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善于準確歸納并找出辯護的法定理由。

律師憑什么為被告辯護?我國《律師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律師擔任刑事案件辯護人的，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也作了內容相同的規定，只不過是該規定不僅對律師適用，對非律師的其他辯護人也同樣適用。對于律師辯護的法定理由，我歸納出以下四類。

1、無罪或不負刑事責任辯護的法定理由。在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可作“無罪辯護”或不負刑事責任辯護的情形大致有三種：一是刑法不認為犯罪的，如《刑法》第三條法無明文不為罪，《刑法》第十三條“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為罪，《刑法》第十六條“不可抗力”或“不能預見”原因造成的危害行為不為罪;《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項“證據不足”的無罪推定;二是刑法規定不負刑事責任的，如《刑法》第十六條年齡方面未滿十四周歲的人犯罪的不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六周歲的除犯故意殺人、故意致人重傷或死亡、強奸、搶劫、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項罪名以外的不負刑事責任，《刑法》第十八條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時犯罪的不負刑事責任，《刑法》第二十條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刑法》第二十一條緊急避險不負刑事責任;三是刑法不予追究的，如《刑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已過追訴時效的不再追究，《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自訴案件受害人不起訴或撤回起訴的，不予追究。

2、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辯護的法定理由。在犯罪主體刑事責任能力方面的有：年齡方面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八歲的，精神方面間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聾又啞的人、盲人等;在主觀方面惡性程度較小的有：防衛過當、緊急避險過當、預備犯、未遂犯、中止犯等;在犯罪作用方面較小的有：從犯、脅從犯;在犯罪后將功折罪的表現有：自首、立功等。此外，還有一些特殊規定，例如，《刑法》第十條規定在國外受過刑罰的可以免除或減輕處罰;《刑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除處罰;《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犯罪時未滿十八周歲的人或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等。

3、罪輕辯護的法定理由。通過此罪與彼罪之辯改變定性，將重罪辯成輕罪，最終提出罪輕辯護觀點。主要有：一是主觀上的重罪變輕罪，如將故意殺人罪辯成過失殺人罪：二是單一主體上的重罪變輕罪，如公職人員的貪污罪辯成非公職人員的職務侵占罪;三是單一主體變成雙重主體，例如將自然人犯罪辯成單位犯罪，我國對單位犯罪的處罰是對單位適用財產刑，對自然人則刑減一等，特別是沒有死刑;四是時間差上的罪輕，《刑法》第十二條規定，以修訂后的《刑法》實施日1997年10月1日為界，在此前所犯罪行，按從舊兼從輕原則處理;五是多人犯罪中的罪輕，如前所述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團中的從犯、脅從犯;六是多罪中的罪輕，根據數罪并罰原理，將數罪辯成一罪，以達到罪輕而從輕、減輕處罰的目的。

4、注重抗辯從重處罰的理由。我國《刑法》明文規定應當從重處罰的情形有：《刑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的“教唆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的教唆犯，《刑法》第六十五條、第六十六條規定的累犯。實踐中公訴人要求酌定從重處罰的還有：(1)犯罪集團中的首要分子相對于主犯，(2)教唆犯相對于被教唆犯，(3)慣犯相對于偶犯，(4)受過刑事處罰的人重新犯罪(又不構成累犯)相對于初犯，(5)拒不如實坦白供述罪行的，(6)拒不退贓或拒不交代贓款去向的。

二、不要忽視對被告有利的酌定情節。

相對于法定情節而言，酌定情節指的是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依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可以酌情考慮對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

隨著公訴人隊伍素質的普遍提高，起訴書和公訴詞的水平越來越高，有人甚至贊揚它是向罪犯宣戰的檄文。對一些可以或應當從輕、減輕被告處罰的法定情節，如年齡未滿十八周歲、從犯、立功等，起訴書和公訴詞一般都能客觀認定，公訴人還利用法庭辯論階段先于律師發言的機會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讓律師獨做“好人”的趨勢。很多律師越來越感到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節都讓公訴人先說了，除了在法庭上向公訴人“致謝”外，沒有留下什么可讓律師說的了。我則不以為然，我認為遇到上述情況時，可以在簡單表達認同公訴人(但千萬不可講向公訴人“致謝”的話)發表的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節的基礎上，騰出更多辯護時間和篇幅多說有利于被告的酌定情節。下面，我簡單羅列一下辯護中常作辯題的酌定情節，并借助法院已公開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賄案判決的先例，加以說明。

1、性質上的酌定情節。從法理上講，相對于直接故意的間接故意，相對于積極作為的消極不作為，都是司法實踐中經常考慮的從輕處罰酌定情節。例如，司法實踐中同是受賄罪，對被動收賄者的處罰往往輕于主動索賄者，間接故意殺人的處罰也輕于直接故意殺人。

2、主觀惡性程度的酌定情節。民事糾紛引出的刑事犯罪相對于偶發的刑事犯罪，突發性犯罪相對于預謀性犯罪，出于義憤的犯罪相對于無緣無故的犯罪，處罰都輕重有別。

3、犯罪后因交代罪行或退贓而形成的酌定情節。例如，湛江走私受賄案中市委書記陳*慶受賄110萬元，茂名海關關長楊*中受賄180萬元，依法應當判處死刑，但法院考慮他們積極退贓，兩人都被判了死緩，讓陳*慶和楊*中“撿回一條命”。又如，陳*慶之子陳*生犯走私普通貨物罪，數額特別巨本該判處死刑，但法院以其“案發后投案自首并坦白交代罪行”為由，輕判其死緩，留其一命。

4、犯罪次數上的酌定情節。相對于慣犯的偶犯，相對于累犯的初犯，都是從輕處罰的酌定情節。

5、實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節。湛江走私案中，副市長楊*青犯走私普通貨物罪，本該判死刑，法院考慮其“并非走私貨主”，乃輕判其死緩。

6、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節。我國黽未實施判例法，但法院往往都要考慮上級法院和本院對同類案件的量刑，還要考慮同案各被告如何拉開檔次的問題。我們評價法院的判決實際上將主犯分成“嚴重的主犯”、“一般的主犯”、“次要的主犯”等三種情形，量刑拉開了檔次。其他案件對從犯按排名順序拉開量刑檔次，也不在少數，實際上是將從犯分成了“嚴重的從犯”“一般的從犯”“次要的從犯”等多種情形。這也是刑事案件中，為何常出現主犯之間量刑不同、從犯之間量刑也不同的原因。

7、可免牢獄之苦的酌定情節。只要被告不會繼續發生危害社會的行為，對于量刑時可判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辯護律師可建議法院判緩刑;對于《刑法》分則條款有管制刑的，辯護律師可建議法院判管制刑。

除上所述外，我國《刑法》第六十三條還規定“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這一規定在司法實踐中雖不常用，但辯護律師仍不可忽視。

三、要敢辯、善辯和明辯。

敢辯與善辯、明辯并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敢辯而不善辯，就會造成辯護可聽不可取;善辯而不敢辯，人們聽來會感覺辯護觀點圓滑有余，份量不足;善辯而不明辯，其辯護結果則讓人不知所言何意，所指何物。若把敢辯、善辯、明辯結合在一起，則會讓人感知你的辯護既有獨立見解，又言詞得體，更是目標明確。據我所知，當事人對辯護律師最有意見的是不敢辯，最抱怨的是不明辯，最挑剔的則是不善辯。

先談敢辯。所謂敢辯，就是敢于講出或寫出辯護律師與眾不同并與控方分歧很大的獨立見解。把死罪辯成無罪，把重罪辯成輕罪，把同行公認為沒有辦法辯的案件辯得頭頭是道，這都是敢辯的表現。

再談談善辯問題。常看到審判長在法庭上這樣打斷或制止律師的發言：“請辯護人注意不要重復”或“請辯護人注意表達方式”等等，個別的出現過法官、公訴人、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為辯論是否恰當而發生爭執的現象。

有人問我，參與張*強團伙案辯護最難的是什么?我回答：是講司法管轄權問題。一方面，眾所周知，張*強團伙案尚未開庭公審，香港傳媒就對“司法管轄權”問題進行炒作，有的被告在香港亦聘請了一流的律師，被告的親屬也明白這個道理，我們如果對“司法管轄權”問題一聲不吭，就無法向被告及其親屬乃至旁聽的人有個交代;另一方面，該案是通天大案，中央和省市領導都關注，如果將“司法管轄權”說多了或說的方式不當，上級有關部門無法接受，在法庭上直言內地法院無管轄權還可能薄了審判人員的面子，造成審辯對立于辯不利。這就有個如何把握分寸講“司法管轄權”的問題。我當時就采取了兩手策略，一是就司法管轄權問題先后給市檢察院、市中級人民法院送了一份5000字的分析報告，建議將案件移送香港處理;二是在法庭辯論中，用少量篇幅簡明扼要地指出該案“犯罪后果地”在香港，該團伙中葉*歡等人在香港僅判輕刑，建議法院從內地與香港定罪量刑輕重有別的角度考慮，要么將全部案犯移交香港處理，要么則將全部案犯移交廣州法院審判。這樣一來，臺下的人認為我大膽地講了很多律師不敢講的司法管轄權問題，被告及其親屬對律師的態度由將信將疑轉變為完全信任;臺上的人又認為我講的在理，上級領導、審判人員、公訴人都評價我作的辯護最好。

最后講明辯問題。有的辯護人說了半天，臺上的人不知所言，臺下的人聽著昏昏欲睡，而有的辯護人發言，全場靜氣，人人注目。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反差呢?這就看辯護人是否抓住了要害，是否提出了明確的辯護意見。例如，某共同犯罪案中，起訴書認定某被告是從犯，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該被告的辯護律師念了《刑法》第二十七條有關從犯如何處罰的規定，他長篇大論說被告罪行輕得很，從輕處罰是不夠的，但直到發言完畢，還未講明既然對他的被告從輕處罰不夠，應如何處罰。其實，《刑法》對從犯的處罰方式有三種，一是從輕，二是減輕，三是免除處罰，既然從輕處罰不夠，而該案被告免除處罰又不可能，辯護律師就應直截了當地提出“減輕處罰”的辯護意見，不宜東拉西扯，搞得法官和聽眾不知所言何物。

《刑法》上有的條文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或三者兼而有之，或三者僅有其一二，但立法表述在順序上有講究的，我們就應考慮相應的辯護意見。例如《刑法》第十條規定在中國領域外犯罪的，“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罪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這里“免除處罰”擺在“減輕處罰”之前，律師為此類被告辯護，就可提出請求法院優先考慮“免除處罰。”

《刑法》上有的條文在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方面，用的是“可以”或“應當”，律師對于是“應當”而非“可以”的，就應當明確指出，以期判決對被告有利。

四、切忌歪辯、亂辯和錯辯。

所謂歪辯，就是歪曲事實、曲解法律、顛倒是非的辯護。舉個例子講，在某特大走私案中，公訴人指控被告的走私行為沖擊了國內市場，給國內同類企業造成了巨大損害。而某辯護律師居然說，封閉國內市場不利于我國企業開展國際競爭，被告的走私行為讓老百姓受到價格優惠，以較少的錢購更多的物，因此這種走私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有益無害的，甚至走在了開放市場的前頭……辯護律師這種“走私有功論”的辯解，顯然就是一種歪辯。如此歪辯，不僅公訴人、法官無法接受，連被告及其親屬也認為是徒勞的無聊辯護

那么，什么又是亂辯呢?簡言之，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辯護就是亂辯。亂辯常見的情形有：前面才說他的被告不構成犯罪，后面又說他的被告是從犯，其錯誤表現在忽視了從犯的前提是構成犯罪;剛說全案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定性準確，跟著又說對他的被告定罪證據如何不充分，事實如何不清楚，甚至定性如何不準確，這種錯誤表現在無視他的被告所作所為是全案的組成部分。

至于錯辯，簡言之是指錯誤的辯護。這類辯護本意也許是好的，但方式不對，結果則恰得其反。例如，在某特大綁架犯罪案辯護過程中，有幾位辯護律師為了使其被告受到較輕處罰，本想說他的被告是如何的罪輕，可能是沒有找到恰到好處的表達方式，結果他說相對本案的犯罪集團中的首犯XX，他的被告所作甚少，所得甚少。結果馬上被主犯的辯護律定，因為起訴書認定該案是一般共同犯罪，沒有認定是集團犯罪，也沒有認定誰是首要分子，該律師將一般共同犯罪說成是嚴重的集團犯罪，將“主犯”說成是“首犯”，可能加重全案被告的處罰，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辯護人職責。

五、律師辯護應尊重委托人或被告意見。

違背被告意志辯護常見的情況有：被告要求作無罪辯護，而辯護人堅持作有罪但罪輕的辯護;被告要求作改變定性之辯，而辯護人堅持按起訴之罪作罪輕之辯。

在某些律師看來，律師的辯護地位是獨立的，可以不受被告或委托人意志約束。我認為這種觀點是片面的。因為律師的辯護權產生于被告或被告近親屬之委托(最終得到被告確認)，而《律師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委托人可以拒絕律師為其繼續辯護，也可以另行委托律師擔任辯護”，但“律師接受委托后，無正當理由的，不得拒絕辯護”;《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在審判過程中，被告可以拒絕辯護人繼續為他辯護，也可以另行委托辯護人辯護”。這就表明，律師要拒絕為被告辯護必須要有“正當理由”，而委托人或被告拒絕律師辯護并不需要“正當理由”，委托人或被告有權以律師辯護不符合本人意志為由拒絕律師辯護。當委托人或被告拒絕律師辯護時，律師的辯護權即告終止，所以律師的辯護地位并非獨立。

以我體會，律師為被告辯護，應先征詢被告意見，或將律師的辯護思路與被告溝通商量，達成共識;律師在開庭前，應擬出辯護詞初稿征求被告及委托人的意見，在法庭調查質證后對辯護詞作重大改變的，應再次交被告確認后方可呈送法院。

至于偶爾遇到被告與律師辯護意見不一的問題，我認為只要充分與被告溝通，絕大多數被告都會接受律師的辯護意見，或經反復溝通形成共識。若律師與被告對辯護意見有原則分歧，雖經溝通無法形成共識，則可建議被告另行委托辯護人，切不可在法庭上強行發表被告不能接受的辯護意見，否則被告在法庭上向審判長表明不同意乃至堅決反對律師辯護意見，甚至當庭拒絕律師辯護，對律師執業聲譽也是有害無益的。

律師庭審質證的技巧問題：

第一、刑事案件主要的七大類證據的庭審質證要點

(一)、對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詞的庭審質證1、對被告人供詞的庭審質證。

庭審質證中，被告人的供詞可劃分為以下幾種情況：一是對自己的犯罪事實始終供認不諱，庭審時供詞與偵查起訴階段供詞相一致，且有其他證據材料相互印證;二是只有其它旁證材料證明被告人有罪，在偵查及審查起訴階段被告人始終不承認自己有罪;三是在偵查及起訴階段供詞變化較大，其它旁證材料也難以確證。針對上述三種情況，辯護人在庭審質證時應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種情況下，控方指控屬實，辯護人應根據事實與法律依法履行辯護職責，不能為了質證而質證，故意發問以求庭審時控辯雙方在舉證、質證方式上的表面平衡;在第二、第三種情況下，辯護人則應不失時機地充分利用庭審發問及質證技巧以達到去偽存真之目的。在被告人自始至終拒絕交代起訴書所指控罪行時身為辯護人切不可因為在控方提供的其它證據材料中有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材料，就認定被告人有罪而放棄發問或拒絕質證。須知這些旁證材料未經庭審質證，是不能直接作為定罪的證據的。因而，辯護人的職責就是充分利用庭審調查時賦予辯護人的發問權、質證權，挖掘被告人拒絕交代的合理成分。例如被告人拒絕承認自己有參與聚眾斗毆事實，那么在庭審質證時就得提問被告人除自己拒不承認外，是否有其他現場證人或旁證材料能進一步證明，以及案中被告人與其他證明其有參與斗毆的證人及證據材料之間是否存在其他利害關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案件真相通過庭審發問質證逐一明了，而不能在質證階段不發問甚至站在控方角度指責被告人認罪態度差或要求被告人坦白交代。同樣在被告人翻供或供詞不穩定的情況下，辯護人除要充分注意被告人的翻供是否存在合理成分外，還要緊扣相關事實，通過發問與質證使被告人為何翻供的有利成分得到進一步闡明。特別是在被告人過去對犯罪事實已有過交代，但供詞相對不穩定的情況下，辯護人務必要充分掌握庭審發問權、質證權，充分挖掘被告翻供的合理成份及原交代確實存在的與事實不符之處。

2、對同案犯供詞的庭審質證。

同案犯因為與被告人之間存在一定利害關系，其證明被告人有罪的供詞除與被告人的供詞相一致的以外，辯護人均應持幾分懷疑態度。特別是在被告人拒絕承認有罪，而同案犯證實其有罪，則更需通過庭審發問與質證，充分暴露同案犯供詞不真實的一面。例如同樣在聚眾斗毆案件中，如出現同案犯指證被告人參與，就需要充分利用庭審發問與質證，通過發問與質證，否定同案犯的供詞，并從同案犯的供詞中發現其矛盾之處，抓住有利于被告人的辯護素材，同時可以要求公訴機關對證據予以補強。

3、質證時常見的控方帶瑕疵的證據材料及對策。

質證時控方存在瑕疵的證據材料常見的有：(l)偵查人員采取刑訊逼供、威脅、引誘、欺騙及其他非法的方法從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中獲取的供詞，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及公安部頒發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81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試行)》第58條的規定。(2)審問未成年人時，沒有妨礙偵查或無法通知的情形而不通知其家長、監護人或教師到場;審問聾啞犯罪嫌疑人沒有通曉聾、啞手勢的人參加;訊問不能曉當地語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時，沒有配備翻譯人員;這些均違反公安部“程序規定”第182條規定。(3)訊問筆錄修改及更正或修改處沒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簽字或按指印，違反公安部“程序規定”第184條規定。(4)對被告人在偵查階段供述的申辯和反證，偵查機關沒有及時認真核查、依法處理，違反公安部“程序規定”第168條規定，對上述確屬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據，應明確指出其違法性，并按最高院“解釋”第58條的規定，否定其作為定案的根據。

(二)、對證人證言的庭審質證證人證言的質證程序，根據證人是否出庭作證，分為證人出庭直接參與庭審質證及僅提供證人談話筆錄或書面證明質證。

(1)對于證人直接出庭作證的質證。要充分利用控方證人出庭作證的機會，通過發問及質證，獲取辯護素材。控方之所以讓證人直接出庭作證，無非是為了進一步鞏固起訴書所認定的事實。因此，控方證人出庭作證時一般都顯得較為從容。對控方所提的問題一般回答得較為流暢。而作為被告人的辯護人，必須對控方證人所要證明的事實及其與案件其它相關證據材料的存在的內在聯系做到較為全面的掌握，必須圍繞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等有利于被告人的情節進行質證或發問，善于在證人前后矛盾或難以自圓其說的證言中找到突破口。如證人證言出現兩難狀態，則要巧設兩難發問句。唯有動搖控方證人的自信心，才能判斷證人出庭作證時說的是否屬于客觀事實。

(2)對不出庭作證的證人證言質證。由于國情差異，我國現行刑事審判中控方證人出庭作證還屬少數，大多數情況下是以書面的形式作證，對書面證詞，辯護人無法象證人出庭作證那樣巧設發問句，然而，書面證詞往往都是控方的談話記錄，由于控方取證人員的記錄水平、方式的不一致，以及是在不同階段由不同的人員進行取證，因此需要辯護人在控方移交法院的證詞中，對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實的證人證言進行逐句、逐段認真分析，綜合判斷，提出質證意見。如在開庭前就已發現證人證言有矛盾或隱含有利于被告人的內容，除向被害人調查取證需經控方批準外，辯護人也可庭前著手向該證人調查取證，或就有關疑點申請法院或控方取證。

3.證人證言質證時常見控方帶瑕疵的證據材料。主要有：(l)對證人采取羈押措施取證，違反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則(試行)》第142條規定。(2)由非偵查機關向證人調查取證所得的材料作為證據使用。違反公安部“辦案程序”第51條規定。(3)詢問證人沒有在證人單位、住宅或偵查機關辦公室內進行，違反刑訴法第97條及六部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7條規定。(4)詢問證人現場沒有兩名偵查人員，違反最高檢“規則”第140條及公安部“程序規定”第188條規定。(5)詢問未滿18歲的證人，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沒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違反最高檢“規則”第143條規定。

(三)對被害人證言的質證被害人的證言屬刑事訴訟證據之一。但由于被害人與被告人之間存在的對立關系，被害人的證言往往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當事人，案發時的一切唯有他是最清楚的見證人，此時被害人的證言就是最直接的證詞。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被侵害對象，其證言又偏重于指控被告人，并往往作對自己有利的指控。因此，對被害人證詞作為證據使用時，辯護人應從上述兩方面進行把關、質證。在案件中被害人的供詞與其它證據相互印證的應予認可;沒有其它證據相印證時，在質證時應重點把握：(1)將被害人的證詞與案卷中其它旁證材料相比較，指出被害人證詞中關鍵事實、情節與其它證據的不同之處。(2)充分注意被害人證言前后矛盾或夸大其詞之處。(3)充分注意被害人是否有意在作偽證。(4)案發時的客觀條件是否與被害人陳述的情境相一致。

被害人證言質證明常見控方帶瑕疵證據材料：(1)在犯罪嫌疑人不明確，讓被害人進行辨認時，在偵查階段被辨認人少于七人，照片少于十張，在檢察階段被辨認人少于五人，照片少于五張，違反公安部《程序規定》第251條、最高檢《規則》第193條的規定。(2)單一將被害人證言作為起訴依據，并沒有其它證據相印證，違反《刑訴法》第61條規定。

(四)對鑒定結論的質證刑事案件中較為常見的鑒定結論有：法醫鑒定、司法精神病學鑒定、筆跡鑒定、化學鑒定、會計鑒定、技術鑒定等。一般為涉及需具有專業知識的人才能對案件中某些專門性問題進行分析判斷后作出結論的，均需有權威中介部門提供書面鑒定結論。但是，基于鑒定人員的技術水平及鑒定內容的復雜程度，司法實踐中有關鑒定結論出現失誤的情況還是經常發生。因此，辯護人在承接刑事個案中，千萬不能看到鑒定結論，就認為該案已作定論。特別是遇到唯有以鑒定結論定性的時候，更應持合理懷疑的態度。辯護人若囿于自身知識的有限，應在庭前就鑒定結論中的有關問題向專家咨詢。必要時可要求控方或法院依法進行重新鑒定。如果在庭審中才發現鑒定結論存在的問題，那么應在庭審中進行質證，所出不同意見，或要求進行重新鑒定(必須具有充足理由)。

鑒定結論質證時常見控方帶瑕疵證據材料：(1)只有單位蓋章，沒有鑒定人簽字，違反《刑訴法》第120條規定。(2)人身傷害的醫學重新鑒定及對精神病的醫學鑒定沒有到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機構進行鑒定，違反《刑訴法》第120條規定。(3)沒有將用作證據的鑒定結論告訴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剝奪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申請補充鑒定及重新鑒定權，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20條規定。(4)檢察機關對一些專業性問題需要鑒定時沒有及時向鑒定人送交有關檢材的比對樣本等原始材料，違反最高檢《規則》第182條規定。(5)鑒定結論沒有兩名以上具有鑒定資格的鑒定人簽名或蓋章，違反公安部《程序規定》第238條的規定。

(五)對勘驗檢查筆錄的質證現場勘查及檢查筆錄是由偵查人員從案發現場繪制的。一般應認定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作證據使用。但作為現場勘驗筆錄同樣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或受到勘驗人員的經驗、程序、知識等方面的影響，以及司法實踐中還存在某些偵查人員在偵查終結后補寫現場勘驗筆錄的情況。因此，作為間接證據的現場勘驗筆錄也同樣存在去偽存真的問題。

勘驗、檢查筆錄質證時常見控方帶瑕疵證據材料：(1)搜查時沒有被搜查人及其家屬或其他證人在場，并由他人簽名或蓋章，違反《刑訴法》第113條規定。(2)勘驗時沒有兩名與案件無關的證人在現場見證，違反最高檢《規則》第149條規定。(3)檢察院決定解剖死因不明尸體時，沒有通知死者家屬在場，違反最高檢《規則》第150條規定。

(六)對錄音、錄像等影視材料的質證錄音、錄像等影視材料作為證據使用是新《刑訴法》實施以后的事。當事人私下取得的錄音、錄像資料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因此，在控方將影視材料作為證據使用時，獲取手段是否合法應在庭審質證時予以充分注意。

錄音、錄像等影視材料質證時常見控方帶瑕疵證據材料：(1)錄音、錄像沒有與原物核對無誤或經鑒定證明真實，違反最高院《解釋》第51條規定。(3)影視材料沒有附制作過程的文字說明及制作人簽名、蓋章，違反最高院《解釋》第51條規定。

(七)對物證、書證和質證物證是指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物品和痕跡;書證是指以其記載的內容反映案件事實真相的書面材料或其它物質材料，通常以文字、圖表、符號等表示。特證和書證具有客觀性，控方以物證、書證舉證一般不會出現造假(書證、物證本身就系偽造的除外)，需要質證之外主要在于控方在取證程序上有否存在錯誤。

物證、書證質證時常見控方帶瑕疵證據材料：(1)扣押的物品沒有見證人、持有人簽字，違反《刑訴法》第115條規定。(2)檢察機關對于扣押的金銀、文物、名貴字畫、違禁品以及其它不易辨別真偽的貴重物品沒有及時鑒定，違反最高檢《規則》第170條規定。(3)檢察機關組織辨認人對同一物品進行辨認時，每名辨認人沒有單獨時行，違反了最高檢《規則》第193條規定。(4)公安機關向有關部門調取物證及書面證據時，沒有被調取單位或個人在《調取證據通知書》及書面證據材料上簽字，違反公安部《解釋》第53條規定。(5)偵查機關提供的書證復印件或物證照片沒有制作過程文字說明及原件原物存放處的說明，違反公安部《規定》第53條及最高院《解釋》第51條規定。

第二、過程中常見控方其他舉證錯誤及辯護人應掌握的若干庭審質證技巧1.針對控方將被告人涉嫌的諸多事實合并舉證時的庭審質證。

根據新《刑訴法》的有關規定及控辯式審判的具體要求，現行庭審制度要求控方舉證應該是一事一證一質。如被告人有多起互不相關的犯罪事實，則控方在舉證及質證過程中應對該多起犯罪事實逐一進行舉證、質證。但司法實踐特別是庭審時間安排較為緊湊時，控方甚至個別法院也默許控方采取合并舉證方法，即將相關證據由控方一次性舉證完畢，于是客觀上導致辯護人無法就被告人的每一犯罪事實進行充分質證，致使庭審質證程序流于形式。因此，在庭審過程中遇到合并舉證時，辯護人應及時予以指出，建議合議庭告知控方采取一事一證一質方式開展庭審質證活動，并應指明控方合并舉證方式不符合控辯式庭審質證程序。

2.針對開庭前控方沒有全面、客觀地調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資料或發現在移送的主要證據目錄中缺少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資料時的應急處理。

根據《刑訴法》及六部委有關規定，偵查及起訴機關應全面收集被告人有罪無罪或罪重罪輕等方面的有關資料，起訴時移送的證據資料也應包括這些方面的內容。但是，司法實踐中經營發現控方沒有及時對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資料依法予以調查核實(特別是有些辯護人難以取得或無法取得的證據材料)，或將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沒有作為主要證據材料隨案移送。因此，在庭審質證過程中一旦發現上述問題時，就應根據六部委《實施規定》第13條立即向合議庭提出，申請法院向檢察院調取該方面的證據材料。

3.庭審質證時辯護人應及時制止控方發言的幾種情況。

(1)控方采取提示性或誘導式發問時，應及時予以制止。法庭上控辯雙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法律規定控辯雙方在向被告人、被害人、證人、鑒定人等發問時，均不得采取誘導式發問以及其它不恰當的方式發問。在庭審質證過程中發現控方有提示性或誘導式發問時，控方的行為違反最高院《解釋》第144條規定。此時辯護人應即時舉手示意請求審判長阻止控方發問。

(2)控方在舉證時所舉的事實證據與起訴書指控的事實或認定的情節無關時，違反最高院《解釋》第148、149條規定，辯護人應舉手示意審判長及時予以制止發言。

(3)控方在舉證時，其所列舉的證據未列于移送法院的主要證據目錄之中，辯護人可采取三種方法處置：一是案卷中已有類似證據材料或所要證明的事實證據已較充分，辯護人在質證時只指出該證據尚未列于主要證據目錄即可;二是在非主要事實或對被告人定罪量刑關系不大情況下，建議法庭將此證據當庭讓辯護人閱讀幾分鐘后當庭予以質證;三是控方所舉證據是涉及定置量刑的新證據或主要證據，辯護人有權請求合議庭作休庭處理，允許辯護人調查取證后恢復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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