分隊在朝陽門橋執行夜查酒駕任務，對一輛外地牌照的奔馳車司機李俊杰進行檢查時發現，其呼出氣體中，酒精含量達到了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為80毫克的醉酒駕車標準。后經司法鑒定，李俊杰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達159.6毫克，超過醉駕標準近一倍。北京警方隨即依法將其逮捕，并于當天上午將其送往看守所羈押，李俊杰也成為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實施后因醉駕被刑事拘留的第一人。

2011年5月17日下午2點，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對李俊杰進行了公開審理。庭審中，李俊杰對其醉酒駕車行為供認不諱并表示認罪。法院認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其行為已構成危險駕駛罪，但可從輕處罰，遂當場公開宣判：被告人李俊杰犯危險駕駛罪，依法判處其拘役2個月，并處罰金1000元。

評析：作為酒駕刑拘第一案，該案無疑具有標尺性意義。被告人李俊杰作為一名外地入京司機，在“酒駕入刑”剛剛生效還不到一個小時，就以身試法，成為“危險駕駛罪”被刑拘的第一人，多少反映了其對新刑法的漠視與無知。而法院對他的判決無疑是對其漠視法律、不尊重他人，也不尊重自己生命的最好懲罰。其在被詢問時表示對“醉駕入刑”規定不清楚以及酒后心存的僥幸心理，既說明相應的法律宣傳普及工作還需加強，也表明對這些違法醉駕者依法處理，本身就是很好的普法宣傳。依照法律規定、違法事實和情節，讓這些以身試法者付出應有的代價，受到相應的懲罰，其意義不僅僅是以儆效尤，給全社會以警示與教育，更是如同商鞅在變法之初“徙木立信”一樣，樹立“醉駕入刑”的威信，進而在全社會營造抵制醉駕的共識與氛圍。

二、深圳酒駕第一人：朱某醉駕案

5月1日凌晨，羅湖區深南向西路路口，20多名民警將深南路四條車道封閉側三條對車輛進行逐一排查。零時46分，一輛從西路正準備駛入深南路的黑色福特轎車被交警攔下。交警現場對司機朱某進行了呼氣檢測，檢出其酒精含量為114mg/100ml，已經屬于酒駕。后經深圳市物證檢驗鑒定中心鑒定：朱某血液中檢出乙醇，含量為89.2mg/100ml，確屬醉酒駕駛。交警偵查大隊遂對其作出刑事立案的決定，經偵查終結朱某被羅湖區人民檢察院以危險駕駛罪提起公訴。朱某是深圳交警部門在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以來查獲的第一宗醉駕，也是深圳法院系統審理的首宗醉駕案。

5月12日，羅湖區法院開庭審理了此案。庭審中，朱某的辯護律師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在5月10日召開的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的“對于醉酒駕駛，各地法院具體追究刑事責任應當慎重，不應僅從文義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認為只要達到醉酒標準駕駛機動車的，就一律構成刑事犯罪”這一觀點，認為朱某的行為雖然構成危險駕駛罪，但屬“情節顯著輕微”，本著教育和懲罰相結合的原則，建議法庭免予刑事處罰。而公訴人則認為，最高法院領導的觀點不能作為斷案的依據，并且，刑法修正案(八)關于“醉駕入刑”的規定非常清楚，并不以“情節是否嚴重”作為定罪的依據，因此請求法院依法以危險駕駛罪追究被告人朱某刑事責任。該案沒有當庭宣判，羅湖區法院稱將擇日宣判。

評析：辯護人與公訴人就“入刑”與否進行的辯論表明，“醉駕入刑”尚有系列法律問題需要明確與探討。事實上，自5月1日醉駕正式入刑后，關于醉駕視情節可否不入刑的爭論就沒有間斷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在5月10日召開的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的“對于醉酒駕駛，各地法院具體追究刑事責任應當慎重，不應僅從文義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認為只要達到醉酒標準駕駛機動車的，就一律構成刑事犯罪”這一言論的本意無非是想提醒廣大執法者對待醉駕案件要慎重、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態度，但這一聲音隨即被解讀為“醉駕未必入刑”，引發了公眾對于“若賦予司法自由裁量權將導致司法尋租、司法不公”的強烈擔憂。我們認為，要解決公眾的疑慮，需要的是司法的透明和公開，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對“情節顯著輕微”進一步細化，拿出一個可遵循的標準或一些指導性案例，讓公眾明白和逐漸接受醉駕并非官員和權勢的特權，進而維護法律的公信力。

三、廣州酒駕入刑第一人：周某醉駕案

5月1日凌晨，廣東交警開始在市區多個路段設置查車點，對過往車輛進行檢查。凌晨1時45分，犯罪嫌疑人周某在廣州環市路因醉酒駕駛機動車和未隨身攜帶機動車駕駛證等違法行為被公安交警部門查獲。后經檢測，其血液中酒精含量高達129.8mg/100ml，達到了危險駕駛罪的入罪標準，周某隨即被警方拘留。除了被警方依法予以刑事拘留、移送檢察機關起訴外，交警部門于5月17日依照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條有關“醉酒駕駛機動車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五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的規定對周某處以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且五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的處罰。另外，周某未隨身攜帶機動車駕駛證的違法行為被交警部門依法處以罰款100元。對于行政處罰結果，周某表示接受交警部門作出的處罰決定，不準備申請行政復議及行政訴訟。

2011年6月7日，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依法對此案開庭進行了審理。庭審中，被告人周某并沒有聘請律師，而是選擇自行辯護。公訴機關在宣讀了案件事實并出示了證據后建議法庭對其處于1—4個月的拘役并處罰金。對于公訴機關的公訴意見，被告人周某表示認罪并接受法院的判決。庭審結束后，法院沒有當庭宣判。

評析：醉酒駕車行為不僅違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在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之后，在血液酒精含量達到80mg/100ml標準的情況下更是被確定為犯罪行為，因此，醉駕行為一般都要接受雙重懲罰，即不僅要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關規定對行為人處于行政處罰，還要依照刑法的規定對被告人依照刑事訴訟程序進行逮捕、起訴、審判。對此，有不少聲音質疑這屬對同一行為進行雙重評價，實則不然。的確，刑法作為“最后法”，理當讓非刑事處罰方法先行發揮作用;只有在非刑罰方法干預失效的情況下，刑法(罰)才作為最后保障出手干預，這是由刑法(罰)的本質所決定的。而本案中被告人體內酒精含量已然達到入罪標準，因此即便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已對其進行了行政處罰，仍然要追究其刑事責任。因此，在醉駕入罪的刑法規定與嚴懲醉駕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同時出臺的情況下，我們要妥善處理好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的銜接，既要防止刑法的過度干預和刑罰的濫用，也要保證讓已經觸犯刑法的行為得到應有的刑罰處罰。

四、名人酒駕第一人：高曉松醉駕案

2011年5月9日晚22時許，高曉松醉酒后駕駛一輛英菲尼迪越野車，行駛至東直門外大街十字坡附近時發生交通事故，致4車追尾、3人受傷。他人報警后，被告人高曉松在案發現場等候處理，后民警趕至案發現場將其查獲。經交警檢測，被告人高曉松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為243.04毫克，超過醉酒駕車入罪標準達兩倍之多。公訴機關認為，高曉松醉酒后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其行為已觸犯我國刑法，遂以危險駕駛罪對其提起了公訴，要求法院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5月17日，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此案。庭審中，面對公訴機關的指控，高曉松毫無異議，稱全部認罪并愿意賠償被害人損失，悔罪誠意明顯，其更是在律師為其辯護時禮貌性地將其打斷，表示接受法院的判決結果。鑒于高曉松的悔罪表現，公訴人也請求法院從輕量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高曉松違反法律規定，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致4車追尾、3人受傷，其行為危害了公共安全，已構成危險駕駛罪，依法應予以刑罰處罰，遂當庭作出判決：依法判處其拘役6個月，并處罰金4000元。

評析：高曉松醉駕案因其“名人效應”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與熱烈討論。名人在觸犯法律時，法律能否對其一視同仁，定罪量刑能否保證公平公正反映了法律的公信力與執行力。公平方能彰顯公信，“醉駕入刑”一旦入法施行，就有了普遍的約束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執法沒有例外。“高曉松案”因其后果嚴重，即便被告人高曉松認罪態度良好，法院依然處予其危險駕駛罪的最高刑罰，充分表明了人民法院依照刑法規定懲處危險駕駛犯罪的態度和決心，也彰顯了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本意，極大地維護了法律的威懾力與執行力。與此同時，借助高曉松名人效應的關注度，此類案件的審理和判決將對民眾產生相當的警示作用，具有典型意義。

五、外國人酒駕第一人：巴基斯坦籍男子醉駕案

5月14日零時37分許，巴基斯坦籍男子Jawaid Kamil酒后駕駛粵B牌照小車在羅湖區深南大道人民南路口時被民警現場查獲。經血液檢測，檢出其血液內乙醇含量為125.2mg/100ml。之后，Jawaid Kamil被刑事拘留，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偵查終結后，以被告人Jawaid Kamil涉嫌危險駕駛罪，于5月15日向深圳市人民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深圳市人民檢察院于5月16日以涉嫌危險駕駛罪對Jawaid Kamil提起了公訴。這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來首例外國人醉駕案。

2011年5月30日，深圳市中院依法開庭審理了此案。Jawaid Kamil當庭表示認罪，但他同時辯稱自己對中國的法律不了解，希望法院能從輕處罰。公訴人則表示，Jawaid Kamil的行為無疑已構成危險駕駛罪，醉駕在任何國家都是違法的，在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前，我們已經對醉駕入刑進行了廣泛的宣傳，Jawaid Kamil聲稱的“不懂中國法律”不能成為其逃避處罰的理由。庭審后，法庭并沒有當庭宣判，稱將擇日宣判。

評析：作為首例外國人醉駕案，被告人所稱的“對中國法律不了解”儼然不能成為其出罪的理由，等待著他的將是嚴厲的法律制裁與懲罰。作為刑法修正案(八)新增法律規定中最受人矚目的一條，“危險駕駛罪”是近年來各界努力推動的結果，反映了廣大民眾的呼聲，是我國法治建設以人為本的一個具體體現和可喜進步。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執法必嚴決定了法律的威懾力。法網恢恢，不疏更不漏，只有執法力度不斷加大，才會起到應有的威懾和懲戒作用，打消一些人的僥幸心理。該案還未宣判，不管該案的判決結果怎樣，經過了從逮捕到出庭這一道道嚴苛的司法程序，醉駕者本人不論是在心理上還是生理上都已然歷經洗禮，這不僅會對醉駕被告人起到有力的懲戒與教育作用，也會使這位巴基斯坦籍男子感受到了中國法律的執行力與懲戒力，樹立中國刑法的公信與權威，進而對更多的社會公眾起到積極的法制宣傳和警示作用。

六、酒駕致人死亡第一人：周壯成醉駕案

5月2日凌晨3時20分許，周壯成超速駕駛湘AA7972號轎車沿株洲市區紅旗北路由南向北行駛至翠竹路路段時，遇受害人周正騎自行車在其前方同向同車道行駛，周壯成的轎車正面撞擊其自行車尾部，周正當場從自行車上被撞飛，人被重重地拋在周壯成駕駛的汽車擋風玻璃上，造成周正當場死亡、兩車受損的交通事故。隨后，坐在車里的周壯成的朋友急忙撥打了120及110電話。醫務人員趕到現場后，受害人周正已當場死亡。5月2日，株洲市交警部門對事故現場進行勘測檢驗后，認定周壯成負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責任，受害人周正不負事故責任，周壯成同日被刑事拘留。5月3日，經公安部門委托，由株洲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對周壯成現場抽取的血液樣本進行鑒定，每100ml血液中酒精含量達到105mg，認定屬于醉酒駕駛。由此，周壯成成為今年5月1日“醉駕入刑”實施以來，全國首例醉駕致人死亡的肇事司機。

5月11日，石峰區人民檢察院以“交通肇事罪”對周壯成提起公訴，對于起訴罪名，公訴機關解釋道：危險駕駛罪是行為犯，醉酒駕車無論情節嚴重與否均可構成本罪，所以醉酒駕駛不以情節論，只要具有這種行為就應當受到刑罰處罰，而我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中規定的“交通肇事罪”，必須是肇事人造成嚴重過失的后果才給予刑事處罰。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穴八?雪》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從該款規定可以看出，如果由于危險駕駛行為造成了交通事故等后果，涉嫌構成其他罪的，應依法以處罰較重的罪名定罪處罰，因此，本案應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訴。目前，該案正在審理當中。

評析：本案周壯成醉酒駕車致人死亡，其行為涉嫌構成危險駕駛罪和交通肇事罪，一個醉駕行為牽連兩個罪名，但交通肇事罪的處刑較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本案周壯成可能將以交通肇事罪被定罪處刑，其面臨的將是法律的嚴厲制裁。周壯成醉駕造成的后果令人心痛，其因一時糊涂而將遭受嚴厲的法律制裁同樣給人以警醒，它再一次告誡人們，應該愛惜自己和別人的生命財產，遵守交通規則，遵守法律法規。

七、河北客車司機酒駕第一人：韓某醉駕案

2011年5月24日下午3時，秦皇島市公安交警支隊二大隊二中隊民警王超在海港區建設大街處理一起大客車與一輛小轎車刮碰事故中，發現大客車司機韓某有飲酒嫌疑，立即對其進行了吹氣式酒精檢測，發現其酒精含量高達185mg/100ml，屬醉酒駕駛。二大隊大隊長楊曉東立即通知事故中隊，對韓某進行了抽血保存和檢測。5月27日，物證檢驗報告確認，該駕駛人韓某當時血液內的酒精含量為168.6mg/100ml。據此，交警部門于當日下午決定對韓某處以7天刑事拘留，并依據程序向檢察機關報捕。目前，該案正在審查當中。運營客車司機醉酒駕車被刑拘，這在河北屬首例。

評析：營運客車關系著眾多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一旦司機醉酒駕車，不僅對整個交通秩序是巨大的威脅，對車內眾多的人身、財產安全也是巨大的威脅。因此相較于私家車主而言，公共客車司機酒后駕車其潛在的社會危險性要更大，更需通過嚴厲的刑罰予以遏制與防范。力度體現著嚴肅，不論是公安部下發通知要求，對違法犯罪行為不查處、不立案的，要嚴肅追究辦案人責任;還是各地警方正在掀起的氣勢如虹的執法浪潮，都表明了公安交警部門嚴格執法的決心。具體到該案，醉駕司機韓某不僅將面臨著拘役、罰金等刑事處罰，按照相關行政法的規定，其還要面臨終身禁駕的制裁。“一日酒駕、終生追悔”，因為一時的酒興，就要付出如此巨大的成本，這次教訓對他來說無疑是深刻的，也將對全社會起到極大的威震與懲戒作用，樹立法律的權威與公信。

八、英菲尼迪車主酒后肇事逃逸：陳家醉駕案

據公訴機關指控，2010年5月9日凌晨5點35分，被告人陳家飲酒后超速駕駛英菲尼迪牌小轎車，在由北向南行駛到長安街建國門外大街永安里路口時，違反交通信號燈，車輛前部撞上前方等候交通信號燈放行的菲亞特牌小轎車，后又撞在正常行駛左轉彎的639路公交車左前側。之后，陳家棄車逃逸。事故造成菲亞特車主陳偉寧和他6歲女兒死亡，陳偉寧的妻子重傷。當天下午三點多鐘陳家被查獲，經公安交管部門認定，陳家承擔此次事故全部責任。隨后，公訴機關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將其起訴。

2011年5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了此案。庭審中，公訴機關認為，陳家明知酒后不能駕駛機動車，卻違反交通法規駕車超速行駛，致兩人死亡，一人重傷，嚴重危害了社會公共安全，其行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陳家的辯護律師則認為，陳家的行為是過失而非故意，其在主觀上曾試圖避免事故的發生，只是沒有能夠采取合理的處置方式，同時陳家在駕駛過程中也并不存在追逐、飆車等危險行為，因此其行為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而不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法庭沒有當庭作出判決。

評析：該案發生在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因其后果特別嚴重，且在審理時刑法修正案(八)剛剛生效，因而備受關注。如果僅從醉駕行為來看，僅有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構成危險駕駛罪，可判處拘役、并處罰金，其處刑較輕;如果既有醉駕行為，又有醉駕肇事的既成事實和嚴重后果，則一行為牽連兩個以上的刑法罪名，法律上則適用重罪吸收輕罪的處刑原則，應以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其他罪名定罪量刑，處刑相對較重。但是，不管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還是辯護人辯稱的交通肇事罪，兩者在主觀故意上存在著明顯的不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觀上必須為故意，而交通肇事罪主觀上則為過失，行為人酒后駕駛車輛，其主觀到底為故意還是過失，不能僅依據當事人的陳述，要根據一定的客觀現實進行綜合判斷，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它直接關系到案件的定性，同時這也是司法機關在處理“醉酒駕車”行為時不得不面臨的一道難題，值得我們思考與探討。

在豪飲風興盛、酒桌文化頑固環境的熏陶下，要將酒后駕車行為進行有效地控制與治理，任重而道遠。反觀之前，酒后駕車行為之所以屢禁不止，發案率居高不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執法不嚴，“前緊后松”的運動式執法、“看菜下碟”的選擇性執法等現象大量存在，極大地損害了法律和執法部門的公信力。因此，“醉駕入刑”新規的應運而生，一個重要意義正在于從原來的突擊式檢查、選擇性執法，轉為依靠法律為后盾的常態化控制與管理，實現打擊與治理酒駕行為的長期化、制度化。面對一個個典型而生動的真實案例，人們更應當有所警示，更應當學會自控。隨著“酒駕入刑”觀念的更進一步深入以及執法力和公信力的進一步加大，人們不僅會關注“第一人”，關注高曉松，更會關注“每一個”。只有治理堅持不懈，力度持續不減，才能真正有效控制與遏制醉酒駕車行為，維護社會公共交通秩序的安定與有序，維護百姓的安寧與和諧。

醉駕入刑以來這么多年過去了，大家對這樣一些案例的記憶也淡淡的散去，即使是那時候在個條例上跌了重重一跤的注明創作人高某某也早已重新開始了新的生活，重新活躍在了公眾視線里。事件的結束并不意味著法律的威懾力在減輕，公信還在，警鐘長鳴，希望每一位讀者能約束好自己的行為，為自己，也是為這個社會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