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多人少的局面仍然比較突出
一方面,伴隨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改革步伐的不斷加快,刑事犯罪案件有不斷增加的趨勢,同時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刑事審判人員結構失衡,力量嚴重不足,案多人少的局面日益彰顯,人均結案數在不斷加大,于此同時,刑事審判人員除做好專業審判工作外,工作壓力直線上升;另一方面,尚要兼顧好社會管理創新的其他方面工作;另一方面,嚴重暴力犯罪、黑惡勢力犯罪和重大毒品犯罪、重大職務犯罪、團伙犯罪、流竄犯罪以及其他新型犯罪的不斷涌現,進一步加劇了刑事審判工作難度,制約了刑事審判工作的開展。
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所遇到的問題
近三年的66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全部于當年度審結,調解結案為43件,調解結案率為65.15%;其中2010年調解結案11件,調解率為64.7%;2011年調解結案13件,調解率為59.9%;2012年調解結案19件,調解率為70.4%。我院在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過程中存在的法律適用問題以及應對措施。
(一)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難以把握。
《侵權責任法》第十六條規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出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和殘疾賠償金。造成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和死亡賠償金。第二十二條明確確定的人身損害賠償項目包括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誤工費、殘疾生活補助具費、殘疾賠償金、喪葬費、死亡賠償金和精神損害賠償等九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確定的住宿費、住院伙食補助費、必要的營養費、被扶養人生活費,以及因康復護理、繼續治療實際發生的必要的康復費、護理費、后續治療費、受害人親屬辦理喪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和誤工損失等其他合理費用等十項賠償項目未被列入《侵權責任法》的賠償項目,但在民事訴訟案件中,是被列入了人身損害賠償項目的。而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的解釋》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對附帶民事訴訟作出判決,應當根據犯罪行為造成的物質損失,結合案件具體情況,確定被告人應當賠償的數額。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付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等費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等費用。在這種情況下,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已經被拋離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確定的住宿費、住院伙食補助費、必要的營養費是否還能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爭議。目前,依照關于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解釋精神,我院在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過程中,對住宿費、住院伙食補助費、必要的營養費不予支持。
(二)獨任審判案件審限短,掣肘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展開。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刑事案件簡易程序的審理期限為20天,合議庭制的簡易程序,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工作量非常大,面對雙方當事人尖銳的對立情緒,要通過調解結案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審判實踐中,面對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提起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往往轉為普通程序,進行“冷處理”,這就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調解設置了障礙,導致簡單的刑事部分判決因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審理被而拖延。
(三)相當一部分人賠償能力低,或者被告人家庭拒絕配合,導致被害人合理訴求得不到滿足,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工作陷入困境。一方面,部分被告人認為,其行為已經受到刑罰處罰,這已是其行為所應付出的代價,不愿意給被害人賠償,被告人的親屬也因為積極賠償并不是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賠償不一定能夠起到減輕處罰作用而不主動代為賠償。另一方面,被告人已被監禁,失去了人身自由,沒有創造財富的機會,其根本不可能履行賠償責任;基于上述兩種原因,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呈現了判決多、調解難度大,調解成功率小,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根本性保護,因被告人犯罪行為而破壞的社會關系無從修復的現狀。
針對這種情況,在審判實踐中,我院不斷探索和創新答疑釋明形式,積極履行法官釋明義務,充分保障當事人正當的訴訟權利,在調解工作中,向雙方當事人釋明法律的相關規定,接受調解后對雙方的有益之處,耐心向當事人講明某些訴訟請求不予支持的理由和法律依據,促成雙方達成調解,促使當事人服判息訴。
三、在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一)專門審判未成年犯罪的合議庭法官相對過少,與當前日趨增多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相適應。基層刑事審判案多人少的局面日益彰顯,人均結案數在不斷加大,工作壓力直線上升,任務過重,壓力過大,嚴重限制少年法庭工作的專業性,阻礙未成年人審判工作科學化。
(二)法院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庭前延伸工作(即庭前教育和庭審教育)容易做到,但庭后(即宣判之后)的幫教幫扶工作遇到不少的困難。被判處緩刑的未成年罪犯,放到社會上改造,部門齊抓共管、綜合治理共同幫扶的氛圍不夠。
(三)社會上的網吧、酒吧、游戲廳以及其他娛樂場所管理松懈,容許未成年人隨意進出,暗藏犯罪隱患;農村地區、城鄉結合部,存在大量留守少年、由于年齡偏低、缺乏家庭教育、法律意識淡薄、案犯本人無正當職業等原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多發不下,團伙作案、共同犯罪和重新犯罪的案件不少。
(四)司法聯動優勢無法發揮,少年審判工作受制約。法院與公安、檢察、司法等司法行政部分以及團委、婦聯、工會、教育和勞動保障等部門的聯系溝通不夠,各相關單位的認識未統一,在審判工作中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所需要的一些配套工作體系至今沒有建立,開展相關保護工作缺乏應有的配合和支持,甚至互相掣肘,制約了少年審判工作的深入發展。
(五)關于通知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出庭以及訴訟地位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的解釋》第四百六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訊問和開庭時,應當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法定代理人無法通知、不能到場或者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其他成年親屬,所在學校、單位、居住地的基層組織或者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代表到場,并將有關情況記錄在案;第四百七十五條規定,被告人實施被指控的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開庭時已滿十八周歲、不滿二十周歲的,人民法院開庭時,一般應當通知其近親屬到庭。經法庭同意,近親屬可以發表意見。近親屬無法通知、不能到場或者是共犯的,應當記錄在案。
根據相關數據統計,近年來我院所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有相當一部分未成年當事人系留守少年,加上學校教育缺失、家庭教育又不到位,常在網吧、游戲廳沉迷于游戲不能自拔,長期與社會上品德不良的青年游蕩,影響自身人生價值觀的發展,養成好逸惡勞的壞習慣,最終走上犯罪道路。部分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代理人外出務工,亦或是對子女教育喪失信心,拒絕配合人民法院做好未成年人教育、幫教和挽救工作,影響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程序的進一步完善,為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功能的實現設置障礙。
四、關于職務犯罪非監禁刑適用的問題
近年來,我院在辦理職務犯罪案件過程中,嚴格執行最高法院《關于對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犯罪分子正確適用緩刑的若干規定》,認真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理,對被告人適用非監禁刑的案件必須經過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嚴格規范非監禁刑的適用,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適用非監禁刑:一是造成重大損失或影響惡劣的;二是不退贓或者退贓不積極,無悔罪表現的;三是犯罪動機、手段等情節惡劣,或者將贓款用于違法犯罪和其他非法活動的;四是共同犯罪情節嚴重的主犯;五是曾因經濟違法犯罪行為受過黨紀政紀處分或者刑事處罰的;六是犯罪涉及的財物屬于救災、搶險、防汛、防疫、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捐助、社保、教育、征地、拆遷等特定款項和物資,以及其它不宜適用緩刑的情形。但基于各個承辦人對自首、立功的認定及退贓、認罪等從輕、減輕處罰因素幅度把握偏差的原因,容易造成量刑失衡,影響司法權威,削弱法律威信。
五、寬嚴相濟與自由裁量的“度”難以把握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相一致,是刑法原則的重要體現,同時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但在具體個案中,管以量刑規范化為指導,由于案件的環境的不同,具體承辦人員的想法各異,加上自由裁量的應用,對同一類案件的處理,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而這種彈性變化,在網絡和傳媒高度發達的今天,容易被無限放大,引起社會的猜疑,嚴重的回影響到人民對司法公正的懷疑,引發人們司法信任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在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度”往往難以把握,如何尋求維護社會穩定和保障人權,建立法治社會之間的平衡點成為了刑事司法界的新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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