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再好的理念,如果沒有現實的模型,其操作性就值得懷疑。而行政處罰如何實現合理性目標,建構合理性標準,便成為建構這一模型最具核心化的元素。
合理性標準不是單純的某個標準,而是一組價值群,選擇位于第一位階的價值標準應該是行政處罰具有正當性。
怎樣的行政處罰具有正當性,余以為有三個政策目標要遵守:
第一,行政處罰的額度要超過行政違法相對人的違法所得。
只有在成本大于收入預期的情況下,才能遏止相對人的違法沖動,也是符合法諺的基本正義理念:“任何人均不能從錯誤中獲利。”罰大于得對于維護違法相對人造成損害的利益添補機制中的利益均衡有重要意義,是正當性政策目標的首選。現在國家花費巨資治理淮河污染,效果不明顯,除開地方利益的驅動,地方保護外、處罰額度與污染企業污染所得之間的利益失衡,處罰力度不到位是直接原因,以至于造成遏止不住企業的污染沖動。
第二,實施的行政處罰應是有效率的,不會造成執法成本巨大,與行政處罰欲保護的目標相較不應存在成本大于欲保護利益的情況。
效率始終是行政權追求的首要目標,相較之司法對效率的追求,行政權應更具主動性.行政處罰同樣是行政權的運用,同樣是動用公共資源的一項行政執法活動。如果一項處罰耗費羈縻,而處罰的結果卻是保護利益很小,這也是不正當的,因為浪費了大量的公共資源,所以行政執法一定要樹立績效觀念,對欲處罰的對象應根據繁簡程度,采取相應的手段,避免出現大炮打蚊子的局面。
第三,實施的行政處罰應該是行政相對人有能力承受的,傳統的司法理念注重的是個人自由主義,講究責任自負,強調每個人自我負責,如其有過失,就必須為自己的過失付出代價,哪怕這種代價是慘重的也在所不惜,以達到人人自我負責、人人安全的目的。
但是這個世界的不完美的,傳統司法的觀點將每個人都視為自我的斗士,人間的騎士,單打獨斗的英雄,這理想可能永不能實現,而現代司法追求的是“社會集體安全”,降低對個人責任的追究(如機動車第三者責任保險),使其有過失時,為其過失所須付出的代價比較不慘重,而這一底線便是生存權的保障,在我們處罰過程中來說,就是處罰的結果不至于造成相對人的困厄,讓處罰在相對人可承受的范圍內執行,否則處罰超過其生存權的底線,只會造成兩個結果,一是相對人的生活困苦不堪,對其生存權造成威脅,二是相對人對整個社會的報復。處罰超過相對人可接受的程度便是極大的不公正、不正當,根本毫無合理性可言。讓處罰變得可接受,便是對“社會集體安全”的最好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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