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議又稱“求刑建議”，是指檢察院在刑事訴訟中對被告人應當判處的刑罰依法向法院提出的建議。從這一概念可知，量刑建議的場域是刑事訴訟;量刑建議的主體是檢察院;量刑建議的對象是法院;量刑建議的內容是所起訴的被告人應當判處的刑罰。

“量刑建議”與“求刑”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量刑建議是求刑的主要方式，求刑并不都通過量刑建議來表現。從司法實踐情況來看，求刑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檢察院只在起訴書和公訴詞中說“被告人的行為觸犯了刑法第x條規定，已構成x罪，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并請法院“依法判處”。第二種方式是在第一種方式的基礎上，請求從重、從輕或減輕處罰。第三種方式是在前兩種方式的基礎上，提出比第二種方式更為具體但又有一定幅度或選擇余地的量刑意見。第四種方式則比第三種方式更為明確具體，在刑種、刑度、執行方式等方面都是確定的，沒有幅度和選擇余地。上述第一種方式是求刑的最簡單、最基本形態，它除了指明應適用的法律條文、請求法院在該法條規定的刑罰范圍內量刑外，別無其他更具體的內容。這種求刑的最簡單形態尚不屬于“量刑建議”，因為如果將其算作“量刑建議”，那就意味著量刑建議是伴隨著刑事起訴而產生的老事物，這與人們認為量刑建議是新事物而加以研究的情況不符。而后三種求刑方式，則除了指明應適用的法條外，還有具體的建議內容，因而屬于量刑建議。根據所建議刑罰的具體明確程度，我們可以依次將它們稱為概括的量刑建議、相對確定的量刑建議、絕對確定的量刑建議。

檢察院之所以有權就其所起訴的被告人應當判處的刑罰向法院提出建議，是因為其享有刑事公訴權。刑事公訴權是檢察院在刑事訴訟中對涉嫌犯罪的被告人向法院提出控告，請求認定犯罪、追究刑事責任的訴訟權力。公訴權可分為審查起訴權、起訴權、不起訴權、抗訴權等權能，其中起訴權在實體內容上可分為定罪請求權和量刑請求權。[1]定罪請求權，就是檢察院請求法院判決確認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的訴訟權力;量刑請求權又稱求刑權，是指檢察院請求法院對被告人處以刑罰的權力。定罪請求權與量刑請求權二者不可分割，相輔相成，共同構成實體內容上的起訴權。其中定罪請求權是量刑請求權的前提，檢察院只有請求法院對被告人的行為確認犯罪，才能請求法院對被告人量刑;量刑請求權則是定罪請求權的自然發展和目的，檢察院請求法院對被告人確認犯罪，其目的就是為了進而請求對被告人追究刑事責任。

量刑請求權作為國家賦予檢察院的一項權能，需要通過一定的形式表現出來，其表現形式之一就是量刑建議。檢察院通過量刑建議這種形式來行使量刑請求權，請求法院對被告人判處具體的刑罰。因此，量刑請求權是量刑建議的權力來源和存在的根據，量刑建議則是量刑建議權的表現形式。

有觀點認為，量刑權是法院獨享的權力，檢察院提出量刑建議是對法院審判權的侵入。筆者認為該觀點值得商榷。首先，刑事訴訟的任務是查-明犯罪事實和犯罪人，實現國家的刑罰權。而國家刑罰權由制刑權、求刑權、量刑權和行刑權構成，它們通常分別由立法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刑罰執行機關行使。可見，求刑權與量刑權是相互獨立和并列的兩項權力，故量刑建議不涉及侵入量刑權問題。其次，按照訴審分離、法院不告不理的現代訴訟原則，起訴與審判具有前后相繼的關系，檢察院如不起訴(含求刑)，法院的審判權就不能啟動，起訴權只是“鏈接”了審判權，而沒有侵入審判權。再次，量刑建議僅供法院量刑時參考，法院是否采納建議及如何量刑全由法院依法獨立作出決定。封建社會的皇帝尚且允許臣子提出建議，還經常問“眾愛卿有何高見”，怎能設想在民主文明的現代訴訟制度中還不允許起訴機關對判刑提個“合理化建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