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依法律的股權轉讓限制

1、封閉性限制。這是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的特殊限制。我國《公司法》第71條規定：盡管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之間可以相互自由地轉讓出資，但股東向非股東轉讓出資時，不僅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而且其它原有股東還享有優先受讓權。對股權轉讓的這一限制性規定，典型地預示著有限責任公司(類似英美法系的封閉公司或者私募公司)的封閉特性，并成為有限責任公司與其它公司形態、尤其是股份公司形態相區別的主要特征之一。有限責任公司正是憑著對股權轉讓的這一限制措施，來滿足那些追求封閉經營的投資者的需求，家庭型公司、中小型緊密投資者組合的公司，往往對此十分看重。這是有限責任公司形態具有廣闊適用空間的主要原因所在。因此，凡有違封閉性限制的股權轉讓，不僅公司可以拒絕名義更換，而且此類股權轉讓協議的效力亦難以獲得法律的支持。

2、發起人持股時間的限制。我國《公司法》第141條規定：發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內不得轉讓。該條款來源于臺灣地區公司法。臺灣公司法第163條第2項規定：“發起人之股份非于公司設立登記一年后，不得轉讓”。與臺灣地區相比，內地公司法對發起人持股時間的限制顯然更為嚴格。綜觀其它各國公司法律，幾乎皆無對發起人持股時間的限制規定，此類限制是否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呢?支持派學者所提供的理由不外乎：發起人乃公司最重要的股東，對公司負有很重的設立責任，任其股權不加時間限制的轉讓，將影響公司的健全與信譽，并給發起人利用設立公司投機鉆營、不當轉移投資風險提供了便利。反對派學者則認為：對發起人股權轉讓限制，使發起人股東與其它股東受到不同等待遇，與股份公司股份自由轉讓的經濟特性相違背，并且還使得原本有實力的投資者因擔心此類限制而不愿全額投資，使投資市場受到影響。本文更傾向于反對派所提出的觀點，對發起人股權轉讓的時間限制，的確無實際的意義，這從有限責任公司設立時的原始股東的股權轉讓無需受到時間限制的做法中即可得到印證。正因此類限制并不具有可取性，故在處理此類股權轉讓糾紛時，可以相對寬松地允許此類股權的預約轉讓，至少應承認發起人于限制期內轉讓股權的債權效力，只要發起人股權于限制期內不進行實際的物權處分轉讓，即應維護此類轉讓協議的法律效力。

3、董事、監事、經理任職條件的限制。我國《公司法》第141條第2款規定：公司董事、監事、經理所持股份于任職期內不得轉讓。通說此項規定，無非是杜絕公司負責人利用任職便利獲得的公司內部信息，從事不公平的內幕股權交易，從而損害其它非任職股東和廣大投資者的利益。司法實踐中，對違反此類限制的股權轉讓協議，多認定為無效。但臺灣地區公司法第197條、第227條規定：董事、監事在任職其間不得轉讓其1/2以上的股份，超過1/2時，董事、監事當然解任。這樣的規定，顯然沒有正面否定此類股權轉讓協議的法律效力，反之，卻以任職解聘為其法律的后果。本文以為，對此類限制下的預約股權轉讓，即以解聘職務為條件的股權轉讓，同樣應承認其法律的效力，不應一律無效。

4、取得自己股份的限制。即公司不得為受讓自己公司股份的法律主體。我國《公司法》第142條規定：“公司不得收購本公司的股票，但為減少公司資本而注銷股份或者與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時除外”。類似限制為世界各國公司法律普遍采用，其根本價值在于維護公司資本的真實性。與此同類的限制，還包括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為抵押權的標的。公司接受自我股票抵押，存在公司受讓自己股份的隱患，因為公司一旦行使抵押權時，即有可能取得自己的股份，故同樣應予限制。在其它國家的公司法律中，與此類似的限制還有子公司獲取母公司股份的限制、關聯公司相互持股的限制等。究其法理，皆與維護公司資本的真實性密切相關。凡有違此類禁止性限制規定的股權轉讓協議，無疑應屬無效。

5、特殊股份轉讓的限制。這主要是指對國家股、外資股轉讓所作的限制。我國《公司法》第148條規定：國家股雖可轉讓，但需經相應的審批。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聯合發布的《關于外商投資企業投資者股權變更的若干規定》第20條規定：股權轉讓協議自核發變更外商投資企業批準證書之日起生效。司法實踐中，普遍將未經審批的國家股以及外資企業股權的轉讓協議，認定為無效。

6、股權轉讓場所的限制。我國《公司法》第136條規定：股東轉讓其股份必須在依法設立的證券交易場所進行。第139條也規定：“無記名股票的轉讓，由股東在依法設立的證券交易場所將該股票交付給受讓人后即發生轉讓的效力”。

二、依章程的股權轉讓限制

與依法律的強制性股權轉讓限制不同，它屬于自治性質的股權轉讓限制。它是指通過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所設置的條件限制。依章程的股權轉讓限制，多是依照法律的許可來進行。如《日本商法(第二編公司法)》第204條第1款規定：“股份可向他人轉讓，但不妨礙章程中規定轉讓時須經董事會同意的條款”。德國《股份公司法》第68條(2)項也規定“章程可以規定(股票)轉讓需得到公司的同意，同意決定由董事會作出，章程也可以規定由監事會或股東大會作出同意決定。章程可以對拒絕同意的理由作出規定”。類似的規定，在多數國家的公司法中皆能找到，但我國公司法律卻無此類限制性規定。此類限制規定，雖然由法律明文許可，但仍需通過公司章程實際采納才有可能發揮限制的威力，故不能列入依法律的股權轉讓限制之中。依章程的股權轉讓限制，之所以多依照法律來進行，其實質是法律對章程限制股權轉讓的空間進行了約束，即除法律所規定的限制舉措外，章程原則上不得制定其它更多的股權轉讓限制條款。依章程的股權轉讓限制，更能體現法律的靈活，即法律并不直接地對股權轉讓予以限制，而是賦予投資者們憑章程去自主地選擇是否對股權轉讓進行限制，故依章程的股權轉讓限制，更加符合私法自治的精神。依章程的股權轉讓限制，幾乎普遍都是以公司同意轉讓與否、董事會承認與否來作為限制的主要方式，這意在盡可能為公司經營者維持股東的人合構成提供便利，以此迎合各類公司(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封閉性經營的社會需求。

依章程的股權轉讓限制對股權轉讓協議的效力影響，多數采信相對無效說。即違反章程限制的股權轉讓，或者說未按章程要求獲得公司同意與承認的股權轉讓，相對于公司而言不具有對抗效力，但相對于協議雙方而言，不能僅以違反章程限制為由主張無效。盡管我國法律未對依章程的股權轉讓限制作出規定，但在我國的公司訴訟中，也有以公司章程對公司股權轉讓進行限制的案例。本文以為，遇此類案件時，首先，要審查依章程的股權轉讓限制措施是否合法，如上市公司的股權轉讓原則上不應受到任何的限制;其次，即便依章程的股權轉讓限制措施合法，也不能僅僅以此自治性質的限制來斷然否定股權轉讓協議應有的法律效力。

三、依合同的股權轉讓限制

這更是一種自治性質的股權轉讓限制。它是指依合同約定對股權轉讓所作的條件限制。這類合同主要有股東之間的合同、股東與公司之間的合同以及股東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等。如部份股東之間就股權優先受讓權所作的相互約定、公司與部分股東之間所作的特定條件下回購股權的約定、以及股東與第三人之間以股權為抵押標的物的約定，皆是依合同的股權轉讓限制的具體表現。在我國市場經濟運行中，還出現了大量的股份合作制公司，此類公司的股權以內部職工持股為主要組成部份，對于內部職工股權的轉讓，由于缺乏法律的直接規定，多是通過公司章程、尤其是公司與股東以及股東之間的合同來規范。在此類合同中，常常以職工退職為退股的解約條件，常常包含有公司在職工退職時，擁有以面額價回購股權之類的相關約定。

依合同的股權轉讓限制的法律效力，可以區分為對內與對外兩個層面。就對內而言，只要限制舉措不與法律精神相違背，原則上應為有效，合同雙方應遵守此類約束，并可按此類約束進行股權轉讓。依合同的股權轉讓限制也有違背法律的情形。如，有限責任公司與一般股東達成的以退出公司為回購股權的合同，便有可能違背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禁止規定。就對外而言，即受合同限制的股東向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轉讓股權時，基于合同相對性原理，依合同的股權轉讓限制應無法律約束力，對外轉讓顯然不會僅僅因為合同限制的存在而當然無效。此時，股權轉讓受到合同限制的股東，將可能受到前后兩分有效協議的約束，將可能面臨必然違背其中一約的兩難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