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權力結構的配置上，體現出立法授權的平級性。從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看，公安機關享有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提請批準逮捕及執行逮捕的權力，檢察機關享有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自行決定逮捕及批準逮捕的權力，審判機關享有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及決定逮捕的權力。這樣的立法規定表明，我國刑事訴訟強制措施在權力結構的配置上與西方法治國家有明顯的不同，體現出立法授權的平級性：一是在縱向上，立法上沒有按照上下層級結構的要求設立一個統一或獨立的權力審查機關。刑事強制措施主要是根據刑事訴訟流水作業的不同階段，由公、檢、法三機關根據各自的辦案需要予以適用。二是在橫向上，公、檢、法三機關所擁有的權力基本上處于一種平行狀態。除公安機關適用逮捕需經檢察機關批準及檢察機關自行決定的逮捕需由公安機關執行外，三機關都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適用強制措施及適用何種強制措施，因此，三機關的權力是并行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高低和大小之分。

(二)在強制措施的體系上，體現出審前羈押的混同性。我國刑事強制措施體系由拘傳、拘留、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和逮捕五大措施組成。在大多數國家立法中，都將強制到案的措施與審前候審的措施分離，審前羈押需經特定的司法程序方可適用。與西方國家不同，作為審前一種最為嚴厲的剝奪人生自由的手段，除在為數不多的幾個法條里能夠找到“羈押”和“偵查羈押”的字眼外，審前羈押的字眼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無從找到，立法上并沒有將審前羈押設置為一種獨立的強制措施，而是將其混同于拘留和逮捕這兩大措施之中：一是從拘留措施來看，雖然在立法技術上將拘留設計為臨時剝奪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強制到案措施，但最長羈押時限為37天的制度設計，導致本應以臨時羈押為本質的拘留與長期關押的審前羈押沒有實質的區別。二是從逮捕措施來看，立法上將逮捕設計為審前羈押的法律程序。逮捕的性質歸根結底是通過國家權力和法律程序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處于被羈押的狀態。由此可見，拘留與逮捕作為我國刑事訴訟中最為嚴厲的強制措施，實際上就是以暫時剝奪犯罪嫌疑人之人身自由為手段而將其在法庭審判前予以關押的審前羈押。

(三)在強制措施的適用上。體現出比例原則的缺位性。刑罰有輕重之分，刑事強制措施的適用和期限也應當與所指控的犯罪行為的嚴重性和可能課處的刑罰相適應，等待審判的人被置于羈押狀態應當是一種例外并盡可能短暫，同時不能通過收取過高保釋金的方法來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這就是國際社會通行的刑事強制措施適用的比例原則。我國刑事強制措施的設置，僅從類型設置上，按照比例原則的基本要求，由輕緩到嚴厲的順序將拘傳、拘留、取保候審、監視居住、逮捕依次排列，但到具體強制措施的適用上，并未將比例原則予以明確的規定和支持：一是立法上沒有體現“非羈押為原則，羈押為例外”的基本精神。現行刑事訴訟法對取保候審和逮捕分別在不同的條文中作出了規定，并且對取保候審用“可以”、對逮捕卻用的是“應當”的立法表述，由此確立了以逮捕為核心的強制措施適用準則。二是操作上沒有符合罪行與羈押期限相適應的要求。雖然《刑事訴訟法》第69條及第127條分別就“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拘留期限延長和“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羈押期限延長有專門規定，但并沒有對輕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最長羈押期限作出明確規定，也沒有在操作上對羈押期限的延長進行嚴格的審批和控制。三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于收取保證金的數額沒有限制，對按照何種標準進行收取也沒有明確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