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收的性質《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六條規定的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處罰種類為：警告、罰款、拘留。顯然，《條例》是把“沒收”排除在處罰種類之外、當作一種附屬性的強制措施而存在;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第八條規定：“行政處罰的種類：”……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可見，《行政處罰法》對沒收是作為一種處罰予以設定的。法律性質不同，其將產生的法律后果也就不同，故弄清沒收的法律性質事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同時對于更好地理解沒收的其他方面的問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治安管理處罰中的沒收

是指公安機關對違反治安管理所得的財物、查獲的違禁品以及違反治安管理所使用的本人所有的工具或財物無償地收歸國有的一種治安行政制裁手段。由于法律對沒收的性質、權限和是否適用聽證等方面的規定不盡完善與全面，導致各地在適用沒收時不依法行政的情形不斷出現，嚴重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解決這一個問題，關鍵在于確定《條例》與《行政處罰法》的效力等級。《行政處罰法》是母法、《條例》是子法，且《行政處罰法》是在《條例》之后頒布的，按照子法不得與母法相矛盾、新法優于舊法的原則，《行政處罰法》的效力等級應高于《條例》的效力等級。但有人可能會認為，《條例》是特別法，《行政處罰法》是普通法，《條例》的效力等級應高于《行政處罰法》的效力等級。這里需要指出的是，《行政處罰法》制定的根本目的，在于全面徹底地統一規范我國各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問題，如果各行政機關又都依據各自所謂的“特別法”辦事，勢必致使《行政處罰法》成為一紙空文，失去其制定的本初目的。況且《行政處罰法》也顧及到各行政機關在執法實踐中的不同需要，在某些方面已作了特別規定。如《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九條“違法行為在二年內未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以及第四十二條第二款“當事人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有異議的，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有關規定執行”等的規定，即是專門協調《行政處罰法》與《條例》之間存在的矛盾的。因此，在《條例》與《行政處罰法》發生沖突時，除了《行政處罰法》的特別規定外，必須適用《行政處罰法》。所以，筆者認為，在治安處罰中，沒收應視為行政處罰種類，而不能當作行政強制措施。

沒收的權限既然將治安處罰中的沒收作為一種處罰種類對待，那么，沒收的權限也就應當相應的予以明確，但是《行政處罰法》和《條例》均沒有關于沒收權限的法律規定，就是公安部也沒有作出具體的解釋性規定。這樣，在實踐工作中就出現了不管沒收財物數額多少，各級公安機關，尤其是派出所都可以裁決的現狀，從而導致不少侵犯公民財產權利的情況發生。

《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對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處罰，由縣、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當于縣一級的公安機關裁決”、第二款規定“警告、五十元以下罰款，以可由公安派出所裁決;在農村，沒有公安派出所的地方，可以由公安機關委托鄉(鎮)人民政府裁決”。從這可以看出，對治安管理處罰的裁決權限，一般設定在縣級公安機關，只有對警告和數額較小的罰款處罰，才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決。沒收和罰款從本質上看同樣的都是一種財產罰，對當事人所造成的損失實際上都是一樣的，既然《條例》規定公安派出所的罰款裁決權限為五十元以下，超過五十元的罰款要由縣級公安機關決定，那么，對沒收的裁決權限也應當遵守同樣的規則，即對于單處沒收處罰而不涉及其他處罰的，可以仿照《條例》的規定，由縣、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當于縣一級的公安機關裁決，五十元以下沒收處罰的，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決;對于并處沒收處罰的情形，應分兩種情況處理：對涉及警告、五十元以下罰款，同時沒收違法所得、非法財物五十元以下的，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決;但“警告、五十元以下罰款”，同時“沒收違法所得、非法財物”五十元以上的，則應當由縣一級公安機關裁決。

沒收與聽證《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聽證程序只適用于“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實踐中，執法人員對“等”字理解不一，公安部對此也未作統一的規定，因而，各地公安機關在對治安處罰中的沒收是否適用聽證程序方面的做法不一。有的地方作“等外”解，把行政處罰的聽證范圍擴大到沒收;而有的地方則作“等內”解，認為聽證適用范圍僅限于法定的“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這三種情況。筆者認為，從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的角度出發，《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的“等”字應作“等外”解，即“較大數額沒收”應適用聽證程序。一方面，沒收與罰款一樣，是由法律設定的一種財產罰，較大數額的沒收與較大數額的罰款具有相同的性質，而且，沒收對當事人的利益所造成的損失與罰款是一樣的;另一方面，《條例》涉及到對當事人進行罰款處罰時，數額均作上限規定，而沒收則沒有，實踐中，“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的數額往往比罰款的數額大，從法理上講，法律制裁越重就越應當給受處罰人以充分的抗辯權利和機會，因此，“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適用聽證程序，并不違背法律所蘊涵的精神。并且，作“等外”解，還體現立法對當事人有權要求聽證的行政處罰種類的無法列舉窮盡，為今后擴大聽證范圍、完善聽證制度提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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