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受賄罪量刑的實證分析

對于受賄罪量刑上不能體現罪刑均衡的情況，筆者收集了國內著名的案例及筆者所辦理的案件以示說明，如下表所示(按受賄數額排列)：

被告人受賄數額相關情節所判刑罰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杰4109萬元死刑

云南省長李*廷1810萬元有立功表現、贓款全部追繳死緩

沈陽市市長慕綏新661萬元主動交代司法機關未掌握的320萬元受賄事實死緩

江西省副省長胡*清544萬元造成極大損失、社會影響極壞死刑

公安部副部長李*周500萬元積極退贓、提供線索破案死緩

安徽省副省長王懷中440萬元死刑

海寧市副市長馬*國100萬元十五年

嘉興市交通局副局長金金法40萬元交代重大余罪十二年

纂江縣委書記張*科34萬元無期徒刑

嘉興市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宋*興30萬元自首十年

湖州市政協主席姚-越健10萬元十年

嘉善縣交通局副局長孫*弟9萬元自首六年

由上可見，受賄數額在10萬元至100萬元之間的，其量刑在10年至15年之間浮動;受賄數額在10萬元以內的，在10年以下量刑;而受賄在100萬元以上至4000萬元甚至更高的，則可處無期徒刑、死緩、死刑。從各個數額檔次和量刑檔次的的量化分析看，10萬元以下的，基本上是一萬元量一年徒刑;而10萬元至100萬元之間，則基本上為增加20萬元增加一年徒刑;100萬元至400萬元間的，則可能處無期徒刑，從無期徒刑可減刑為20年的情況分析，基本上是受賄數額增加60萬元即量刑增加一年(這種算法是不嚴謹的，但為量化分析，這里提出，僅為參考);400萬元以上的，則可能處死刑，這里又分為死緩和死刑。只有情節特別嚴重、贓款追不回來、影響極其惡劣又無法定從輕情節的，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承上數據，先從橫向進行比較分析。同樣是受賄款，在不同的數額范圍內，產生的法律后果不同，所需要承擔的刑責也是不同的。如一筆10萬元的賄賂款，如果某人僅此一筆，則獲刑10年，如果已受賄100萬元，再多10萬元，也不會對量刑產生影響。但是就當事人收受賄賂的心態及社會危害性而言，10萬元的賄賂款在任何情況下都應是一樣的。

再從新中國以后的歷史入手進行縱向比較分析，我們也會發現，我國現行刑法所規定的受賄罪量刑的參照數額也與現時情況越來越不協調了。1952年2月10日，經毛澤東主席批準，時任天津市負責人的劉*山因貪污舊幣1.84億元、張*善貪污1.94億元，被公審后槍決。舊幣一萬元即現在的一元。他們兩人的死刑是不到2萬元的貪污。79刑法實施后，10萬元10年有期徒刑，一般是1萬1年，但有些地方在20萬元就判無期、40-50萬元就有判死刑的。到了2000年以后，貪污受賄案的數額越來越大了，受賄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的，都沒有被判處極刑。這是為什么呢?因為我國通過改革開放和幾代人的努力，經濟得到迅猛的發展，人民的收入翻番增加。所以有學者認為，在長三角、珠三角、北京等地房產已經到了每平方米上萬元的環境下，干部一套百平方米的房產即已是“百萬富翁”，對10萬元即要判刑10年，顯然是量刑過高的。。法律的穩定性是相對的。因為任何法律都是一定時代的產物，它必然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而做出適當的調整，這正是法律發展的一個根本動因。刑法作為調整現實社會性中的犯罪與刑事責任的法律，隨著社會的發展與變化，各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也會有所變化，因此，為了實現罪責均衡協調原則，就必須適時地對有關法律進行補充、修改，以便在刑事立法上保持罪責之間的均衡。據統計，1978年到2000年間，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9.51%，其中90年代的10年年均增速超過10%。2000年我國GDP達到89404億元，比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增長6.38倍，按匯率計算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與意大利基本相當，居世界第六位。近20多年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加速了前兩步戰略目標的實現。在1987年提前三年實現第一步翻一番目標的基礎上，到1995年，又提前五年實現了第二步再翻一番的目標。與此同時，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城鄉居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貧困到溫飽、再由溫飽到小康兩個階段的歷史性跨越。在1978-2000年間，人均GDP年均增長8.13%。2000年我國人均GDP達到7220元，比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增長4.58倍。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1999年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780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NP在756—9265美元之間為中等收入國家)的起點，進入下中等收入國家行列。2003年，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1000美元，已從溫飽向小康邁進。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收入在東部沿海地區已達4萬至8萬元，有些特別富裕的地區，已經超過10萬元。國企高管的年薪也有突破，往往超過10萬元，數十萬元是非常正常的。同樣的犯罪數額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實際價值不同，對人的生活和心理的影響也不同，其社會危害性也是不同的，而刑罰處罰必須以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相適應，因此，當經濟發展和社會形勢發生顯著變化的時候，以數額為量刑主要標準的罪名的定罪和量刑標準是必須進行調整的。在目前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的情況之下，再以10萬元作為量刑10年的標準，顯然不再合適。以盜竊罪的定罪和量刑標準變化為例，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11月4日通過的《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將原來84年的起點刑提高了4到5倍，當時盜竊價值30000元的，即應依法判處死刑，而現在十年以上的標準是30000元到100000元。可見，犯罪數額也提高是刑罰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這也是罪刑均衡原則中罪責協調的內在要求。按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個人受賄10萬元以上的，量刑在10年以上直至死刑。現實中絕大多數受賄案均在10萬元以上，所以實踐中絕大多數受賄被告人是在10年至15年之間量刑，100多萬元也就量刑15年，再往上也可能判15年，再下去只能是無期了，所以官員一旦犯受賄罪，就在10萬元以上，就必須在10年左右量刑，15年以上的檔次就是無期，跨幅太大，這就很難執行和體現刑法規定的罪刑均衡原則，也難以體現刑法區別對待各個擊破挽救大多數的作用。所以有學者比喻對受賄罪的量刑就象開車，高速公路上空空蕩蕩，信馬由韁，鄉間公路卻堵得要命。量刑基本上都在10年上下擁擠著。這是極不合理的。所以，必須對我國刑法中受賄罪量刑的標準根據我國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作出適當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