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6日，于某與沈陽市某典當行簽訂了一份典當合同，將產權屬于自己的一套商品房作為典當物，典當抵押借款人民幣30萬元。24日，于某又將此房以人民幣54萬元的價格賣給了購房人王某，并為其辦理了《房屋產權證》。典當合同到期后，于某于2000年4月5日又與典當行簽訂了此套商品房的續當合同。

針對本案被告人于某行為所侵害的客體及犯罪數額的認定問題，法院在審理過程中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將已經典當的房屋又賣給了王某，雖然典當在先，賣房在后，但購房人已辦理了《房屋產權證》，此證真實有效，而在房產權已歸王某所有的情況下，被告人又隱瞞賣房的事實真相，與典當行簽訂了續當合同，該行為是對典當行的詐騙行為，應定合同詐騙罪，詐騙金額應認定為人民幣30萬元。

第二種觀點認為，被告人用自己的房屋設定抵押并簽訂典當合同時，辦理了他項權利，而他項權利是可以轉讓的，該行為屬于正常的民事行為，不構成合同詐騙罪。第三種觀點認為，被告人的行為從形式上看侵害的是雙重客體：既實施了對典當行財產所有權的侵害，也實施了對王某個人財產所有權的侵害;從實質上看，被告人的行為侵害的是單一客體，即只侵害了王某個人財產的所有權，犯罪數額應認定為人民幣54萬元，構成合同詐騙罪。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其理由是：

第一，被告人在犯罪的主觀故意上具有侵害雙重客體的心理動機，行為上也積極實施了對雙重客體的侵害。首先，被告人在明知自己的房屋已經典當抵押給典當行的情況下，又偷偷地將此房屋賣給王某，并獲取了雙重客體的利益(即獲取典當行30萬元，獲取王某54萬元)，這里存在著被告人主觀意志和行為方式上對雙方受害人的隱瞞和欺騙;其次，被告人在賣得房款后，不用此款去典當行還債(或形式上的贖當)，而在典當合同到期后，隱瞞賣房的事實真相，又與該典當行簽訂續當合同，該行為同樣存在著主觀意志和行為方式上對雙方受害人的隱瞞和欺騙。再次，被告人在獲取了雙重客體的利益共84萬元后，全部用于償還個人其他債務及揮霍，進一步說明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雙重客體利益的詐騙目的。

第二，典當行享有的抵押權人的法律地位依然存在，抵押物(商品房)亦存在，其實質利益并未損失，不應將典當行列為受害人一方。首先，被告人在實施典當行為時向典當行提供的《房屋產權證》是原始和真實有效的，其提供的相關手續也是真實的，這些證據所證明的內容與典當抵押物(商品房)的實際狀況相符，且獲得典當行的核實及認可。因此，這一典當抵押的行為合法，合同真實有效，應當予以確認。其次，按照我國擔保法第四十九條的規定：“抵押期間，抵押人轉讓已辦理登記的抵押物的，應當通知抵押權人并告知受讓人轉讓物已經抵押的情況;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權人或者未告知受讓人的，轉讓行為無效。”本案被告人在抵押期限未滿、未通知抵押權人、未告知受讓人的情況下而擅自處分抵押物的行為，應屬無效行為。再次，本案典當合同訂立在先，典當行對賣房情況并不掌握，被告人在合同到期時沒有贖當，而是采取了續當的方式使其債務得以延續，這對典當行來說不存在過錯，且抵押物(商品房)依然存在，并未消失，作為抵押權人，典當行依法繼續享有對典當抵押物(商品房)的抵押權以及因被告人到期不能贖當時的處置權。

第三，本案的實際受害者是王某，其個人財產54萬元是本案犯罪行為所侵害的客體。首先，被告人在將已經典當抵押的房屋又用于買賣時，并未將實情告知王某，其行為具有明顯的欺騙性。其次，被告人在賣房時采取了與王某簽訂虛假的《商品房購銷合同》、交易時故意不給購房人原始的《房屋產權證》、后用偽造的文件資料向房產管理部門騙取同一房屋的產權證等手段，這一行為更具明顯的合同詐騙犯罪特征。再次，因后辦理的《房屋產權證》是用欺詐手段獲得的，而以欺詐手段獲得的證件屬于無效證件，為此，王某雖然手中持有房產管理部門頒發的《房屋產權證》，但因此證無效，故王某不能實現對該商品房實際擁有的權利，是本案惟一應予確認的受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