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陸法系國家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權總體上大于英美法系國家

世界上多數國家的檢察院擁有量刑建議權，其中大陸法系國家以及有大陸法系傳統的國家的檢察院一般有量刑建議權;英美法系國家的檢察院本無量刑建議傳統，美國因辯訴交易而伴生了量刑建議，并進而將量刑建議拓展到了非辯訴交易程序。然而英國卻沒有因為美國對辯訴交易案件可以提量刑建議而隨風起舞，他們對辯訴交易案件也不能提出量刑建議。正如一位英國律師所說：“在我們現在的制度下，起訴人無權、而且從來也無權向法院提出恰當判刑的意見，起訴人被排除在判刑過程之外，原因是那是法院與犯人之間的事情，大陸法系國家那種起訴人建議判決或要求特定判決的原則，對我們普通法系來說遭到了完全的反對。

為什么兩大法系在量刑建議問題上有此分野，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照理說，英美法系實行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指控犯罪原先被認為是當事人的私事，當事人在訴訟中擁有較大的自主權，控辯激烈對抗、法官居中裁判是這種訴訟模式的主要特點，因而行使控訴職能、被視為刑事原告的檢察院應該擁有比大陸法系國家的檢察院更大的量刑建議權。而大陸法系國家由于實行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在訴訟中特別是庭審中法官主動行使職權，控辯對抗一般沒有象英美法系那樣激烈，檢察官職能相對弱化，因而檢察官行使量刑建議權似可較為消極和節制。然而，實際情況卻與訴訟模式的邏輯相悖。對此，連英國學者對本國檢察官無權提量刑建議一事也覺得十分困惑：“在普通法中，法官判決是以對抗制為基礎的，但是到了量刑時，該制度卻奇怪地被拋棄。”

造成兩大法系大其異其趣的上述現象的原因，目前還鮮有研究。筆者認為，這可能是基于兩大法系以下三個方面的差異：(1)法官權威的差異。英美法系國家實行判例法，法官既是案件的裁判者，又是造法者，因而其生效判決具有天然的權威。大陸法系國家實行成文法，法官必須嚴格依照成文法律判案，成文法律具有至上性和絕對的權威，而法官的判決卻并不具有天然的權威，如果其符合法律，則具有權威，如果不符合法律，則不但不具有權威而且要加以糾正。顯然，英美法系國家法官的權威性要比大陸法系的法官大，因而英美法系法官在量刑問題上具有一定的獨占性，即只允許檢察官就量刑的事實、情節及理由進行舉證和辯論，而不讓檢察官在量什么刑、量多重刑的問題上“說三道四”。(2)審判監督職能的差異。如前所述，大陸法系國家具有權威的是法律，法官裁判是否具有權威要視其是否符合法律。為了維護法律權威，防止法官擅斷和損害法治，國家需要有個機構來監督法官的裁判。由于檢察官既熟悉案情又熟悉法律，因而讓其監督審判是最佳的選擇。因此，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官都擁有審判監督權。而英美法系國家法官的生效裁判具有法律的屬性，因而其檢察官的審判監督權一般較為有限。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官既然有權監督法官的裁判(含量刑裁判)，就自然有權在起訴和出庭支持公訴時提出量刑建議。(3)檢察官與法官地位的差異。總體上說，世界各國的檢察官都是國家和社會公益的代表，大多具有行政官和司法官的雙重屬性，都要履行客觀公正義務，都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國家法制的統一。但是，大陸法系國家的檢察官在司法官屬性、履行客觀公正義務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國家法制統一的責任等方面，總體上要強于英美法系國家的檢察官。英美法系國家的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一般被視為當事人，而大陸法系國家卻大多不屬于當事人，他們大多被視為準司法官，有的還被法律直接規定為司法官，有的被稱為“法律的守護神”，因而其地位、薪酬等方面有的與法官沒有什么差別，有的雖有差別但也沒有象英美法系國家的差別那樣大。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官同法官幾近比肩的地位也為其在量刑問題上與法官“討價還價”提供了資本。

2.法院對辯訴交易案件的量刑建議采納率高

因為辯訴交易程序得以推進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檢察院經與辯方協商后提出的定罪量刑意見能得到法院支持和認可。否則，檢察官在被告人面前就顯得言而無信，因而就難以在以后的案件上繼續與被告人談判交易，于是，辯訴交易程序就難以進行，檢察院、法院的工作量就會大大增加。因此，法院必須與檢察院達成默契，對辯訴交易案件的量刑建議予以認可。

3.量刑建議的方式大多不作限定，而實際執行則以相對確定的方式和概括的方式為主

凡檢察院有權提量刑建議的國家，除少數國家規定不得提出很具體的建議外，大多數國家對量刑建議的方式不作限定。但在實際執行中，即使是對建議的方式未作任何限制的國家，也以提出相對確定的量刑建議和概括的量刑建議為主，而只對極少數案件提出絕對確定的量刑建議，對有些案件則不提量刑建議。如在美國，該國檢察官業務管理中心的調查報告稱：僅有70%的檢察官在一半以上的重罪案件中提出量刑建議。多數國家之所以以相對確定的量刑建議和概括的量刑建議為主要方式，這主要是因為在案件起訴或發表公訴意見時，檢察官對辯方掌握的量刑事實、情節及量刑辯護意見還不清楚或不完全清楚，要提出絕對確定的量刑意見有一定困難，如果把建議的刑罰說得太確定，難免帶來被動。當然，對少數案件也有可能提出絕對確定的量刑建議，這主要是檢察官對量刑的事實、情節都很清楚，犯罪情節特別嚴重、必須處以重刑乃至極刑的案件，或者情節輕微、可以處以非監禁刑的案件，而對介于“特別嚴重”和“輕微”之間、應當判處監禁刑的案件，由于法定刑幅度大，一般不提絕對確定的量刑建議。

4.提出量刑的建議的時機，大陸法系國家一般在法庭調查終結之時，英美法系國家則在量刑程序中

在大陸法系國家，庭審并無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的劃分，而只有法庭調查與法庭辯論的階段劃分，因而量刑建議一般在法庭調查終結、公訴人發表總結性意見之時。而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由于庭審明確劃分為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兩個程序之間有一定的間隔，量刑活動只有在被告人被確定有罪或自己認罪之后才能進行，因而量刑建議必須在量刑程序中才能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