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現代國家賠償理論和法治的發展，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神話國家逐漸變成了世俗的法治國家。國家責任逐步取代公務員的個人責任。國家公務員作為“替罪羊”代國家負責已逐漸成為歷史。在一定程度上，這既有益于保障違法行政公務行為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又有益于減輕行政公務人員的精神負擔和損害賠償訴累，激勵國家公務員在執行公務時充分發揮積極性和創造性，大膽處理公務，提高行政效能，無疑是法治的進步。然而，綜觀各國的法制實踐，事實上僅有少數國家完全以國家責任取代公務員的個人責任———只要符合國家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即由國家完全負責，禁止向公務員追償。例如，美國《聯邦侵權法》明確禁止政府向公務員追償。美國最高法院在美國訴吉*曼案的判決中也認為：“政府無權要求有過失的公務員對侵權損害承擔責任。其理由是：1，承認求償權是與國家賠償制度相悖的;2，不承認求償權并不等于放縱公務員，因為公務員要受公務員懲戒法和刑法的約束.而德國、法國、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許多國家和地區均以成文法或判例法確立了行政追償制度。我國也確立了行政追償制度。《行政訴訟法》第68條和《國家賠償法》第14條均規定，行政賠償義務機關賠償損失后，應當責令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的工作人員或者受委托的組織或者個人承擔部分或全部賠償費用。

盡管我國確立了行政追償制度，但是在行政追償的程序方面，現行法除了“先賠償后追償”的原則性規定外，對行政追償的程序只字未提，存在較大的缺陷。這些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被追償者的參與程序缺失。即從行政追償程序啟動至行政追償決定作出的整個過程都缺乏保障被追償者的知情權、陳述和辯論權的程序。眾所周知，行政主體對違反行政法律規范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實施行政處罰時，在最終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法律都設有一定的保障相對人的知情權、陳述和辯論權的程序，充分體現了行政民主化精神和參與型行政對基本人權的尊重。然而，對于行政追償這樣一項就其結果而言與行政罰款沒有差別的法律制度，現行立法卻沒有設立應有的正當程序，實屬不合理;第二，行政追償的時效制度缺失。行政賠償義務機關支付了賠償費用取得行政追償權后，該權力的行使應當有期限的限制。行政追償機關如果不在法定期限內行使該權力，則產生該權力喪失的法律效果。只有通過這一時效制度方能促使行政追償機關及時行使追償權，實現法律關系的穩定。我國臺灣地區“賠償法”第8條第2款規定：“求償權自支付賠償金或恢復原狀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在奧地利，求償權自國家機關或者其他公共團體向被害人表示承認，或自有損害賠償義務的判決確定時起6個月消滅時效。《德國為其公務員承擔責任法》第2條第2款規定：“國家求償權自國家承認被害人的賠償請求自確定判決時起，因3年不行使而消滅。”我國現行立法對此未作規定，這是否意味著行政追償機關的追償權沒有時間限制，只要行政追償機關愿意，就可以在任何時候行使該權力?如此被追償人是否會一直處于憂慮狀態，或者因時間的流逝而導致被追償人喪失履行義務的能力，從而使行政追償無法實現?第三，行政追償的監督程序缺失。行政追償的監督程序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一是通過行政追償公開程序實現對行政追償的監督。即通過將行政追償的理由(法律依據、事實依據及裁量理由)、結果對外公開而實現行政追償公開，為監督行政追償提供較為充分、真實的信息基礎。然而現行法根本沒有涉及行政追償公開制度，這不符合行政公開原則的要求，無法確保其他公務員及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和法律的平等原則的實現。

因為，行政追償存有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如故意、重大過失、全部或部分等都是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如果沒有一定的監督程序，行政追償極有可能成為實現偏私、專制和打擊報復的有效武器;二是通過行政追償的事后救濟程序實現對行政追償的監督。然而現行立法也沒有涉及行政追償的事后救濟程序。行政追償決定作出后，被追償者可否提出異議，程序如何，都無法從現行法中獲得答案。不過，依據我國行政法學界之通說，行政追償是內部行政(特別權力關系)范疇，因而被追償者不服追償決定，只能在行政系統內部申訴，而不得尋求司法救濟。這不符合法律的平等原則和正當的法律程序原則;三是對行政追償機關依法應當追償而怠于行使追償權，致使國家利益遭受損害的監督程序。

現行法沒有系統規定行政追償程序的原因也許是多方面的，但是將行政追償歸入特別權力關系范疇無疑是主要原因。這一點從我國學者對行政追償的解釋即可獲知：行政追償是指國家向賠償請求人支付賠償費用后，依法責令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的公務員、受委托組織或個人承擔全部或部分的賠償費用的法律制度;或行政追償是國家基于行政主體與其工作人員之間的特別權力關系而對公務員實施的制裁形式;或行政追償是一項與國家賠償制度密切聯系的獨立的行政內部程序制度.行政追償權是國家為監督行政公務員、被委托組織或個人依法履行職責而享有的對違法執行行政公務，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的人員實施經濟性懲戒的特別權力。該權力的基礎是國家與被追償者之間的一種特別權力關系.行政追償責任應被視為在法律上不同于民事責任的一種內部行政責任形式，它不是一種行政處分，而是一種獨立的責任形式，是通過金錢給付方式實現的具有懲戒性質的行政責任

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將行政關系分為一般行政關系和特別行政關系。一般行政關系只包含公民的一般權利義務，而特別行政關系則涉及國家和公民的一種特殊關系，通過(強制或自愿進入)在特定領域(學校、監獄、其它設施、公務員管理關系和兵役關系)而確立。特別權力關系被納入內部行政，因而不受法律調控。在這一領域內，行政機關可以根據自己的權力發布調整特別行政關系所必需的規則，可以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況下，實施侵害行為。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的重心在于強調雙方的不對等性，國家可在一定范圍內，強制要求相對人履行無定量之義務。其外在特征有二：一是排除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即行政機關可以行政命令規范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甚至自定罰則，而無需法律之明定或授權;二是排除司法審查原則的適用，而僅可利用行政體系內部之救濟管道尋求正義。也就是說，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統整為一，悉數納入行政權之掌控。因此，如果將行政追償納入特別權力關系范疇，那就從根本上使行政追償的程序立法成為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