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訴訟法律規定了審判員回避制度,但沒有就法院的回避問題做出明確規定。現實中,法院也參與民事活動,并有可能與他人發生糾紛進而成為民事訴訟的一方當事人。同樣,法院也可能成為盜竊、詐騙等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從而成為刑事案件的證人。如某基層人民法院或中級人民法院因某種原因不宜行使對案件的管轄權,該法院應主動向上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請,將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管轄。但是如果該人民法院不主動提出移送申請時,律師應怎樣處理呢?法律是否應賦予被告人或律師有申請法院移送、指定管轄的權利呢?筆者每遇此類案件,就深感現行《刑訴法》的規定在法院回避的現實需要問題上存在著差距與不足?,F將辦理此類案件的成功經驗和對該問題的思考整理發表,以期與識者共同探討。
一、問題的提出
2002年2月,某村村民以某占地單位實際占用耕地面積與實際的補償面積不符為由開始阻攔施工單位進入耕地。4月1日村民得知施工單位將于翌日到自己的麥田強行挖麥苗。4月2日清晨,數百村民自發地來到已返青的麥地,向施工單位表示如不給夠補償金就不讓其進入耕地的決心。上午八時許,包括區法院的法官、區檢察院的檢察員在內的區直機關工作人員和警察、保安人員四百余人到現場為施工單位維持秩序。在此情勢下施工單位的二臺挖掘機進入麥地強行挖青苗,從而引發現場騷亂。村民涌向挖掘機,將駕駛室擋風玻璃砸壞,并同區直機關工作人員發生碰撞,造成一名法院工作人員在內的三人負傷,以及攝像機損壞等財產損失。時隔一年后,區公安部門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逮捕了數名村民,區檢察院對其提起公訴,區法院受理了此案。同時,該法院出具了加蓋法院公章的證言稱:法院組織二十多名工作人員到上述施工現場維持秩序并有工作人員被村民打傷,住院治療10天,云云。村民們共同集資來請律師為被捕村民提供法律幫助。
相信大多數的讀者會與筆者有同樣的感覺,了解上述案件的基本情況后的第一個反映可能就是認為該區法院應當回避。因為該法院在行使審判權的同時又以證人的身份出現。按照刑事訴訟理論,該法院以兩種身份同時出現在一個案件中不利于審判權的公正行使。但是,法院的回避有別于審判人員的回避,法院應當回避和能否使之回避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首先就是要把握法院回避的含義和現行的刑訴法律中相關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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