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訴轉自訴制度的內在沖突

與不起訴裁量權的沖突。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起訴被劃分為法定不起訴、酌定不起訴和證據不足不起訴三類。法定不起訴是法律規定的應當不起訴，法律明確規定只能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人民檢察院沒有自由裁量的余地。對酌定不起訴的情形，檢察官享有起訴裁量權。對于具體案件起訴與否，由人民檢察院酌情而定。證據不足不起訴應當是法定不起訴的一種，而非一種獨立的不起訴形態。

不起訴裁量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檢察機關通過對特定刑事案件行使不起訴裁量權可以達到對刑事案件的分流，提高訴訟效率，同時實現效率基礎上的公正。公訴轉自訴制度對檢察機關不起訴決定的穩定性和終止訴訟的權威性造成了一定損害。**海默曾經說過：“一個發達的法律制度經常試圖阻礙壓制性權力結構的出現，其依賴的一個重要手段便是通過在個人和群體中廣泛分配權利以達到權力的分散與平衡，強化對不起訴制約的措施，的確能夠有力地遏制起訴裁量權被濫用的傾向?！?/p>

而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只要被害人對不起訴決定不服，便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這無疑對檢察機關的起訴裁量權造成了侵害。這一規定幾乎使人民檢察院的起訴裁量權形同虛設，很大程度上將導致起訴裁量權因為行使空間過于狹窄而阻礙其應有功能的發揮。

制造了訴訟程序間的沖突。公訴轉自訴制度首先使公訴程序和自訴程序各自的統一性受到了破壞。自訴案件的首要追求是效率，而公訴案件的首要追求是公正，兩者的價值首選不同。公訴轉自訴制度將追求公正的案件劃到追求效率的案件的行列，破壞了自訴案件的統一性。刑事訴訟法對于公訴程序有明確的規定，其與自訴案件程序相比更為復雜、證明要求更高。自訴案件體現的是私人對于犯罪的追訴，在程序上相對簡化，并且接近或者直接套用民事訴訟的程序規則。而公訴轉自訴夾在兩者當中，使得公訴程序和自訴程序都失去統一性，且使自訴案件的三個類別不統一，而公訴案件也采取了兩種程序待遇，造成了不必要的程序割裂，不利于維護法律的統一。其對于公訴程序整體性的損害尤為突出。

其次，法律對公訴程序和自訴程序給予了不恰當的差別待遇。主要表現在：第一，在審判程序的啟動上，對自訴的要求比公訴更為苛刻。對公訴案件進行的立案審查主要是一種程序性審查，對自訴案件的立案審查卻包括程序審查和實體審查兩個方面。因此，自訴案件的受理條件比公訴案件嚴格得多。第二，在審理程序的適用上，自訴案件的程序顯得過于單一。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訴案件的審理有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之分。而對于自訴案件，雖然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前兩款規定的自訴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但法律并未規定可以適用普通程序進行審理，即使是對自訴案件中相對較為復雜的案件。因此造成實踐中法院幾乎無一例外地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三類自訴案件，形成公訴案件與自訴案件在適用審理程序上的失衡狀態。

帶來了證據法上的沖突。公訴轉自訴案件在證據法上首先引起的沖突是被害人身份的尷尬。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被害人在公訴案件中具有類似于證人的身份，他所了解的案件情況將作為公訴方可利用的證據。而在美國則明確地把被害人作為證人看待。被害人在本質上具有證人的特征。然而當被害人對于本該由公訴機關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自訴時，他的身份卻發生了大逆轉。此時他作為原告，無法以證人身份作證，也無法享受“被害人陳述”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的訴訟待遇。在公訴轉自訴案件中，被害人的證人身份已經讓位于控訴人的身份。而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證人身份應當優先。行刑事訴訟法自身作出了自相矛盾的規定，令被害人無所適從。

其次，公訴轉自訴案件引起的重要沖突還有證明責任的不合理轉移。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公訴案件的證明責任由公訴機關承擔。而自訴案件證明犯罪的責任由自訴人承擔，如果自訴人無法完成證明責任，自訴人將為此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對于自訴案件進行審查后認為缺乏罪證的自訴案件，如果自訴人無法提出補充證據，法院應當說服自訴人撤回自訴或者裁定駁回自訴。自訴人作為個人，法律沒有賦予其相應的調查取證的權利。并且從公訴轉自訴案件的性質來看，此類案件可以是情節較輕的也可以是情節較重的，輕重之間并沒有嚴格、清晰的界限。照此規定，殺人、搶劫、強奸等嚴重的暴力犯罪案件都有可能出現在自訴案件范圍之內。而這些案件的偵查本身相對復雜、取證較為困難，只有專門的偵查機關運用專業的偵查技術才有可能查明，現在法律將這類案件交給能力和權力都非常有限的個人來調查，顯然不切實際。因而實際上自訴人很難以完成指控犯罪的責任。

刑事起訴制度長期發展演進的過程就是刑事追訴權的行使方式由私人追訴主義過渡到國家追訴主義的過程。現今，國家追訴主義已經為世界各國所普遍采用。自訴因為其具有一些不能完全被公訴所取代的特性，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具有現實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但各國幾乎一致采取了公訴占主導自訴為補充的刑事起訴方式。在實行公訴兼自訴的絕大多數國家里，法律對自訴案件的范圍都進行了嚴格的限定，自訴方式一般只適用于涉及公民人格、名譽、健康、財產等個人權益，同時情節較為輕微、危害不大的案件。即使是在自訴案件中，公訴權的干預和救濟也時常嚴陣以待。且國家援助原則成為現代自訴制度的一項普遍性原則。公訴案件范圍不斷擴大，自訴案件范圍不斷縮小是世界刑事訴訟起訴方式的發展趨勢。而我國卻逆潮流而動，這不僅將導致公訴轉自訴制度無法收到實效，也將導致在國際刑事司法交流中失去對話平臺。

改造公訴轉自訴制度的解決對策

對權力的監督和對權利的保障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如果有一種制度可以同時實現對權利的保障和對權力的監督，就可以有效避免公訴轉自訴制度的尷尬。由于傳統的法律工具論思想的影響，我國的公訴轉自訴制度作為我國職權主義訴訟程序中的一環，自然不免帶有強烈的工具主義的特點。第一，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的過程是在不公開中通過行政式的審查作出的，沒有第三方力量的介入;第二，毫不知情的被害人知曉這一決定后，如果不服進行申訴，則是再一次鉆進了程序的黑箱，最終懵懵懂懂地跑出來;第三，如果被害人決定自訴，他的地位和能力幾乎決定了他沒有成功的可能。

也就是說，被害人除了服從檢察機關的決定沒有別的選擇。所以，必須對不起訴裁量權的行使引入法官裁判，使不起訴制度具有典型的訴訟形態。如果法官認可不起訴決定，不起訴決定便具有了穩定性和終止訴訟進程的效力。如果法官認為不起訴決定不合理，便采用第二種解決辦法。這一辦法是借鑒德國的“強制起訴”程序或者日本的“準起訴”制度。德國的“強制起訴”制度是指對于檢察機關怠于行使控訴權的案件，受害人向法院提出申請，法院審查認為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不當時，裁定由檢察機關向法院提起公訴，檢察機關有義務執行法院的裁定。日本的“準起訴”制度則是指法院根據告訴人的申請，認為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不當時，指定律師代表國家向法院提起公訴。兩種制度的共同點是法院有否定檢察機關不起訴決定的權力，只不過德國采用的方法是法院裁定檢察機關提起公訴，而日本則是指定律師代表國家提起訴訟，兩國均沒有將責任向被害人一推了之，公訴案件仍然保留了公訴性質。

我國對公訴轉自訴制度的改造，不管借鑒哪國模式，都必須以建立司法審查制度為前提。司法審查制度使不起訴制度具有了訴訟形態，而不是游離于訴訟形態之外。具體而言，就是確立被害人司法審查申請制度。保留被害人對于不起訴案件的監督權利，但其作用僅限于申請發動公訴的權利。由法律規定被害人對于符合一定條件的案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請求人民法院對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所作出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決定進行審查。如此已經可以實現對權力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