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暫緩起訴制度符合公訴價值目的

公訴的首要價值在于保護權利、維護法治秩序。在專制主義制度下，控辯不分的糾問主義訴訟模式主要以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秩序、懲罰犯罪為目的。國家追訴主義比私訴更有利于懲罰犯罪，刑訊逼供是最有效、快捷的追究犯罪的手段，追究犯罪上升為刑事追訴的首要價值。在這樣的訴訟目的和價值追求下，權利的維護無從談起，所有的當事人都成為了追究犯罪的客體，人的主體性完全被否認了。以控訴分離為主要標志的現代刑事訴訟把維護權利提升到了首要的位置，被追訴人不再是追訴犯罪的客體，在被最終確定有罪之前都是無罪的公民。公訴一方面通過追究犯罪，恢復被破壞的法治秩序，達到維護法治秩序的目的，另一方面通過刑事訴訟程序來維護被追訴者的權利。一系列公訴原則的確立，成為訴訟程序本身對權利維護的重要工具。公訴權不僅僅包括提起公訴，更包括不起訴、暫緩起訴，特別是隨著公訴裁量權的擴大和非刑罰化潮流的發展，追究犯罪和懲罰犯罪已經不是公訴的唯一的目的，而矯正犯罪，恢復已被破壞的法治秩序才是公訴權首先要考慮的價值。因此，最有利于恢復被破壞的社會秩序，維護被害人、被追訴者的權利以及一般社會的權利，成為公訴的首要價值選擇。暫緩起訴制度正體現了公訴的價值選擇。

2、暫緩起訴制度符合恢復性司法的目的

19世紀中葉，起訴法定主義的缺陷促使其過渡到起訴便宜主義，后來又發展到起訴法定主義和起訴便宜主義的結合。起訴制度發展到今天，雖然有了巨大的進步，但是依然存在著極大的缺陷。正如一位國外學者所說：“以是否起訴的決定權集中在國家手中為特征的現代英美國家的職業化和官僚化的刑事司法體系是直到19世紀后半葉才出現的，這一體系在不同時期曾徘徊于注重改造，還是強調報復的刑罰模式之間，而兩者注意力其實都集中在犯罪人身上，其無意造成的結果是日復一日的司法程序中忽視了受害人和社會這兩個因素。….‘國家偷走了矛盾’，而這樣做的后果就是篡奪了受害人遭受侵害后尋求修復和補償的能力。”正是基于對犯罪的改造、對被害人權利的保護及對社區關系的恢復的重視，人們開始尋求另一種矯正犯罪、保障權利、修復社會秩序的新途徑，恢復性司法便開始產生了。恢復性司法與我國的“社區矯正”有異曲同工之效，只是社區矯正是對被判處非監禁刑罰罪犯的一種幫助其重新回歸社會的矯正活動，注重的是對罪犯的矯正。而恢復性司法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其目的在于，“追究犯罪并不僅僅是為了實現刑罰的懲罰功能，更重要的是通過追究犯罪，達到預防犯罪、促使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的和解、恢復犯罪給被害人造成的精神和物質的傷害、修復因犯罪行為給社區帶來的破壞的效果。為此，應讓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社區參加到追究犯罪的過程中，以達成共同的諒解，化解矛盾，尋求最有利地實現恢復犯罪影響的各種措施。”恢復性司法的研究先驅、美國學者馬*爾提出，恢復性司法應該預防犯罪，更有效地幫助受害人，以及重建社區。……這需要努力恢復三種團體，即犯罪人、受害人和更廣泛的社區，因為他們是犯罪中的主要關鍵人物。應該恢復他們的物質和情感的損失，恢復他們的安全感、恢復被破壞的關系、尊嚴和自尊。暫緩起訴制度是實現恢復性司法的有效的法律措施，體現了恢復性司法的價值，并使恢復性司法制度化、法律化。它體現了國家對刑罰目的的重新認識，以及對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保護，它有利于恢復遭到犯罪破壞的社會秩序，體現了對人的尊嚴的尊重，貫徹了人本主義關懷的現代價值觀念，并利于實現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成本的訴訟理念。

3、暫緩起訴符合法律經濟學效率的理念

法律經濟學的興起,使暫緩起訴制度有了系統的依據。法律經濟學理論的核心就在于:所有法律活動,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個法律制度事實上都在發揮著分配稀缺司法資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動都要以資源的有效配置、效率最大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動都可以用經濟的方法來分析和指導。效率指的是這樣一種狀態:當任何偏離該狀態的方案都不可能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其他人不受損,這就是帕*托準則,效率描述的是一個特殊的均衡點,是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狀態的結果。法律效率所追求的是以最經濟的方法來實現公正的目標,而另一方面公正的獲取具備一定的效率的前提下實現的,效率也是評價公正的一種尺度。具體到刑事訴訟領域,就是形成一種有效益的程序理論,它從程序經濟角度出發強調刑事訴訟效率價值,主張刑事司法資源的有效使用和優化配置。從20世紀開始,一種以突出訴訟效率價值為主導的司法改革趨勢在西方各國刑事訴訟理論和實踐中發展起來,并得到了各國立法與司法機關的肯定。無論是美國的辯訴交易,還是意大利的五種刑事訴訟簡易程序,都表明提高訴訟效率已成為當代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當務之急,暫緩起訴制度也是順應這種改革趨勢而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