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營范圍,交易,權利能力,公司,行為,超出

我認為權利能力限制說不足取，具體理由如下：

第一，易導致給公司推卸責任的機會。如果公司超出經營范圍為交易行為，有利可圖，當然不會主張無效，但一旦對其不利或自身不能履行義務，則就會主張該交易超出經營范圍應為無效。從而既不履行依交易所應承擔的義務，也不承擔違約的民事責任。這就會嚴重損害相對方的利益。這實質上是只有相對方受交易合同的束縛。實有違合同之本質，民法之公平誠信原則。

第二，有礙交易安全。公司是營利性組織，其一切活動之根本目的便在于實現營利。而交易的便捷可靠是達到營利目的的重要條件。因此必須確保交易的快速便捷。要求與公司交易的相對人每進行一次交易都查閱章程自是不便。況且某交易究竟是否在經營范圍內也很難判斷。如1991年，江西省曾經為一個案子中涉及的避孕套究竟是“化工產品”還是“藥”的問題，弄得一審再審，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反復批示才結案。試想連法官都搞不清楚所謂的“經營范圍”，怎么指望交易相對人會做出準確判斷?!

第三，不利于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因為公司一旦為超出經營范圍的行為，即為無效，無追認補正之可能。則即使當事人已履行合同，對其并無爭議，甚至交易標的物幾經轉輾，也應返還給對方。在市場經濟日益發達之今天，其對社會秩序危害之深，可想而知。

第四，我們應當明確的是，超出經營范圍經營并不等于違法經營。所謂違法經營是指從事法律禁止從事或法律規定必須經過嚴格審批才能從事之經營。而超出經營范圍經營或許有可能是違法經營，或許僅僅為一般超出經營范圍的經營。前者自應是無效。但若認為后者亦應為無效，則并不符合交易盡量有效原則。只要交易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和社會公共利益，我們就沒有必要對當事人間私的關系干涉過嚴。

第五，而且，采權利能力限制說并不合公司立法司法之發展趨勢。如明確以經營范圍限制公司權利能力的日本，自大正時代以來，逐漸放寬了對目的范圍外行為的解釋，最終形成客觀抽象基準說。該說認為，不僅從事章程所定目的事業的行為，屬于法人自體的行為，而且為了完成目的事業而從事的一切必要事項均應屬于目的范圍內行為。并以此為根據解釋認為公司代表法定代表代表公司向政黨政治獻金的行為非目的范圍外行為。到這一步，可以說完全否定了公司經營范圍對權利能力的限制了[7].另一典型代表為英國。英國可謂是越權行為理論的發源地。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嚴格限制公司能力的理論已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因此，到1972年，英國公司法以制定歐洲共同體法為契機，對該理論大加修改，該法第9條規定，公司機關所為的行為，即使此種行為超出法律所賦予或法律所允許賦予該機關的權利時，不在此限。至此越權理論被完全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