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犯罪過失的本質是違反結果預見義務的話，換句話說犯罪過失是對認識因素的否定評價，那么犯罪故意的本質則是對意志因素的否定性評價。這證實了故意犯罪是行為無價值，而過失犯罪是結果無價值的觀點：故意犯罪是必罰犯罪，過失行為的處罰一般則以法律規定為限的觀點。這種與世界刑法原則相通的犯罪故意的定義印證了其概括的正確性。這種既從結果(包括危險狀態)又從行為的違法性兩方面對犯罪故意所下的意義，使刑法總則與分則相協調一致，使總則能夠真正地統帥分則，而不至于仍對原表述牽強附會的維護，原犯罪故意的表述，首先，只是從危害社會的結果方面論述的，這樣，它就很難對犯罪故意有全面、完整地認識、是定義不周延的突出表現。因此，當行為犯(包括陰謀犯、舉動犯、危險狀態犯)各罪定罪時主觀方面總是顯得那么蒼白無力，極易造成放縱犯罪而不利于社會防衛。而這種犯罪故意的重述系前提防衛，能夠避免實際的社會危害后果的發生。

傳統的(即現行法律規定的)犯罪故意概念忽略了行為人決定實施犯罪行為的意志在犯罪故意中的價值，這在刑法理論上是不適當的。認定犯罪故意是為了確立故意犯罪的主觀責任根據，但這種責任根據的出現，不僅是由于“你知道要造成危害結果，你還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所以又可責難性”，這時行為人就已經具備可責難性了。從實際情況來看，危害結果也只能在危害行為之后

或同時發生，而不是相反。因此，行為人對某種否定社會的為刑法所禁止的行為實施決定才是做過的根本屬性。同時依照我國刑罰的目的，懲罰犯罪是預防犯罪，預防犯罪首先就是通過追究責任來遏制犯罪行為的發生，其次，才是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那么遏制的首眼點自然應放在“你不能做這種行為”而不是“你不能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違法性認識應成為故意的必要要件，而社會危害性認識不應作為故意成立的要件，應該要求于行為人的，是其對違法性的認識，而不是對社會危害性的認識，特別是在社會危害性認識與違法人是相分離的場合。社會危害性是立法甚至可以是司法的指導觀念，但是，在司法中，如果直接根據社會危害性處理案件，則有破壞法治的危險。傳統的犯罪故意作為法定化的規范，其本質是認定社會危害性是犯罪故意的認識內容的，這種認定留下了司法撤回擅斷的空子，使歸責性本身違法化，其表現為與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相沖突，使與原刑法典允許適用類推相適應的。

犯罪故意作為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的一個下為概念，其認識內容應該是該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事實，而現行法律規定的犯罪故意概念所認識的內容被規定為行為人自己行為的所發生的危害社會的結果，對于行為犯(包括陰謀犯、舉動犯、危險狀態犯)，行為人如果要認識其構成要件外的所謂的危害結果，那么這將與結果加重犯的基本理論相悖。結果犯與結果加重犯的根本區別就在于：結果犯之結果是本罪之結果，而結果加重犯之加重結果則是他罪結果。也就是說，結果加重把之加重結果超出了基本犯罪的罪質范圍。從而如果行為人所認識的是行為的損害結果，那么結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構成只能是未遂的。

綜上所述，刑法總則性規范不能與刑法分則性規范相脫離和相互矛盾;刑法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要求我們對犯罪故意重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