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5日，為牟取非法利益，被告人盧*征伙同他人經預謀在PP租車公司網上平臺使用盧*征個人信息，以訂立租車合同租用車輛后銷贓逃逸的方法實施詐騙，騙得被害人李靈價值人民幣75201元的馬自達牌汽車一輛，并以人民幣5.5萬元的價格變賣給他人，最終得款人民幣1.3萬元。

2015年12月18日，盧*征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到案后如實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實。案發后，上述汽車已被公安機關追回并發還被害人。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盧*征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盧*征犯合同詐騙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罪名成立。被告人盧*征到案后能如實供述罪行，可以從輕處罰。為維護社會市場經濟秩序，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利不受侵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六十四條、第五十三條的規定，判決如下：一、被告人盧*征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罰金人民幣2000元。二、責令被告人盧*征退賠犯罪所得。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訴，公訴機關未抗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不同觀點】

汽車租賃行業的出現為生活和出行帶來了便利。在互聯網+時代，網絡租車平臺應運而生并不斷發展壯大。網絡租車平臺在滿足市場需要的同時，也讓一些犯罪行為有了可乘之機。本案中，被告人盧*征即是經預謀在租車公司網上平臺訂立租車合同，租用車輛后變賣給他人牟取非法利益。

本案爭議焦點主要有兩個：第一，租賃車輛后變賣的行為構成何種犯罪。第二，本案中犯罪數額的認定。關于罪名的認定，審理過程中有三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盧*征的行為構成侵占罪。被告人盧*征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將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占為己有。其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產的所有權。被告人租賃的車輛屬于“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其用合法的方式取得對被害人車輛的暫時占有權，故意拒不退還，變合法持有為非法所有，構成侵占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被告人盧*征的行為構成詐騙罪。被告人盧*征經過事先預謀，通過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使得車主產生錯誤認識，在簽訂租車合同后自愿轉移車輛的占有，將車輛交付給被告人，后被告人將車輛變賣獲利。被告人的行為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所有權，構成詐騙罪。

第三種觀點認為，被告人盧*征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本案中，被告人盧*征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財物，且數額較大。從主觀方面來講，被告人盧*征的非法占有目的產生于其租賃車輛之前，并不存在合法占有財物的情況，主觀上是騙取的故意，而非侵占的故意。從客觀方面來講，其行為在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的同時，也侵犯了國家的合同管理制度和市場交易秩序，構成合同詐騙罪。

此外，關于犯罪數額，是按照車輛的價值認定還是按照變賣后得款認定，也存在不同觀點。

【法官回應】

經預謀租賃車輛后變賣牟利構成合同詐騙罪

對本案的認定，關鍵在于區分侵占罪與詐騙犯罪，厘清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關系。因此，應重點關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被告人主觀方面的認定;二是被告人客觀行為的認定;三是犯罪數額的認定。

1.主客觀構成要件證成

(1)主觀維度：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斷

首先，要明確被告人非法占有目的的內容。本案中，被告人盧*征為了謀取非法利益，在沒有合同履行意愿和能力的情況下，在PP租車公司租賃車輛，并將車輛變賣獲得贓款。從主客觀相統一的角度來判斷，以上行為明確反映出被告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其主觀上是直接故意。

其次，從非法占有目的的產生時間，可以判斷出被告人可能構成侵占罪還是詐騙犯罪。侵占罪的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占有的財物為他人合法所有，自己有義務將該財物交還他人，但故意拒不退還或者拒不交出。侵占罪中，需要先合法占有他人財物，再故意拒不退還或者拒不交出，非法占有目的產生于合法占有他人財物之后。而詐騙犯罪中，行為人對于詐欺行為可能使對方陷于錯誤，從而處分、交付財物，自己取得對財物的占有，都必須有認識并積極追求。即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產生于取得他人財物的占有之前。本案中，被告人盧*征與他人經預謀后租車，在租賃車輛之前，其就產生了明確的非法占有目的，即希望他人的財物轉移為自己的財物。所以從非法占有目的上來分析，被告人盧*征不具有侵占的主觀目的，而是有詐騙的主觀目的。

(2)客觀維度：財物占有和轉移的認定

客觀方面是明確被告人犯罪構成的重要內容。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盧*征的行為有兩個：一是經預謀在租車公司網上平臺訂立租車合同，取得車輛的行為;二是將車輛變賣得款的行為。對于前一行為，可以從財物的占有狀態、財物轉移過程、詐騙犯罪的一般與特殊三個方面來分析。

其一，財物占有狀態。侵占行為的突出特點是“變合法持有為非法占有”，即行為人已經合法持有他人財物。即行為人在沒有使用非法手段的前提下，已經合法占有財物，則可能構成侵占罪。在詐騙犯罪中，行為人通過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使財物所有人基于錯誤認識自愿交付財物，進而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由此，行為人對財物占有使用的本身就是非法手段。再分析被告人盧*征的行為，因其在簽訂租車合同之前就產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其對所租賃車輛的占有并非合法占有，而是通過騙取手段形成的非法占有。可見，被告人對財物的占有狀態不符合侵占罪的要求。

其二，財物轉移過程。從財物向行為人控制轉移的過程，也可以判斷出本案被告人行為的性質。在詐騙犯罪中，財物所有人是因為受到蒙蔽，對行為人的真實意圖產生誤解，自愿將財物交給行為人或者行為人指定的第三人。而在侵占罪中，財物所有人將財物交給行為人，是出于對行為人的信任，并非被行為人所欺騙。具體到本案中，被告人盧*征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蒙蔽車輛所有人，使其將財物的控制權交給被告人，屬于詐騙犯罪。

其三，合同詐騙罪之于詐騙罪。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被告人盧*征構成詐騙犯罪，而不構成侵占罪。下面，就要分析被告人構成詐騙罪還是合同詐騙罪。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合同詐騙罪是一種具體的詐騙犯罪，其與詐騙罪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結合本案的具體情況，區分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看：首先，兩罪的客體不同。詐騙罪侵犯的是財產所有權，而合同詐騙罪侵犯的是雙重客體，即財產所有權和市場交易秩序。本案中，被告人盧*征利用簽訂網絡租車合同的方式實施詐騙行為，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產權，也侵犯了國家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管理和市場經濟秩序中的誠實信用原則，符合合同詐騙罪的客體要件。其次，兩罪的客觀方面有區別。相比于詐騙罪采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方式以騙取財物，合同詐騙罪的詐騙只是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發生，欺詐手段范圍具有特殊性。本案中，被告人先是簽訂網絡租車合同并交納租金，取得了車輛的使用權，然后又對車輛進行變賣得利，簽訂合同作為其犯罪手段是構成合同詐騙罪的必要條件。

由此可以判斷出，被告人盧*征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觀上具有合同詐騙的行為，符合合同詐騙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已構成合同詐騙罪。

2.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牽連犯

從前文分析可以得出，被告人盧*征的前一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而對于后一行為的認定，需要進一步討論。被告人盧*征并不具有車輛的所有權，但其與買車人簽訂了購車協議，將車輛出售，獲得了購車款5.5萬元。在被告人與買車人之間，被告人虛構事實騙取購車款的行為符合普通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構成詐騙罪。被告人的前一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后一行為構成詐騙罪，兩種犯罪應如何評價，就涉及牽連犯的問題。首先，被告人租賃車輛就是為了變賣得利，其主觀上具有牽連意圖。其次，正是因為被告人有了租賃車輛的行為，才會有將車輛變賣得利的行為，客觀上前一行為和后一行為間具有因果關系。所以，合同詐騙行為是手段行為，詐騙行為是目的行為，二者間存在牽連關系，被告人盧*征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牽連犯。依據牽連犯的處罰原則，應從一重處罰，即應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

3.犯罪數額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同時要求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價值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這就關系到犯罪數額的認定。被告人通過非法手段占有了車輛，在車輛所有權人不知情的情況下處置車輛。被告人獲得的變賣贓款，是其對車輛所有權人物權的非法處分。在被告人非法獲得車輛的占有時，其合同詐騙的犯罪已經完成。其對車輛的處理，無論是變賣、贈與他人或者其他方式，都不影響車輛的實際價值，也不影響其合同詐騙的犯罪數額。所以對于合同詐騙數額，應當以車輛的實際價值認定，而不應以車輛變賣得到的贓款數額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