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人治理的形式: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指的是在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控制權分離的基礎上，不同組織形式的股份制企業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辦公會之間有關公司經營與權利的公司組織制度與運行機制，以及為了維護股東、公司債權人以及社會公共利益，保證公司正常有效地運營，由法律和公司章程規定的有關公司組織機構之間權力分配與制衡的制度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知情權是其他一切權利的基礎。

公司法人治理是當前一個世界性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操作課題，也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公司治理問題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于良好的公司治理是現代市場經濟健康運作的微觀基礎，不僅影響到企業和個人，也影響到國家經濟的穩定和增長。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可以夯實企業競爭力的基礎;可以保障投資者權益;可以吸引投資機構和個人資金通過資本市場源源不斷地流入企業，轉化為生產發展資金，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與安全。

(一)所有權人與經營管理權人的相互制衡;(二)經驗管理權者內部的利益制衡。

研究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首先必須明確的目的和意義是：第一：有利于建立一個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公司制。公司制是產生于西方經濟制度下的一種商業組織形式，它畢竟是在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產生發展起來的，所以就不可能完全適用于中國的經濟模式。而要使之符合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情，就必須對公司制有一個深入的了解，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其核心問題——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第二：有利于解決現在已經出現的公司治理結構不合里的問題。例如：產權問題(特別是國有企業改為公司法人之后的產權不請，權責不明);中小股東的權利難以得到保護;董事會內部機構不合理(權利過大或偏小都影響到了一個公司的發展過程);獨立董事的制度尚需完善，監事會處境尷尬等問題。

要想深入了解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就有必要回顧一下公司法發展的歷史，從公司立法的歷史可以看到，西方國家的公司立法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在西方早期的公司立法中普遍注意規定的是公司中的股東權限，特別是體現股東意志的股東會的權力。“誰出錢，誰管理”的原則讓位于“誰出錢，誰決策”的原則。但是，隨著西方經濟的快速發展，將股東大會作為公司核心機構的作法暴露出了許多問題，例如：面對市場的激烈競爭，公司需要有高效的經營決策和經營機制，公司對于這些問題，不可能有一年一度的股東大會來解決，因此核心機構的做法，不能對公司發展方向有一個及時的決策。于是出現了公司股東權限弱化、公司董事會權限強化，核心機關由股東大會逐漸向董事會轉化的趨勢。

在中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這種組織形式的產生發展較晚，從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從私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僅允許存在國營集體企業，在后來仿效蘇聯建立職業化生產的大、中、小型企業相結合的生產體制，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司制，也就當然不存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問題，這一階段的法人治理結構是基于當時的計劃經濟而產生的，主要表現是;政企不分，權責不明，產權不清，管理不科學。

中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這種組織形式，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逐漸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司制才得以誕生，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公司的普遍建立，立法對公司進行規范就顯得非常重要。于是，從1985年開始，有關部門就開始了起草公司法的準備工作，在85-89年的兩次公司大整頓中，總結出了不少經驗和問題，其問題是：資金不真實，政企不分，官商不分;公司組織形式混亂，公司法中的公司與企業法中的企業概念混淆，無法識別;公司內部管理和分配制度混亂，缺乏必要的監督約束機制從而導致以權謀私，職權貪污現象的產生。終于在92年5月，國家體改委等單位發布了“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和“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以及“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這才使得中國公司法有了雛形，其中對法人治理結構也才有了具體的規定。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快，政府機關對公司的越權管理與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政策卻越來越不適宜。在92-93年期間，由于人大代表和各屆人士要求盡快制定公司法的呼聲很高，92.8月國務院正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公司法草案，之后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在國務院有關部門擬定的上述草案的基礎上，調查研究一些地方在開辦公司中取得的成功經驗，并參考吸收了世界經濟發達國家公司法立法的優點，征得中央、地方、法律專家、經濟專家的意見，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并在93年12月的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上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公司法誕生了。

雖然中國在公司立法和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方面落后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但是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還是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從企業產權不清，政企不分，權責不明，一人決策到以近初步形成“三機構”相互制約和分權的結構，其進步是不可否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