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情況顯然是社會大眾所不樂于見到的。對于刑事法律的無力，學者與政客很快把注意的焦點轉移到了對法律本身的改革。面對這種日益高漲的改革呼聲，英國法律委員會(LawCommission)在1996年的報告中提議引入“公司殺人”(CorporateKilling)這一新罪名。2000年，在該報告基礎上進行部分修改后，英國政府發表了一份關于過失殺人罪的咨詢報告，對1996年法律委員會的建議給予了肯定。5年后，一份新版的政府文件再次出臺，并附上了相關法案初稿，征求社會意見。以此為基礎，2006年，英國內政部正式提出《公司過失殺人法案》(CorporateManslaughterandCorporateHomicideBill2006)，交由議會進行討論，以期通過成文法的形式對傳統普通法原則進行一系列的改革。

一、傳統英國法院的態度

與許多刑事犯罪一樣，過失殺人在英國法律體系中一直屬于普通法(CommonLaw)的調整范疇，并以長期以來作出的眾多判例為基礎，從中總結形成各項法律原則。由于普通法本身的形式所決定，與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不同，英國并不存在所謂的刑法典，關于過失殺人罪的定義僅能從浩瀚的案例法中尋求答案。斯*芬法官曾說過，“謀殺是一種非法的殺人行為(UnlawfulHomicide)，而且存在預謀(maliceaforethought);但過失殺人卻沒有該種預謀的存在。”簡單來說，是否存在預謀顯然是區別故意謀殺與過失殺人之間的重要標志。為此，阿*金大法官曾經指出：“在所有犯罪中，過失殺人似乎最難以定義，因為它包含了如此凡多又如此不同的情形。從早期當法律無差別懲罰任何殺人行為時起，它(法律)便開始逐漸通過‘逐次的微分與再整合’不斷進化，直到最終認識到：一方面，謀殺主要(但不完全)建立在故意殺人的主觀意圖上;而另一方面，過失殺人主要(但不完全)建立在故意殺人意圖的缺失上，卻存在‘非法性’(Unlawfulness)這個難以捉摸的要素。”

關于公司這類法人組織的行為是否能夠構成過失犯罪，在傳統普通法中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也甚少存在系統性的探討和分析。過去的司法界與理論界曾一度認定，當一項罪名是否能夠成立取決于主觀要件(mensrea)的證明時，公司是不可能被宣告有罪的。因為公司本身只是法律創制物而沒有任何意志與思維，顯而易見它不可能擁有所謂的犯罪主觀要件，因而也不可能去實施那些一般只有自然人才能實施的犯罪行為。而過失殺人在普通法中恰恰屬于需要證明犯罪主觀要件存在的罪行，因此公司的經營行為在原則上是不可能構成過失殺人的。在上世紀20年代，芬-利法官便在判決中稱，公司不能被判定犯有重罪(felony)或涉及個人暴力的行為不端罪名(misdemeanour)，故也不可能被定為過失殺人。[10]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將自然人與法人完全區別對待的觀點越來越受到挑戰，而將公司放在與自然人相同的位置進行分析的觀點則逐漸在司法界中得到重視。在40年代中期，法院便開始嘗試突破原有案例法中的原則束縛，主張公司能被判定犯有某些特定的須具備犯罪主觀要件的罪行。[11]而這種態度轉變的基礎是源自法院對公司結構的不斷重新認識，即在特定情況下，公司中某些高級管理人員的犯罪行為可以在法律上被視作公司這一法人的行為。

但在刑事訴訟中，并非公司中所有員工或個人的行為都可以被最終歸于公司本身。丹-寧大法官在1957年的一個民事案件中，通過生動的比喻，對這一法律原則進行詳細的解釋

“一個公司可以在多方面被看作類似于人體的構成。它擁有大腦和神經中樞，來控制其行為。他也擁有雙手來把握工具并依其大腦中樞的指示而行動。在公司中，有些人只是單純的雇員或代理人，他們從事工作，與人的雙手無異，卻不能代表公司的意志與意識。而其他人，如董事或經理，則代表公司的指導性意志與意識，并且控制著公司的行動。這些管理人員的思想狀態正是公司的思想狀態，并且在法律上也應如此被對待……因此，同樣在刑事法律中，當需要證明一個主觀要件以滿足罪行成立的條件時，董事或經理們的犯罪意識應當被視作公司本身的犯罪主觀要件。”[12]

這個見解很快在之后的刑事案件審判中得到了承認與采納。[13]由此可見，在當需要證明公司犯罪主觀要件這一本不存在的意志時，法院試圖從公司中找出并確定一個能對公司經營產生指導性的重要影響的個人意識，然后將這個自然人的犯罪意識等同于公司作為法人所擁有之主觀思想，進而解決刑事法律中對犯罪主觀要件的要求，[14]這就是普通法中的“同化原則”(IdentificationPrinciple)。但需要注意的是，隨著現代公司的規模日漸龐大，經營治理結構日趨復雜，如何在金字塔般的公司管理體系中確定出“指導性意志”仍然需要進一步的分析。雷-德大法官在TescoSupermarketsLimitedvNatrass案[15]中對這一問題的意見對之后的英國法院判決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本案中，Tesco超市因下屬一家分店違反了商品說明法(TradesDescriptionAct1968)而遭到起訴。根據該法規定，公司是可以提出相應抗辯理由的，即稱它已經采取了一切合理措施以防止違法行為的發生，并且其涉嫌的違法行為事實上是由“他人”的行為或過錯導致。Tesco據此認為，所謂違反商品說明法的行為只是其分店經理的個人行為，而作為公司本身已經盡了一切合理注意之手段。在一審中，Tesco的該抗辯理由并沒有被法院所接受;但當案件最終被上訴至上議院時，Tesco的抗辯理由卻得到了支持，雷-德大法官認為：“當一個有限公司作為雇主時，許多不同的困難問題由此產生，使人難以判斷哪些管理人員或雇員應當被等同為公司本身，而導致個人罪行最終被視作公司之罪行。只有在認真思考了法律賦予公司的創制人格的本質后，我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一個擁有自主意識的自然人可以擁有相應的知覺或意圖，又或者存在疏忽大意的精神狀態，同時他又擁有雙手來實踐自己的各種想法。但一個公司卻沒有這一切：它必須通過自然人來實施某種行為，雖然并非永遠依靠特定相同的一人或數人。于是這些自然人便不再是為了公司而代表其行事或發表言論，事實上他是作為公司的化身而行動，并且他的意志就是公司本身的意志。毫無疑問，公司承擔了替代性的責任。在此，該自然人不再是公司的雇員、代表、或代理，而成為公司的化身，或者說，他在相應的范疇內扮演著公司的角色，其思想便是公司的意志。如果他的思想是一種犯罪意識，則公司也不例外。因此，一個法律上的問題便是，一旦事實被確認，一個自然人在實施特定行為時應被認為是公司的化身，還是僅僅是作為公司的雇員或代理人。”[16]雷-德大法官接著分析道，一般情況下，所為公司的化身大多是公司董事會的成員，或者常務執行董事，也可能是“其他高級管理人員”。[17]他認為，在現代公司中，董事會往往會將其管理職能授權于公司管理層，在這種情況下，那些被授權的代表們也應被視作公司的化身。然而，在本案中，盡管分店經理事實上存在某些管理上的自主權，但這些初級管理人員并不包含在公司化身的范圍內，因為他們只是公司的“手”而已，所以Tesco的抗辯主張成立。根據這一判決，“同化原則”的適用范圍得以確認，可以在法律上被視為公司化身而使其意志被等同公司意志的自然人被限制在公司高級管理層這一領域。由此可見，在普通法體系中，如果要證明公司的刑事責任，則必須首先證明其高級管理層中某特定個人存在主觀上的犯罪意識，如果無法從中確定出這樣一個特定個體的存在，則公司不能構成任何犯罪行為，也不可能承擔刑事責任。[18]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法院在判斷公司法人刑事責任的問題上雖然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同化原則”僅僅解決了如何確定公司犯罪主觀要件的難題，但對于公司的行為是否可以構成過失殺人犯罪，依然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盡管在20世紀早期，曾有部分公司被以過失殺人起訴，甚至被判決有罪，但這些案件幾乎完全集中在初級法院系統，或并沒有被上報記錄在案，因此難以通過深入的總結探討而得出一個原則性的答案。而法律在這個問題上的模糊態度，不可避免地造成在1990年針對“自由企業之聲”號沉船事故的那場訴訟中控辯雙方的針鋒相對，并推動了法律改革的進程。

二、公司過失殺人認定中的“同化原則”及其困惑

上世紀80年代的一系列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公共事故，最終使公司不得不因為過失殺人罪而被推上了被告席。1987年，載有454位乘客及80名船員的滾裝車輛渡輪“自由企業之聲”號，在離開比利時港口**勒赫前往英國多佛港不久后便進水沉沒，導致192人在事故中失去生命，成為英國近代傷亡最慘重的一起交通事故。1987年7月，關于這起慘劇的報告被公開，負責調查的西恩法官指出，導致沉船的直接原因是負責控制渡船船頭讓車輛進出閘門閉合的助理水手長在事故發生時因為睡覺而沒有檢查閘門是否完全關閉，而船長與大副也沒有切實履行監督職責，而完全相信設備給出的錯誤信號，結果渡船在船頭閘門大開的情況下航行，海水因此涌入船艙內，導致渡船最終傾覆。在認定船長、大副及助理水手長應當為這起事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后，報告又將矛頭對準了渡船所屬的P&OEuropeanFerries公司。

該報告指出：“從表面上看，導致這起災難的過錯由于上述船長、大副和助理水手長的疏忽懈怠，以及科-比船長在事故中沒有發出并執行清晰的指令。但對事故的全面調查無情地引出另一個結論，即根本且最主要的過錯其實是存在于更高的公司管理層面。董事會并沒有認識到其對旗下船只的安全運營負有責任。他們也沒有注意到某些問題，比如為了船只的安全他們應該做出怎么樣的指示，董事們對他們的義務職責并沒有一個恰當的理解。他們似乎很少思考過應該怎么樣去安排“自由企業之聲”號來往**勒赫與多佛之間的航線。整個管理層，從董事會到初級主管，都應為其過錯負有責任，因為他們都該被認為對管理中存在的過失共同負責。這種馬虎懈怠的作風影響了公司從上至下的所有部門……管理層疏于做出合理清晰指示的過錯是這起災難的重要原因。”[19]

在隨后展開的針對188名死難受害者的死因調查，盡管死因裁判官(Coroner)強烈建議陪審團不要考慮**公司是否犯有過失殺人這個問題，但陪審團依然堅決做出了187項非法殺人罪名成立的裁決。無奈之下，裁判官不得不將所有裁決報告連同文件提交給皇家檢控署，讓其判斷是否有必要提起公訴。經過18個月的全面刑事調查后，皇家檢控署在1989年決定對**公司以及包括董事在內的7名個人提起過失殺人的訴訟。

在庭審中，控辯雙方就公司是否構成過失殺人展開激烈交鋒。被告律師指出，針對公司過失殺人的訴訟是不應當成立的，因為只有自然人才是過失殺人罪的適當主體，公司犯過失殺人罪在普通法中根本不存在。公訴方則反駁，在目前法律中并不存在一個絕對的關于謀殺和過失殺人的法定定義，因此在原則并不存在任何理由來排除公司或其他非自然人被判定犯有過失殺人罪的可能性。關于這個問題，辨方的意見顯然并沒有打動法院，特-納法官指出，“毫無疑問公司應付有一個社會義務，包括避免違反刑法中規定的任何相關部分。”[20]因此，針對公司犯過失殺人罪的控告在法律上沒有問題。雖然這個意見對其他判決不存在任何約束性，但這對英國法院在未來的案件審判中存在很強烈的指導和說服性。事實上，在觀察本案之前的諸多判例后，我們也不難發現特-納法官的這個判決并非是獨立特行的一次首創。如在1987年的RvHMCoronerforEastKent,expartePeterAlanSpooner&Others一案中，[21]當時的死因裁判官認為，公司在法律上無法被判定犯有過失殺人罪，同時在案件中也缺乏足夠證據證明公司存在過失殺人的行為，故裁決陪審團不應考慮公司過失殺人的可能性。但在對裁判官決定的司法審查中，上訴法院則做出了相反的假設，即公司完全可能因過失殺人而被起訴。其中，賓-漢法官指出：“雖然并不確定，但我認為在合適的情況下，過失殺人成立所要求的犯罪主觀要件這一條件是能夠被證明存在于公司身上的。我看不到任何理由來說明，原則上這樣一個針對公司的起訴無法成立。我因此謹慎地認為，死因裁判官的意見是不正確的。當然，如果有足夠說服力的意見，我也可能認為其裁決是正確的。但這并非問題的最終答案，因為死因裁判官在其關于實體事實的裁決中清晰指出，即使假設公司在原則上能夠因過失殺人而被判有罪，他依然肯定地認為本案中的證據并不足以證明，那些代表公司指導性意志并控制公司行為的人犯有等同于過失殺人的罪行(故公司過失殺人不成立)。我無法肯定這個結論是否正確……但我們必須牢記一個重要區別。公司可能因為其雇員或代理人的疏忽或過失而承擔替代性責任，但如果一個公司要為過失殺人承擔刑事責任—我假設這個罪行存在—則必須證明過失殺人的犯罪主觀要件與犯罪行為同時存在，且該犯罪主觀要件與犯罪行為并非發生在那些為了公司或以公司名義行事的人的身上，而是發生在那些可以被等同為公司化身的人。死因裁判官認為本案中不存在這樣的公司化身。我對此表示贊同。”[22]

由此可見，英國法院系統中已經就公司行為是否可以構成過失殺人形成了一個初步的共識，即認為只要能滿足“同化原則”的要求，公司在法律上完全可能成為過失殺人犯罪的主體。[23]

法院在公司是否可以犯有過失殺人罪問題上的開明態度，顯然為起訴的進一步深入打開了大門。但是公訴方在緊接下來如何證明公司的經營行為構成過失殺人上陷入了重大困難。根據“同化原則”，如果要證明公司犯有過失殺人這類必須證明犯罪主觀要件的罪行，就必須在公司的管理層中確定出一個特定的個人，然后通過證據證明其存在明顯的重大過失或疏忽而導致了受害者的死亡。但審視整個案件，公訴方卻無法明確指出公司董事會中具體哪位成員的指導性意志可以被歸于公司的犯罪主觀要件;而事故中凡有直接過錯的船長、大副以及助理水手長，由于他們僅僅是公司的雇員，按照TescoSupermarketsLimitedvNatrass案中確立的原則，他們并非公司的化身，其主觀意志也不能被等同為公司的犯罪主觀要件。因此，在這個關鍵點上，整個訴訟陷入了困境。盡管公訴方稱在案件中因為董事會怠于行使其職責而產生一個“明顯而嚴重的風險”，導致渡船最終在船頭閘門沒有關閉的情況下出航，且這種對職責的疏忽以及經營上的懈怠實際上便是源自董事會的“指導性意志”，因此這種意志構成了公司的犯罪主觀要件。但是，在征詢多名證人后，法院發現其中大多數其他渡輪公司的船長與管理人員在證供中都無法清楚證明所謂的風險對他們而言是十分明顯的，特-納法官認為所謂“明顯而嚴重的風險”必須是指相比于一個從事同樣活動的合理謹慎的人，被告對風險的認識存在嚴重不足。但鑒于這樣的標準在本案中并沒有直接證據表明被告應該能夠意識到在船頭閘門未閉合情況下航行的風險，也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推導出這樣一個結論。因此，特-納法官不得不提醒陪審團，控方所提出的所謂過錯，雖然滿足民事訴訟中關于過錯賠償的標準，卻并沒有滿足刑事訴訟中關于證據的標準，故在法律上不存在任何證據可以幫助陪審團對被告進行定罪。于是，毫無懸念地，公訴方在整起案件中的幾乎所有檢控都以失敗告終。[24]

公訴方在“自由企業之聲”號案審判中的失利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同化原則”自身的局限。雖然這項原則為確定公司刑事責任奠定了基礎，但它卻大大忽視了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復雜性。隨著企業經營規模的擴大，傳統意義上的董事會已經不可能完全控制整個公司的運作，并不可避免地將自身的職責拆分并不斷授權給董事會下面的各個分管具體事務的委員會或者各位執行官、總經理。而在實務中，高級管理層也同樣不得不又進一步將管理權下放到公司的各個部門，再由各個部門的負責人指定具體工作由屬下員工負責。一個龐大的現代公司就如同一臺精密儀器，每個雇員就如同其中一顆螺絲釘，而董事會實際只扮演一個制定決策及評估管理層表現的組織，事實上對公司的具體經營與運作失去了實質性的控制。當現代企業越來越傾向于將安全與質量管理的職責從高級管理層向下級部門轉移時，我們便很難肯定地說，公司董事會或高級管理層中存在因對生產或服務安全的漠視而構成某種“指導性意志”，因為他們在企業內本身根本不負責這一事務。因此，有學者尖銳地指出，只要公司結構越顯得分散化復雜化，只要公司將更多的職責轉移給那些擁有一定自主決定權的下層管理人員，那么它就越容易逃脫因為安全事故所導致的責任，“同化原則”所造成的影響實際上只是鼓勵公司高級管理層通過企業管理結構來規避法律上的風險。[25]也正因為現代企業管理的本質是將職責不斷細分給個人，而并非大包大攬，所以當一起重大事故發生后，我們會發現，即使整個公司中存在著對大眾安全的忽視，但在法律上卻很難從中特別是從高級管理層中確定出到底哪個人應該就這種“冷漠”承擔責任。看似所有人都應負責，可實際上等于沒有任何人為此負責，這便是“自由企業之聲”號案中公訴方所面對的難題。雖然從感性上可以察覺出**公司并沒有將乘客安全放在經營中的首位，董事會對此并沒有認真考慮也沒有嘗試去完善自身的監督體系，并且事故報告和大眾輿論都一邊倒地批評整個公司制度的缺陷，但從法律的角度，卻很難指責在**公司董事會中的何人存在滿足過失殺人犯罪所要求的主觀要件，即疏忽不計后果的犯罪意識，更談不上認定某個人的“指導性意志”可視為公司本身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