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損害是指因醫療行為對患者所造成的人身損害、財產損失、精神損害以及對患者名譽權、隱私權和知情同意權的侵害，是醫療行為所引起的對患方不利的一切事實和后果。醫療損害事實主要包括對患者生命健康權的侵害、對患方財產權的侵害、對患者名譽權的侵害、對患者隱私權的侵害、對患方知情同意權的侵害、因錯誤受孕或錯誤生產引起的損害以及對患方的精神損害等。現對這些醫療損害的主要內容分述如下：

(一)對患者生命健康權的侵害

公民的生命健康權是公民享有其他權利和進行各項活動的前提和基礎。世界各國民法和相關的法律都規定了對公民生命健康權的特殊保護。我國《民法通則》第98條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在醫患關系中因醫方施行的醫療行為對患者造成人身傷殘或死亡的，就是對患者生命健康權的侵害。具體說，對患者生命健康權的侵害應包括以下三項內容：

第一，對患者生命權的侵害。生命是自然人作為權利主體而存在的物質前提。生命安全是公民從事民事活動和其他社會活動的基本要求。生命權是指自然人能生存于社會，維持正常的生命活動、生命安全不受非法侵害和剝奪的人格權，它是自然人最基本的人身權利。它以自然人生命安全為客體，以維護人的生命活動的延續為其基本內容，其實質是禁止他人非法剝奪生命而使人的生命按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延續。

我國法律嚴格禁止非法剝奪或危害公民生命的行為，對于侵害生命權的行為，國家以刑事制裁手段進行懲罰的同時，還以民事制裁的方式，強制犯罪分子以自己的財產向受害人及其家屬作出經濟上的賠償。醫療行為對患者生命權的侵害表現為由于醫師的過失而使患者喪失生命的行為，對于這種導致患者死亡的醫療過失行為，醫方在依法承擔相應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對患者健康權的侵害。所謂健康是指人體各器官系統發育良好、功能正常、體質健壯、精力充沛并且有良好勞動效能的狀態。自然人的健康包括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兩個方面，因此健康權應包括生理健康權和心理健康權。但是，由于法律已承認精神損害賠償，心理健康權就屬于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范疇。所以，這里所說的健康權只是指生理健康權。健康權是指自然人以其機體生理機能正常運作和功能完善發揮，以其維護人體生命活動的利益為內容的人格權。

健康權一般包括兩項最基本的內容：一是健康維護權，是指公民享有保持自己健康的權利和這項權利受到不法侵害時訴諸法律保護的請求權;二是勞動能力，是指自然人從事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活動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總和，是公民健康權的一項基本人格利益。在醫療實踐中，醫療行為對患者健康權的損害事實表現在對自然人生理機能的正常運行和功能完善發揮的損害上。

這種損害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在當時的醫療技術條件下，本來可以治愈的疾病而沒有治愈。例如：某男，27歲，因踢球不慎摔傷左肘部，當即被送往某市醫院治療，由于醫師違反骨科治療常規，采用強行扳拉，造成患者左肘部運動受限，活動范圍在5度左右，鑒定為七級傷殘。二是對患者身體正常部位的損害而導致器質性的和功能性的損害。例如：某幼女，6歲，因患急性闌尾炎，由其父母送至某醫院做手術，在手術過程中因醫師的過失誤切了患者右側卵巢組織，造成患者殘疾，侵害了其健康權及肢體器官的完整權。

第三，對患者身體權的侵害。法學意義上的身體是指自然人的生理組織的整體，即軀體。身體是由頭-、肢體、器官、其他組織以及附屬部分如毛發、指甲所構成的一個整體，具有完整性的基本特征。身體權是自然人維護其身體完整并支配其肢體、器官和其他身體組織的人格權。身體權以公民的身體及其利益為客體，因而身體權與健康權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區別：一是身體權的客體是身體，而健康權的客體是健康;二是身體權體現的利益是公民身體組織的完全性，健康權體現的利益是公民肌體功能的完善性;三是身體權是公民對自己身體組成部分的支配權，健康權則沒有明顯的支配性質。

但是，法學界對《民法通則》規定的“生命健康權”中是否包含“身體權”有不同的理解。我國傳統的民法理論一般不承認身體權為獨立的人格權，只承認自然人享有生命健康權，將身體權置于生命權或健康權之中，對身體權的侵害通過保護生命權、健康權來救濟。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多數學者認為身體權是一項獨立的民事權利，為自然人所享有并與其生命權、健康權相區別，各為獨立的民事權利。

這種理論已經成為我國的通說，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也確立了身體權為獨立的人格權。國內外司法判例已表明在醫療領域中對患者身體權侵害的情況時常發生，這種侵害行為具體表現為醫師違反診療護理目的和技術規范，導致患者身體的完整性受到損害。如在未經患者同意的情況下，醫師將患者身體組成部分的血液、皮膚、個別器官(腎臟、角膜)等抽出、切除或移植等行為，都是醫師對患者身體的完整性作了不必要的處置，屬于侵害患者身體權的行為。

(二)對患方財產權的侵害

侵害財產權是指侵權行為造成受害人財產損失的行為，而財產損失是指受害人因其財產或人身受到侵害而造成的經濟損失。財產損失是可以用金錢的具體數額加以計算的實際物質財富的損失。這種實際的損失不僅在侵害財產權益的情況下出現，而且也在侵害他人的人身權益的情況下間接或附帶地出現。

一般來說，財產損失可以劃分為兩種。一是直接損失，它又稱為積極損失，是指受害人為了補救受到侵害的民事權益所為的必要支出。它表現為損害行為直接作用于侵害的財產或直接作用于受害人的人身或人格，而導致受害人財產數量的減損或發生不必要的財產(金錢)支出。對于直接損失，原則上應當全面賠償。二是間接損失，它又稱消極損失，是指由于受害人受到侵害，而發生的可得的財產利益的喪失。這種損失表現為，在受害人受到侵害時，該財產權益尚未存在。

但是，在一般情況下如果受害人不受到侵害，這種財產上的權益，必然或者極有可能得到。間接損失是否應當得到賠償，應根據具體案件中的受害人在未來得到該項“可得的”財產利益的可能性的大小而決定。如果受害人將來得到財產利益的可能性極大，該間接損失就應當得到賠償。如果受害人得到該財產利益的可能性較小，該間接損失也就不應予以賠償。醫療過失行為造成患者傷殘、死亡的后果，就必然導致患者及其近親屬不必要的財產支出。

對于這種損失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醫方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民法通則》及其相關的司法解釋、《條例》等，對患方因醫療損害而引起的醫療費、誤工費、住院伙食補助費、陪護費、殘疾生活補助費、殘疾器具費、喪葬費、被扶養人生活費、交通費、住宿費等財產損害應賠償的項目及賠償的計算方法和數額作了規定。

(三)對患者名譽權的侵害

名譽是指社會不特定的多數人對特定主體的品德、才能及其他素質的社會綜合評價。對于被評價者來說，這種評價不依賴于其感覺和思維，它具有社會性、客觀性和特定性的特點。自然人的名譽權是由民事法律規定的民事主體所享有的獲得和維持對其名譽進行客觀公正評價的一種人格權。

也就是說，自然人就其獲得的品德和社會評價不受他人侵害的權利，這種權利具有專屬性、非財產性的受限制性的特點。醫療行為對患者名譽權的侵害，主要發生在醫師在診治過程中對一些社會輿論認為有傷風化的疾病的誤診，或者未履行保守秘密的義務，而使患者所處的群體對其社會評價減損的情況。

具體說，醫療行為對患者名譽權的侵害應當具備誤診、未履行保守秘密的義務和該疾病為易引起對患者社會評價減損的疾病等三個要素。例如：某女，41歲，就診到某醫院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在進行血常規、肝功能化驗時，誤診其患有艾滋病，醫方沒有履行保守秘密的義務，不負責任地散布其患有艾滋病的信息，并將她驅趕出醫院，這給該女士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和痛苦，影響了其名譽。醫方的這種誤診及沒有保守患者秘密的行為侵犯了患者的名譽權。

(四)對患者隱私權的侵害

隱私又稱私人的生活秘密，是指有關個人生活領域的一切不愿為他人所知的事情。隱私權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個人不愿公開的有關個人生活的事實不被公開的權利。侵害隱私權一般表現為非法搜集、刺探或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隱私和泄露因業務或職務關系掌握他人秘密的行為。我國《民法通則》沒有明確規定隱私權，依據最高人民法院對《民法通則》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將對隱私權的保護歸并到對名譽權的保護范疇之中。

實際上，隱私權是自然人的一項獨立的權利，它與名譽權存在著明顯的區別。在現實生活中，為了進一步貫徹和執行對患者隱私權的保護，1999年5月開始實施的《執業醫師法》第22條規定，醫師在執業活動中應履行“關心、愛護、尊重患者，保護患者隱私”的義務。在診療護理過程中，醫方侵犯患者隱私權的行為主要有兩種：一是接觸或窺視患者的身體。

醫師在診療時，檢查患者的身體，需得到患者的同意。如果患者不同意，醫師就不能強行檢查，否則就是侵犯了患者的隱私權;二是散布患者的私人信息。對患者生活信息秘密保密權的侵害，包括身體缺陷、心理缺陷、患有礙社會風化的疾病等。這些私人信息一旦散布出去，在造成患者精神痛苦的同時，亦會引起患者社會評價的降低和名譽的減損。如某音像出版社為拍攝一部反映計劃生育情況的專題片，在未經產婦及其家屬同意的情況下，擅自進入分娩室，觀看、拍攝了產婦分娩的全過程。音像出版社和醫院的這一行為，侵犯了該產婦的隱私權。

(五)對患方知情同意權的侵害

知情同意權是指患方在選擇和接受診斷與治療過程中有權獲得必要的信息，并在理性的情況下作出決定的權利。它包括對患者所患疾病的知情權、對診療措施的選擇權和同意權等。由于醫學對于患方來說一般是陌生的或者是知之甚少的，患者有權了解對自己身體疾病進行治療的相關真實的信息。

醫師給予患方有關診療行為的正確無誤的信息是其應盡的義務，無論是治療行為的優點還是缺點，均應向患者進行真實客觀的說明和告知，這是患方充分行使自主決定權的前提和基礎。《條例》第11條規定，在醫療過程中，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應當將患者的病情、醫療措施、醫療風險等如實告知患者，及時解答咨詢;但是，應當避免對患者產生不利后果。《執業醫師法》第26條規定，醫師應當如實向患者或其家屬介紹病情，但應當注意避免對患者產生不利后果。《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3條規定，醫療機構施行手術、特殊檢查或者特殊治療時，必須征得患者同意，并應當取得其家屬或者關系人同意并簽字。

這些規定已充分說明患方的知情同意權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因為任何一項醫療行為的實施都會不同程度地對人的機體造成一定的損害，甚至危及生命，因此患者所享有的知情權、選擇權和同意權一定要得到充分的保障。讓患者在充分知悉相關信息的基礎上作出決定是法律賦予患者的權利，不可侵犯。由于醫方違反法律規定沒有對患方切實履行告知說明義務，從而引起患方醫療損害的，就應當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例如，1999年12月8日，原告張某起訴被告醫院在為原告行剖宮產手術時，在原告及家人不知情、未履行任何簽字手續的情況下，擅自為原告行右側卵巢切除術，造成原告身體內分泌嚴重失調的損害后果，醫方行為侵犯了原告的知情同意權。

(六)因錯誤受孕或錯誤生產而引起的損害

我國近年來，由于在母嬰保健中胎兒篩檢、產檢技術的廣泛運用，孕婦為保證生產健康的嬰兒與醫方建立母嬰保健服務合同關系，定期進行產前檢查，但因醫方檢查失誤，出現了新的醫療糾紛，如錯誤受孕或錯誤生產而引起的醫療損害賠償訴訟案件。在實務中，由于立法的缺位，對這類醫療糾紛缺乏統一的認識，法院對相同的案件進行審判時作出的判決結果有時卻大相徑庭。因此，對此類醫療糾紛的解決，應當以損害賠償法理論為基礎，依據相關的法律規定，區別不同的情況作出科學合理的裁定。

第一，因錯誤受孕而引起的損害。所謂錯誤受孕是指因醫療過失實施絕育手術或避孕藥處方不當，造成婦女再度懷孕生子的情形。它既可能是因為實施不當診療行為所致，也可能是由于絕育手術本身存在再度懷孕的風險，而未履行告知說明義務所致。在錯誤受孕情況下，出生的嬰兒通常是身體健康的，只是嬰兒的出生不在父母的生育計劃范圍之內。醫師只是違反了合同約定的義務，未采取適當的醫療行為或告知手術的風險，致使手術未能達到原告預期的避孕的目的，對此醫方應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這種損害賠償的范圍應當包括：絕育手術費、人工流產手術費、分娩費、因分娩而引起的收入減少以及因再度懷孕、再度手術等情形而導致的精神損害等。

第二，因錯誤生產而引起的損害。所謂錯誤生產是指由于醫方的醫療過失行為而導致父母生下具有生理缺陷的子女的情形。這種情況多發生在孕婦擔心胎兒患有疾病，請醫師診察，醫師因失誤未能檢查出胎兒的生理缺陷，致未墮胎而生下患有生理殘疾的子女。例如，我國臺灣地區士林法院于1995年審理的一起案件中，原告系高齡產婦，恐生下唐*癥等有身心障礙的兒童，乃到被告醫院產檢，因被告醫院從事羊水分析及判讀具有過失，未檢出胎兒染色體異常和患有唐*癥，并告知胎兒一切正常，致原告未實施人工流產，最_后產下患有唐*癥候群、無肛癥、動脈導管閉鎖不全之重度殘障兒。在我國大陸也出現過此類案例。

在這類訴訟案件中，醫方的損害賠償責任是明顯的，這種損害主要是指因醫師沒有履行高度的注意義務，違反約定的醫療服務合同而導致患方的損害。但是，這里的“損害”并非指的是缺陷兒的出生，因為從維護人的尊嚴出發，人的出生無法被視為是一種“損害”。這種損害賠償的范圍應當包括：缺陷兒的醫療費、缺陷兒的護理費、缺陷兒的特殊教育費以及缺陷兒父母遭受的精神損害撫慰金。

(七)患方的精神損害

精神損害是指受害人在受到侵害后精神上的痛苦和肉體上的疼痛等方面的損害。精神損害表現為受害人生理、心理上的痛苦，它是非財產損害的一部分，與財產的增減無直接關系。民法理論研究的精神損害還必須受限于法律法規有規定的內容。根據外國立法經驗和我國近年來的司法實踐來看，出現獨立的或非獨立的精神損害以及其內容方面的豐富與完善，對保護自然人的合法權利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精神損害不僅存在于人格權受到損害的情形，也存在于生命健康權受到損害的情形。外國一些發達國家的立法和司法判例，早已確認了醫療損害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

我國《民法通則》雖然沒有明確規定此項制度，但從其立法精神來看，請求侵權人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符合民法的精神，并在司法實踐中已經承認了民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因為發生醫療損害給受害人及其親屬造成的身心痛苦以及精神上的打擊和創傷是客觀存在的，對他們給予精神損害賠償具有其合理性。我國最高司法機關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于2001年3月公布實施的《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對精神損害賠償的基本問題作出了規定。

《條例》第50條亦明確規定，對因侵權行為遭受損害的受害人及其親屬應當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即依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和相關行政法規的規定，因醫療行為侵害患者的生命健康權造成患者傷殘或死亡后果的，或者侵害患者名譽權、隱私權、知情同意權的，或者因錯誤受孕或錯誤生產引起損害的，從而引起患者及其近親屬身心痛苦導致精神損害的，患者及其親屬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醫方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筆者認為，在我國醫療損害賠償訴訟中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不僅完全符合我國社會發展的趨勢，而且也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法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