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裁判文書的說理性是建立在公訴詞和辯護詞的說理性基礎之上的，控辯雙方法律文書的說理水平直接影響裁判文書的說理深度。長期以來，刑事審判“以偵查為中心”，造成了對辯護工作的忽視甚至歧視，加之一些司法腐敗現象的存在，導致律師對辯護詞的制作重視不夠：存在對證據分析不全面、不透徹，對法律研究不深入，說理性不強，形式單一，質量不高等問題，明顯不能適應正在深化的訴訟制度改革需要。因此，辯護詞的說理性應在深度和廣度上大大增強，形式也應豐富多樣，有所創新。

筆者將實踐中對辯護詞制作積累的經驗進行理論梳理，雖然粗淺，但意在拋磚引玉。

一、分析證據是辯護詞制作的基礎

公訴人指控犯罪，起訴書看似寥寥數語，其所依據的案件卷宗卻洋洋萬言。辯方如果沒有對其進行深入細致、合法合理的分析研究(當然還包括律師對反證的搜集)，僅有對被告人有利的辯方意見，會使注重實證的法官感到辯護詞蒼白無力。

公訴人指控的案件定性及核心證據是辯護工作的重點，核心證據是對主要犯罪事實認定的基本依據。對定性及案卷證據的分析和評判是辯護詞的核心。在閱卷時所形成的證據分析意見(質證意見)是辯護詞的根本所在，針對辯護重點提出的辯護意見必須有證據的支撐。

1、辯護詞要遵循實證原則。辯護詞的每一個觀點都應有證據支撐。在制作閱卷筆錄、證據目錄、證據分析意見(質證意見)及相關工作時，要對案卷證據全面解析。這一過程即是辯護意見的形成過程，由此得出的辯護意見才扎實、厚重、具有說服力。

2、主觀證據的分析。主觀證據，即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及受害人陳述等。分析不同的主觀證據之間是否一致，主觀證據與客觀證據是否一致。主觀證據通常是龐雜的，律師在制作辯護詞時可通過圖表形式比對證據，使人一目了然，增強辯護詞的可讀性和說服力。

3、客觀證據的分析。客觀證據，即書證、物證、現場勘驗筆錄、尸檢報告、鑒定意見等。應從三個層面進行分析：

淺表性錯誤的分析。不要忽視客觀證據中出現的淺表性錯誤。不要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面，應指出淺表性錯誤的性質，及其給客觀性證據造成的主觀影響。如河北聶*斌案，公訴機關提供的現場勘驗報告中對案發地形的方向標注錯誤，檢察官辯解為筆誤。通常人們認為這種錯誤不會影響鑒定意見的客觀性，但這恰是辯護人反擊的機會?？茖W技術應該是嚴肅的，如出現主觀錯誤，客觀的東西已然不客觀了，該份證據失去了客觀性。可見淺表性分析也可以一葉知秋、見微知著。

專業內容的分析。對于專業的科學技術鑒定意見，應找相關的專家作為參謀，并請其推薦相關的參考書目或出具文字意見，將書目中的有關內容或文字意見作為辯護詞的附件，使法官通過辯護詞就了解到此方面的背景知識，使辯護詞更顯厚重，贏得法官的信任。

程序合法性的分析。對作出鑒定意見的鑒定機構及鑒定人員的資質、檢材取樣、報檢過程等鑒定的程序合法性進行分析。在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對相關書證、物證進行的鑒定多數不同程度地存在程序違法問題，這是長期以來審判工作以偵查為中心，忽視(甚至縱容)偵查工作中的程序違法問題所造成的嚴重后果之一，而其程序的違法往往嚴重影響其鑒定意見結論的正確性。因此其程序違法性往往是主要辯點之一。換言之，應該成為辯護人閱卷工作的“聚焦”之處。

4、程序性文書的分析。分析偵查及起訴機關的程序性文書，將文書中采取措施的各個時間點析出，制作完整的時間軸，進行圖表化處理，作為辯護詞的附件。通過時間軸點分析有無程序違法情況，如超期羈押，印證被告人是否自首等。

綜上，各類證據及文書的分析是律師的基礎性工作，辯護詞植根于此。因此應將上述分析作為辯護詞的附件，以支撐辯護意見。如果說辯護詞為樹干的話，這些附件則是其根系。俗話說，樹有多高，根有多深。

二、辯護詞內容的說理性

辯護詞應長于說理，言之有據，最忌假大空或“講故事”。說理性應是辯護詞的主要內容和本質特征。辯護詞除前述對證據的分析外，還應從法理、情理、常理及哲理多角度對案件進行全面分析，充分說理。

法理性分析。辯護人對案件適用法律的分析應深入到法理層面，深挖法律條文背后的立法精神，把握其前沿性理論。在筆者代理過的一起斡旋受賄案中，對被告人“為請托人謀取的利益是否具有正當性的分析”即是典型的法理性分析。筆者在辯護詞中通過對法律規定及學界觀點總結指出“(斡旋)受賄罪中謀取的‘不正當利益’包括兩種情況：非法實體利益和非法程序利益，請托事項是否屬于不正當利益，應當進行獨立評價，與被告人是否收取請托人好處費的不正當性無關。評價請托事項是否具有‘正當性’，應當依據黨和國家現行的方針、政策，嚴格按照現行法律法規，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組織相關領域專家進行科學論證，依照程序得出權威結論，才能令被告人、辯護人和社會公眾心服口服，才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這一觀點引起三級法院高度重視。對案件的法理性分析，特別是對新型案件的法理性分析，往往成為前沿性的理論性分析，凸顯個案助推法治。

常理性分析。律師對公訴人認定的事實進行常理性分析，指出是否存在有違常理的情形。筆者曾代理過的張某“殺妻”案，案卷中記錄“張某供述：下午到家，其妻正在午休，頓起殺心。拿了一把電工刀藏在身上，然后謊稱‘外面有人要燈泡’，將其妻叫醒，其妻到存放燈具的東屋，張尾隨而入，和妻吵了幾句嘴，起了殺心，張用兩手將其掐死”。筆者的辯護詞對張的犯罪動機作出“非常理化的分析”，認為被告人的供述與客觀事實不符，張某最終獲得無罪判決。該案判決書中“非常理化的分析”全部采納了筆者的辯護意見，并將該分析過程寫入判決。該案被多家主流媒體推為“疑罪從無”司法理念引入河北第一案，具有“典范”和“標本”意義。

情理性分析。辯護人應從情理出發，結合社會影響力，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辯護。在筆者代理的一起受賄案中，被告人在檢察院詢問筆錄中主動供述其行賄人，被認定為自首。依照《刑法》的規定,“對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筆者認為該被告人可減輕處罰，即在辯護詞中指出：“被告人自首后的供述材料成為檢察機關偵破相關犯罪案件的重要線索，節約了大量的司法資源，并且引發了全市范圍內該領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使該系統的行賄者紛紛自首，使檢察機關的戰果迅速擴大，為破獲全市范圍內系列大案起到了重要作用?！蓖ㄟ^對案件的社會影響力、對同類案件破獲的明顯效果、重大作用進行分析，以減輕被告人的刑罰，達到有效辯護的目的。

哲理性分析。辯護應遵循辯證思維，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控辯審的司法理念即源于此。從方法論的高度分析控方的觀點和方法，指出其是孤立、割裂地看問題還是全面、辯證地看問題，以超然的視角和終極的高度評判控方觀點和方法，使辯護詞的立論登峰造極。

三、辯護詞形式的藝術性

辯護詞應簡繁得當、凹凸有致，其謀篇布局如油畫的構圖，應有層次之美。

案件不同，辯護詞的內容和形式亦不同。內容決定形式，形式服務于內容，形式和內容應當有機辯證地統一在辯護詞的制作過程中。

辯護詞的形式應最大限度地展示辯護人的觀點，其應由封面、目錄、辯者按、觀點摘要、正文、附件等部分組成。附件依案情的復雜程度必要時應附閱卷筆錄、分析證據的相關質證意見、圖表及相關的法律依據、參考案例等。

設計封面。辯護詞封面應體現律師事務所的logo或其特殊標志，利于律師事務所的品牌建設，是對律師文化的宣傳。

制作目錄。辯護詞的目錄、觀點摘要、編者按尤如“路標”，指引法官沿著“路標”找到信息，方便其閱讀，同時也能體現律師清晰的辯護思路。

注重修辭。文字應平和客觀、溫潤如玉，切忌攻擊性過強。要修飾思想，讓讀者有繼續閱讀的欲望，給其一種美的體驗。同時辯護人還應加強校對，杜絕錯別字等低級錯誤的出現。文如其人，錯字連篇、漏洞百出的辯護詞會讓當事人對律師的工作態度產生懷疑，進而質疑其專業素養。

形式多樣。辯護詞的形式不拘泥于文字表述，充分利用圖表及視聽技術，直觀地呈現觀點及分析過程。一些復雜案件，僅憑語言和文字很難直觀地呈現給法庭，但通過圖文配以技術播放手段，讓案情重新回放，會給法官清晰的記憶，并且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動態多樣。辯護詞*多版本。橫向來看，辯護詞應有簡約版、口語化版本、書面化版本及電子版。庭審中的辯護詞應是口語化的演講稿，而提交的辯護詞應書面化。縱向來看，應有庭前辯護詞、庭后辯護詞及補充辯護詞。庭審是變化的、不可預測的，庭審過程中控辯雙方常常會碰撞出火花。因為這些珍貴的思想火花產生在動態過程中，易被辯護詞遺落。所以，辯護人應依庭審的具體情況制作補充辯護詞，將散落在庭審中的每一粒“珍珠”串聯起來，拾遺補缺。

突出重點。辯護詞一定要突出主要觀點以維護委托人的核心利益，但不可遺漏偵查過程中存在的程序瑕疵、案卷中的文字錯誤等。它們雖然可能不至于影響案件定性和量刑，但仍應在辯護詞中有所體現。對此類錯誤的提出，既是對偵查和審查起訴工作的監督，也是對律師的自我保護。隨著當事人維權意識的增強，常有因案件敗訴而引致對律師的投訴，目標直指這些“細枝末節”在辯護詞中的遺漏，給律師帶來不必要的麻煩。這些枝節問題也會影響法官對控方觀點的“印象分”，這也是辯護詞的一種策略。

匯編成冊。辯護詞不應是簡單的觀點表述，而應將辯護觀點形成的過程及事實依據、法律依據及其他依據充分體現出來。將對證據的分析、案件的背景資料、涉及到的專業知識摘錄等進行圖表化處理，作為辯護詞的附件。將辯護詞及相關資料匯編成冊，方便法官辦案，這就使辯護詞成為一本百科全書式的辯護意見書。法官通過辯護詞不僅了解辯護人的觀點、看到證據，還能看到觀點形成的過程、事實依據、法律依據及公安檢察內部的行業性的、規范性的、指導性的規章規定等，這就如同律師在向法官交付自己知識“產品”的同時，附上了“品質保證書”。

一份優秀的辯護詞是律師思辨軌跡的完整記錄，是法官審理案件不可或缺的辯方工作手冊，是制衡控方的有效辯護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