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征同志認為李某應當對何某的損失進行一定的補償，因為：（1）是誰燃放了煙花鞭炮，何某并不清楚，但李某應當知道。因此，苛求何某去指認及追究具體的行為人承擔責任，有失公平。而李某明知具體行為人，卻不向法院申請追加其為第三人，或?qū)⒕唧w行為人告知何某，以便于其直接追究具體行為人的責任。從這點可以推出，李某有替親友代過之意。（2）何某的眼傷與李某雖無直接聯(lián)系，但卻是李某購買轎車，引其親友前來慶賀燃放煙花鞭炮所致，兩者間存在關聯(lián)性。從公平的角度出發(fā)，要求李某對何某的損失進行一定的補償也與法的本意相符合。（3）李某親友上門燃放煙花鞭炮，向李某表示祝賀，李某在法律上成立受益人的身份，對受害人何某之損失，應承擔補償之責。具體就本案來說，判決李某對何某的損失補償40%比較合理。

筆者認為廖-征同志的觀點有待商榷，首先對于其第一項理由以何某不知道是誰燃放了煙花鞭炮但李某應當知道就應有其承擔責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從案情我們得知，當時放鞭炮的人有很多，李某忙于應酬也并不一定就知道是誰放了鞭炮；而倒是其親友肯定有知道是誰放的鞭炮的，按照作者的觀點，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按照公平的原則要求其親友也來承擔相應的責任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再者，以李某有替親友代過之意并不能就依此為由就判決由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這顯然是很荒唐的。因為法律規(guī)定承擔民事責任的基礎是行為人實施了一定的民事違法行為并由法律規(guī)定需要承擔一定的民事責任，而并不以相對人的主觀意志為轉(zhuǎn)移。

其次，以李某與何某的眼傷有關聯(lián)性并據(jù)此從公平的角度出發(fā)認為由李某承擔補充的責任也無法律依據(jù)。因為按照法律規(guī)定承擔民事責任一般應當與損害后果有直接的聯(lián)系，否則就不能承擔責任，這一點作者也不否認，但又認為“是李某購買轎車，引其親友前來慶賀燃放煙花鞭炮所致，兩者間存在關聯(lián)性。”而作為李某承擔責任的理由顯然也是不合法的，因為李某并不一定就會有親友前來慶賀方鞭炮。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買車給李某的銷售商是否也因由于其行為要承擔一定的民事責任呢？另外，在我國的侵權(quán)法中，公平責任的歸責原則只適用于以下三種侵權(quán)行為：（1）即堆放物品倒塌致人損害的；（2）自然原因引起的緊急避險，避險人的行為并無不當?shù)模唬?）一方為對方利益或共同利益活動中受損的。本案中何某的行為顯然不屬于第一、二種行為，那么屬于第三種行為嗎？也不屬于，因為何某并未是在為李某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活動中受損而是在與此無關的活動中受損，那么李某顯然是不應該承擔民事責任的。

再次，對于廖-征同志的第三個理由，實際上是認為何某的行為成立義務幫工，這也是站不住腳的。義務幫工者，乃指“沒有法定或者約定的義務，不要求任何形式的直接報酬或其他對待給付，為他人的事務提供幫助的行為”。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4條的規(guī)定幫工人在幫工活動中受第三人侵害的，有以下規(guī)則：1、幫工人在幫工活動中，遭受第三人的不法侵害，造成人身傷害的，由侵權(quán)人即賠償義務人承擔侵權(quán)賠償責任；2、在第三人不能確定或者沒有賠償能力，可以由被幫工人予以適當?shù)难a償。在本案中如前所述作為受害人的何某并不是在為李某的義務幫工活動中受到傷害的，而是作為看熱鬧時受到傷害的。真正的義務幫工人是李某放鞭炮的親友而非看熱鬧的何某，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要求李某承擔民事責任的第三個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