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是處于平等對抗地位、有糾紛的雙方向處于中立地位的裁判方告訴其糾紛，并請求裁判方解決其糾紛的活動。

重要性評價是對某一制度運作效果的評估方式之一。它有兩個導向，其一是結果導向，其二是經驗導向。從結果導向角度進行評估時，應圍繞到案階段對實現訴訟目標的影響力進行分析。它有兩個具體維度：一個維度是對實現偵查目的、提高偵查效率的影響，另一維度是對犯罪嫌疑人訴訟命運的影響。而從經驗導向的角度，到案階段影響力是一個客觀范疇，應根據其實際運作的狀況進行分析、判斷。總之，如果偵查到案的制度實踐表明到案階段對訴訟目標的影響越大，則此一制度在刑事程序中就越加重要。

(一)從偵查目的角度的認知

從偵查目的角度，法國、英國的警察拘留和我國的偵查到案都是偵查程序中相當重要的查證階段。其中，法國和我國的到案階段在查證功能方面尤其突出，而英國的拘留訊問對案件處理有著重大影響。

在法國，因案件類型的差異而存在不同的偵查機制。總體上，重罪案件應當經歷完整的偵查程序，包括初步偵查、警察拘留和預審階段;輕罪案件和違警罪案件通常只須進行初步偵查和警察拘留。對三個偵查階段比較發現的第一個結論是，預審階段在偵查程序中的作用日趨淡化。一個直接的證據是，很長時期以來，進人預審程序的案件比例不斷降低。20世紀80年代初期，預審法官每年偵查的案件降至6萬余件，而警察獨立偵查終結的案件達100萬件以上，預審案件約占5%;而在在檢察官提起指控的984699件刑事案件中，僅有35202件經過預審階段，預審案件的比例已降至3。5%。與預審階段相比，所有案件都應經歷初步偵查階段，大部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還會被警察拘留。

第二個結論是，在經歷了完整的偵查程序的案件中，到案階段的查證功能突出。對三個階段分別搜集的證據情況進行分析后可以發現，不同階段的查證功能并不相同。初步偵查圍繞犯罪現場進行，具有探索事實和發現嫌疑人的查證功能。這一階段的查證主要包括現場勘查、尸檢、搜查、搜索等，緊隨案件發生而展開。偵查人員的主要任務是證實所發生的事件是否構成犯罪，在此基礎上尋找適當的犯罪嫌疑人。預審階段的調查以補充和復核證據為主要途徑。補充性的調查有提取兇器、鑒定，復核性的調查包括人身檢查、對質。預審調查之所以具有補充性或復核性特點，主要原因是大部分證據已在初步偵查和警察拘留階段搜集在案。與上述兩個階段相比，拘留階段的查證主要圍繞犯罪嫌疑人展開，具有證實犯罪的功能。各種調查中，最重要的是訊問。其他的調查雖與訊問無關，但仍以嫌疑人為直接對象，如對嫌疑人的酒精檢測，搜查、扣押嫌疑人物品，安排與事主進行對質，等等。故就作用程度而論，警察拘留階段與初步偵查階段不分軒輊，但遠強于此后的預審階段。JacquelineHodgson在法國五個地區進行的數十次訪談發現，司法警察和檢察官們習慣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拘留期限展開訊問;當訊問展開后，司法警察的主要任務就是構建書面的認罪記錄;為獲得認罪供述，司法警察常常借助多種策略展開壓力式訊問。根據BronMcKillop對五起輕罪和一起重罪案件的卷宗分析可發現，犯罪越嚴重，拘留調查收集的證據就越多。在一起重罪案件中，拘留階段收集的證據有26份，而拘留前的最初調查只有6份，預審階段也不過12份。

我國的偵查到案措施包括傳喚、拘傳、留置、口頭傳喚和抓捕等，其持續時間通常不超過48小時。在偵查程序的整體框架下，到案階段前接立案、破案階段(可統稱“初步偵查階段”)，后續羈押(刑事拘留、逮捕)階段。比較發現，初步偵查階段以線索發現功能為主。其中，在立案審查環節，偵查機關也會詢問相關人員，以判定是否有犯罪事實發生，但這些材料通常不會裝入正式的卷宗之中。在偵察破案環節，幾乎所有的偵查行動都具有秘密性，偵查人員對證據情況也會簡單記載，但不是采用嚴格的書面形式予以固定。作為初步偵查的結果，以證據形式載入卷宗的一般只有現場勘查資料。從偵查人員角度，這主要是考慮到犯罪嫌疑人尚未確定，以法定形式固定證據并無訴訟價值。但另一方面，無論是立案審查還是偵察破案的調查，都會發現大量證據線索，這些線索就成為此后階段證據轉化的基礎。

包括訊問在內的查證基本集中于偵查到案與偵查羈押階段，而這兩個階段查證功能的大小可以進行數據比較分析。筆者在三個地區進行的考察發現，到案階段與羈押階段的查證功能較為相當。然而，考慮到到案期間遠遠低于羈押期間這一因素，到案階段實際上承擔了主要的查證任務。在樣本案件中，到案階段的平均訊問次數為2.0次，訊問密度為3.75小時/天，而偵查羈押階段中刑拘、逮捕的平均訊問次數為1.5次、1.7次，訊問密度低至0.15小時/天和0。0.4小時/天;其他主要證據的查證方面，到案階段平均為4.55個，查證密度為4.55個/天，刑拘、逮捕階段平均分別為4.6個和1.4個，查證密度分別為0.195個/天和0。02個/天。

英國刑事審判實行傳聞證據排除規則，偵查中收集的書面證據資料不具有證據資格，但拘留階段訊問的意義卻非同尋常。在拘留結束時，犯罪嫌疑人是否認罪對案件處理有著決定性的作用。首先，從訊問結果看，嫌疑人接受訊問率較高且供述率不低。多項研究發現，大約3/4的犯罪嫌疑人在拘留階段接受警方訊問。就供述率而言，也有超過50%的嫌疑人作出供述。其次，從訊問結果與案件處理的關系看，接受訊問或供認有罪的嫌疑人絕大部分被作出認定處理，拒絕審訊或供認的嫌疑人中無罪處理的比例較高。CorettaPhillips和DavidBrown的研究發現，已認罪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中被指控、警告的比例達88%。無進一步行動的比例只有7%;未認罪的嫌疑人中，被指控、警告的比例只有56%。無進一步行動的比例高達35%。

(二)從犯罪嫌疑人訴訟命運角度的認知

對于法國、我國和英國，偵查到案也是決定犯罪嫌疑人訴訟命運的關鍵性階段，這主要是從到案階段終結時的案件處理結果方面體現出來。具體而言，通過偵查到案階段的訊問和調查，相當比例的嫌疑人或被排除犯罪嫌疑，或被非刑事處理，而從刑事程序中解脫出來。

在法國，在警察拘留結束時，偵查機關對案件的處理形式包括不予立案和追訴決定，后者又包括立案偵查、直接出庭和立即出庭等。在此方面，缺乏直接、全面的統計數據。但**法尼等指出，相當一部分輕罪案件都以不予立案決定終結，在違警罪案件中，這一比例更高。[14]不予立案決定意味著指控證據不足或嫌疑人不構成犯罪，相應地，偵查機關應當立即釋放嫌疑人。

在我國，偵查到案不過是偵查程序的中間階段，其案件處理包括繼續偵查和終止偵查兩種情形。在作出繼續偵查的決定時，偵查機關對犯罪嫌疑人可以采取刑拘、逮捕、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強制措施;而在終止偵查的情況下，應解除其犯罪嫌疑，予以釋放。筆者對S省兩個區、縣留置適用情況的考察發現終止偵查和繼續偵查的比例基本相當，終止偵查的形式包括釋放、治安處罰、強制戒毒等。其中，N縣公安局1999年留置轉為刑拘的比例只有40.1%。釋放比例則高達47%;J區公安局2004年度留置轉刑拘比例為42.4%。釋放、治安處罰等終止偵查的比例達45.9%。

在英國，拘留階段結束時，警察的處理主要包括提起指控、警告和無進一步行動。其中，無進一步行動即撤銷案件、排除被拘留人員的犯罪嫌疑，警告則是由警察直接作出的處罰決定，類似我國治安處罰中的警告、訓誡。《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實施以來的五項研究發現，提起指控的案件約為所有拘留案件的50%。其變化幅度為43%-54%。無進一步行動則占20%-43%。警告比例在14%-21%之間，終止偵查比例達34%-64%。

(三)小結

在英國、法國，偵查到案被稱為警察局的階段(policestage)。無論對于偵查機關還是嫌疑人，這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對偵查機關來說，這通常是刑事程序中唯一直接面對并控制犯罪嫌疑人人身的階段，由此進行的訊問和其他調查對于證實其是否有罪至關重要。而對犯罪嫌疑人來說，正是拘留之后，才真正地被“構陷”進訴訟程序之中了。以英國為例，不少學者通過各自的實證研究后揭示了同樣的現象。早在1982年，麥*偉、鮑*溫即已指出，“在刑事訴訟中真正起決定作用的交易已經從法院轉移到警察訊問室。在大多數案件中，正是這些交易為發生在此后的刑事訴訟階段的事件涂上了顏色。的確，它們往往決定了案件審理的結果。”**·凱普在考察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實施的情況后稱，“由于逮捕目的和拘留目的的轉變，與決定大多數案件有關的有意義的事件發生在警察所內而非法庭上。”CorettaPhillips和DavidBrown進一步明確了到案階段的重要意義，他們指出，“每年大約有175萬人因涉嫌犯罪被警察逮捕。警察局的階段是關鍵性(critical)的，因為許多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決定在此階段作出。”

我國也不例外。偵查程序中，只有緊隨傳喚、拘傳、留置、口頭傳喚、抓捕等到案措施的偵查階段可稱之為真正的“警察局階段”。在此階段，偵查機關通常會進行長時間的、密集的訊問，以最大限度地獲取犯罪嫌疑人的認罪供述;為了使案件順利進入預審，“沿供求證”或圍繞犯罪嫌疑人獲得更多的證據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偵查到案結束時，相當比例的犯罪嫌疑人被過濾到刑事程序之外。因此，這一階段也是“關鍵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