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刑事責任能力規定依據

1、我國古代立法的恤刑傳統及近代立法的繼承

我國古代從奴隸制社會到封建社會，基本上都有有關老年人刑事責任的規定，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近現代意義上的新式刑法典《大清現行刑律》，在處罰老年犯罪問題上亦有明文規定:“未滿十六歲人或滿八十歲人，得減本刑一至二等。”此后，無論是北洋政府時期還是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都有關于老年人刑事責任減免處罰的規定。此外，在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政權所頒布實施的刑事法律文件中，也有關于老年人刑事責任的立法例：《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暫行刑律》第29條規定:“滿80歲人犯罪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政府頒行的《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懲治漢奸條例》第9條規定:“犯第2條各項之罪，年齡在80歲以上者得減刑。”

由此可見，寬仁慎刑，矜恤老幼是奴隸社會形成貫穿封建社會直至近代的一項傳統，它反映了扶助老幼婦殘的民族精神，蘊涵著鮮明的人文關懷，體現了國家的仁政和刑法中的人道主義精神。

2、國外刑法對老年人刑事責任的規定

從國外老年人犯罪承擔刑事責任的立法例來看，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1)、有條件地免除刑罰。《墨西哥刑法》第34條以及《荷蘭刑法》第二章第3條都規定，70、80歲以上的老年人犯罪的，免除刑罰。但是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年齡只是免除老年人刑事責任的一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如《墨西哥刑法》第34條規定，以喪失理性為條件，《荷蘭刑法》第3章第3條規定以喪失理解為條件。

(2)、減輕處罰。按照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48條的規定，對年齡超過70歲的犯罪人從輕處罰。1916年《蒙古刑法典》第19條規定，剝奪自由刑的最高期限不得超過15年，但對犯罪時60歲以上的男子和50歲以上的女子，剝奪自由刑的期限不得超過10年。

(3)、適用刑種的特殊規定。首先，對老年人不適用死刑。例如，1961年《蒙古刑法典》。其次，還限制使用其他一些刑種。例如，1810年《法國刑法典》第70條規定:“裁判時滿70歲之犯人，不得宣告無期重懲役、流放或有期重懲役。”《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749條規定:對判處罰金等而未能執行的犯罪人，按照應繳納之金錢數額易科兩年以下的拘禁。

(4)、執行刑罰時的特殊規定。如1968年《羅馬尼亞刑法典》第56條第2款規定:“年滿60歲之男犯人、年滿55歲之女犯人，服刑期間不要求勞動。自愿勞動的，可以準許。”，《日本刑事訴訟法》第482條規定，“被判刑人年齡在70歲以上時，可經一定程序批準而停止執行剝奪自由刑”，分別規定了對老年罪犯減輕勞動的要求和停止執行刑罰的要求。

由上可見，各國由于歷史傳統、價值觀念、風俗習慣的不同，在處罰老年犯罪人的制度安排方面當然存在著差異，但這些立法例都有著共同的理念，即將老年人與一般的成年人區別對待，給犯罪的老年人以更人道的待遇。

刑罰個別化，或稱刑罰個體化、刑罰個人化，即根據犯罪人的個人情況，有針對性地規定適用相應的刑罰，以期有效地教育改造罪犯，預防犯罪的繼續發生。刑罰的輕重不僅以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為依據，也要以犯罪人的人身危險程度為依據，這才符合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現行刑法中有關法定情節的減免處罰、從重處罰的規定都從某種程度上表明我國刑法在事實上確認了刑罰個別化的原則。

人的責任能力不僅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成年人進入老年年齡階段，其責任能力還有一個逐漸減弱，直至衰竭的過程。筆者認為，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的變化類似于開口向上的拋物線形狀，呈現為發展→成熟→衰退的過程。當然由于身體和精神健康狀況以及知識水平等情況各不盡相同甚至相差很大，不同的老年人的責任能力情況也不盡相同。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老年人在整個社會群體中屬于弱勢群體，其不論從生理方面還是從心理方面而言都有著不同于成年人的特點，生理上各器官功能減弱，經常患有不同程度的各種疾病;心理上孤獨寂寞感增強，認識能力、記憶能力下降，智力減弱，這些因自然規律所呈現出的特征無疑會影響一個人對其行為的辨別、認識能力和選擇、決定能力，故老年人的刑事責任能力會有所下降。因此，增設老年人刑事責任能力的規定，把老年人刑事責任與成年人刑事責任區別對待是實現刑罰個別化的要求。

4、增設老年人刑事責任的規定是刑罰人道性的要求

刑罰作為一種“必要的惡”，其實質是以惡制惡，以損害對損害，雖有其正當性，但不能超出必要的范圍。老年人刑事犯罪侵害的范圍和社會危害性總是有限的，而且由于其生理、心理方面的特殊性決定了老年人對刑罰的承受能力也是比較低的，因此，刑罰作為一種“必要的惡”，對老年人給予相應寬緩的待遇體現了刑法人道性原則的要求。

兩種特殊人群，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都是這個社會的重點保護對象，?這兩類人群犯了罪，法律都會相應的減少刑罰，但這不是他們犯罪的理由，有罪就罰是必須的，不要抱有僥幸心理，律霸網也提供律師在線咨詢服務，歡迎您進行法律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