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案情]

2006年1月，鄧某在外出打工途中，認識了祝某之夫黃某。此后祝某多次于夜間10時左右，打電話到鄧某就住的職工宿舍，辱罵鄧某是“狐貍精”“勾引我男人”等等。由于夜深人靜，祝某在電話中辱罵鄧某的內容被鄧某同寢室的同事聽見，后來廠領導也得知此事。過了一段時間，祝某打電話給鄧某道歉說與其丈夫黃某有曖昧關系的是其他人，是她自己弄錯了。

盡管祝某向鄧某道了歉，但其行為造成鄧某寢食難安，尤其是一聽到電話就發抖。且由于祝某的行為在鄧某的同事中對鄧某造成了較壞影響，鄧某被迫離開該廠到其他地方打工。

[分歧意見]

本案在討論過程中就祝某的行為是否構成侵害鄧某的名譽權，形成了以下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誹謗、侮辱的行為只有以公開方式進行時方才構成侵害名譽權。本案之中，祝某辱罵鄧某是采用打電話這種不公開的方式進行的，祝某雖然在電話中對鄧某有不善的言辭，但并未向社會擴散，更沒影響公眾對鄧某的社會評價。因此，鄧某的名譽沒有遭受毀損，祝某不構成侵害鄧某的名譽權。

第二種意見認為，雖然祝某辱罵鄧某是采用打電話這種不公開的方式，但是祝某辱罵的內容是失實的，是在捏造事實，構成了對鄧某的誹謗，鄧某的名譽已經受到了損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7條就侵害名譽權的構成作了明確規定。在該條規定中，并沒有把侮辱、誹謗的行為方式作為構成侵害名譽權的必要條件。以“祝某打電話是不公開進行的”為理由認定其未構成侵害鄧某的名譽權既不符合事實也不具有法律依據。祝某的捏造的虛假事實，已經在鄧某的同事擴散，在客觀上造成了鄧某名譽權的毀損，應認定祝某已侵害了鄧某的名譽權。

[評析意見]

筆者認為第二種意見是正確的。

一般來說，侮辱、誹謗等侵害名譽權的行為都具有公開的、向鄧某以外的第三人散布的特點。但是在特殊的場所，采取不公開的形式也能構成侵害名譽權。所謂名譽是指社會公眾對主體的一種客觀的良好的社會評價。名譽權是主體所享有的，應受社會公眾公正評價的權利。由此可知，只要行為人所實施誹謗的行為影響到社會公眾對受害人的評價時，就構成名譽權的侵害。最高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七問指出：是否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應當根據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行為人行為違法、違法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來認定。可以看出，該問規定了侵害名譽權的四個構成要件，即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行為人行為違法、違法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沒有把行為的方式作為認定侵害名譽權的一個必要條件。認定是否構成侵害名譽權只能以上述司法解釋規定的四個條件為依據。在上述四個要件中“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成為認定是否構成名譽權的一個核心問題。本案中，祝某錯誤把鄧某當成他人予以辱罵，屬于典型的捏造并散布虛假事實的行為，已經構成了對鄧某的誹謗。該行為發生在晚上10時左右，已經夜深人靜，祝某即應當預見到其誹謗鄧某內容被可能被鄧某同事聽見，主觀上的過錯是明顯的。從客觀來說，祝某誹謗鄧某的行為已經傳播給了鄧某同事，使鄧某名譽毀損。祝某的行為符合侵害名譽權的構成要件，應認定其侵害了鄧某名譽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