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事故罪調查報告

一、醫療事故罪的歷史沿革與現狀研究

(一)醫療事故罪的歷史沿革

醫療事故罪的立法，可以說歷史久遠。古埃及時期就有法律規定，醫師的治療活動需按圣書記載的形式進行，如按規定形式治療，雖將患者治死，醫師亦無罪;否則，病人被治死，醫師需償命。公元前18世紀，古巴比倫第六代國王**拉比頒布的《**拉比法典》也對醫療事故的刑事責任有明確的規定，該法典第218條規定：“若醫生用手術到施行大手術而將自由民治死，或者用手術刀切開膿腫而毀壞了自由民的眼睛，則罰以斷手之刑。”但在現代西方國家，尤其是大陸法系國家，醫療事故犯罪屬于業務過失犯罪，一般沒有另作專門規定。

在我國公元前800多年的《周禮十失》一書當中，有明確規定：“醫師掌醫之政念，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瘧疾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初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周禮》是一部由官方編撰的關于醫療事故的規定，雖未涉及醫師刑刑事責任，但也對后世立法與理論產生巨大影響。現在能夠看到的古代法典中，《唐律》是最早規定醫療事故罪的。“諸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神誤者，醫絞。”唐朝后的歷朝律典，都以《唐律》為范本，均有醫療事故犯罪的刑事責任的規定。

到我國建國初期，由于沒有統一的刑法典，對于醫療事故犯罪的刑事責任都是由行政法規加以規定的，直到1997年，修訂刑法時，立法采納了名方意見，在刑法中確定了醫療事故罪，其中最重要的是2002年通過的兩個文件，即《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和《醫療事故分級標準》。至此，我國關于“醫療事故罪”有了明確規定。

(二)醫療事故罪的現狀研究

建國后，我過對醫療事故刑事責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建國初到國務院《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的頒布，時間是1950-1987年，在這個階段，探討醫療事故罪的學術論文極少，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之前，學術界受到多方面的禁錮，學術期刊少，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們便開始從理論上討論醫療事故犯罪及其刑事責任問題了，討論較多的是應否追究和如何追究醫療事故責任人的刑事責任，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王*翼，張之又發表于1982年第四期《政法論壇》的《談談重大醫療事故的定罪問題》，于新華發表于1984年第五期《法學雜志》的《重大醫療責任事故該定何罪名》等。

第二階段是從《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的頒布到1997年刑法的修訂，這個階段學者們對醫療事故犯罪的研究就比較多了，尤其是在1994年前后，有許多文章發表，此處就不一一作談了。

第三階段是從1997年刑法的頒布至今。在這一階段，法學界和醫學界對醫療事故的研究非常活躍，不僅發表了大量學術論論文，也有人以醫療事故罪作為研究課題寫出了不少碩士論文，博士論文。甚至出版了幾本包含醫療事故犯罪等內容的學術專著，同時，在研究的問題上，不僅范圍涉及醫療事故的各個方面，而且也比以前要深入細致得多。很多作品不再籠統地就醫療事故罪構成要件的每一個方面進行論述，而是就某些專題展開專項研究。

二、對“嚴重不負責任”的認定

(一)對“嚴重不負責任”的理解

所謂“嚴重不負責任”，是指醫務人員在診療護理工作中，粗心大意，漫不經心，擅離職守，不履行，不正確履行或不及時履行醫療護理職責，其外在的客觀表現是違反規章制度和診療護理常規。”“嚴重不負責任”是構成本罪的必要條件之一，這一條件將本罪限定于責任事故等范疇，醫療技術事故不構成本罪。這里的規章制度，是指診斷、處方、麻醉、手術、輸血、護理、化驗、消毒、醫囑、查房等各個環節的規程，規則、守則、制度、職責等要求等。這些規章制度，一般都明文規定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及其有關部委、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關機構制定的法律、組織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規章及醫療衛生單位自己制定的規范性文件中，這些規章制度是診療護理工作規律性的經驗總結，是開展診療護理工作所必須遵守的規范和依據。違反這些規章制度，醫療活動的安全就沒有保障，這里的診療護理常規，則是指經長期診療護理實踐證明行之有效，而被公認為應當遵循的操作習慣與慣例。

(二)對“嚴重不負責任”主觀方面的認定

我國刑法第335條規定為“嚴重不負責任”，沒有故意和過失的附加說明，但，2002年國務院頒布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指出，醫療事故是一種過失行為，在行政鑒定中將這種過失行為按照我國通常法律認識，劃為疏忽大意的過失和過于自信的過失兩大類。在刑法研究中，絕大部分學者也認為醫療事故犯罪的主觀方面是過失所致。

三、關于醫療事故罪有關鑒定的問題

(一)關于醫療事故罪訴訟前置性問題

有權威學者認為，“不應將衛生行政部門的鑒定和處理作為所有醫療事故案件的必經程序，更不應將其作為立案的先決條件。是否有必要提起醫療事故鑒定，法院應享有主動權和動機權，可根據案件情況自行決定。”

(二)關于醫療事故罪技術鑒定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和機構設置問題

按照行政法規的規定，堅定委員會由衛生行政部門從有權威、有臨床經驗、作風正派的醫務人員和衛生行政管理干部中提名產生。因此，鑒定委員會由“衛生系統一家獨攬”。“鑒定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是來自衛生系統的醫療單位或行政管理部門。”這就造成當地的醫療事故由當地的堅定委員會鑒定，而鑒定委員會的人員又與醫院或當事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衛生部門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鑒定的公正性必然受到影響。

因此，有學者建議應當由公安機關來負責組建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并主持醫療事故的鑒定，并實行對鑒定人的回避制度。同時應當吸收法醫參與到醫療事故的鑒定中。對于醫療事故罪技術鑒定的機構設置問題，《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第12條規定，省(自治區)分別成立省(自治區)、地區(自治州、市)、縣(市、市轄區)三級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因此，沒有一個最高的醫療事故鑒定機關，使得不服省級醫療事故鑒定結論的當事人無法獲得充分的權益保障，這就排除了為醫療鑒定“翻案”的可能。

(三)關于醫療事故罪鑒定程序和舉證責任問題

在現行體制下，整個醫療鑒定程序都是在醫療機構間封閉運轉，病人及其家屬對整個鑒定過程是怎樣進行的一無所知，因此，有個別學者還提出吸收法律專家、律師、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加，作為鑒定的見證人，來監督鑒定過程是否合法、規范、以增加鑒定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對于舉證責任問題上，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從而確立醫療糾紛案件的“舉證責任倒置。”但是，由于醫療事故罪是檢查機關起訴的公訴案件，其證明責任有控方承擔。一些學者認為，在“醫療事故責任中，因果關系的認定與醫療過失的認定一樣，須采用舉證責任倒置的辦法。”這樣，“有利于司法機關查明案件的有關情況，正確的適用法律，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此外，還有學者對鑒定結論作為證據的專斷性提出疑問，認為它“導致鑒定結論左右司法機關的執法”這一不公平現象。本文至此不加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