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旅客列車上搶劫犯罪，是歷年來嚴打的對象之一;但在旅客列車上實施一定程度的暴力、脅迫并取得一定數額的錢財的行為，是否就必然構成搶劫罪而受到重處?本文試圖從具體案例入手分析，提出將搶劫罪與相關罪的犯罪構成進行比較，并與罪刑相適應相協調適用的原則作為排除旅客列車上搶劫罪認定的依據。只有做到罪、刑、責三者統一，才能正確理解刑法規定的搶劫罪，才能充分、完整地發揮刑罰功能。

在旅客列車上實施一定程度的暴力、脅迫行為，并索取旅客一定數額的錢財，這種行為是否就必然構成搶劫罪?并因此具有搶劫罪的“加重情節”而受到刑法規定的嚴刑處罰?

曾經一段時間，“車匪路霸”在火車上橫極一時，有的在旅客列車上實施麻醉藥物致人中毒后搶劫旅客錢財，有的甚至持槍械行劫而直接威逼旅客人身安全，有的公然以暴力對抗公安人員等，這類犯罪活動已經對旅客出行造成巨大的精神恐慌，給社會穩定帶來極大的危害。為此刑法對這一犯罪的懲治體現重刑原則精神，將其納入如同搶劫銀行等犯罪而予以加重處罰的條款之列。這也是刑事嚴打政策對這類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所作出的必然反映。司法審判亦是遵循該原則進行審理。但在具體審判實踐中適用該法則時，有時可能出現操之過度，以致在旅客列車上只要出現暴力脅迫行為并取得一定錢財的，就以搶劫罪認定進而重處。這種過于簡單的審案方式，是否符合刑事立法意旨?該如何準確認識上述情況并在審判實踐中加以解決呢?筆者認為，在考量是否認定在旅客列車上進行搶劫犯罪時，應當充分注意到：將搶劫罪與相關罪的構成要件之比較，并同罪刑相適應原則相協調適用作為認定依據。結合相關案例，作些以下粗淺分析理解，以求指正。

一、旅客列車上的強買強賣行為可以適用搶劫罪認定，但要注意與強迫交易罪、敲詐勒索罪的區別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以下簡稱《鐵路法》)第65條規定“在列車內搶劫……，依刑法有關規定從重處罰”;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10月11日發布的《關于執行〈鐵路法〉中刑事罰則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對此作了專門解釋，該解釋第5條規定“凡在列車內對旅客使用暴力、脅迫手段，如以語言威脅、暴露或者暗示攜帶有兇器或者依仗人多勢眾，對被害人施加精神壓力等，強拿旅客財物或者以借錢借物為名，索取財物以及對旅客實行強買強賣，侵犯旅客財產權益的，均應以搶劫罪論處”，同時又規定“在列車內搶劫旅客財物，一般視為刑法第150條第二款中的‘情節嚴重’適用該條款規定從重處罰;但情節較輕，或者是從犯等，可以適用刑法第150條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鐵路法》規定的如強拿、強借、強買強賣型行為以搶劫罪論處，在新刑法實施后能否繼續適用認定?

《鐵路法》的頒布是新刑法實施之前。在舊刑法規定中，搶劫罪的認定處罰是以情節是否嚴重作為劃分兩檔量刑幅度，但條文規定過于原則，未具體明確;如何認定情節嚴重不詳、不統一?！惰F路法》有關刑事罰則，作為特別法規定的一種，是出于維護公共交通秩序，將舊刑法規定搶劫罪的有關問題進一步明確，將在旅客列車上進行搶劫犯罪視為情節嚴重，并且具體規定了旅客列車上搶劫犯罪的幾種類型。應該說，《鐵路法》刑事罰則的有關規定是對舊刑法中搶劫罪的部分規定細化、明確化，其解釋規定未超出搶劫罪的立法規定;而這些具體規定，在新刑法修訂時未作過變動，反而將之吸收規定到搶劫罪的“加重情節”的量刑處罰中，反映法的延續性與搶劫罪的重刑原則精神。因此在新刑法實施后，《鐵路法》有關搶劫罪的刑事罰則仍然可以結合、參照適用，如在旅客列車上使用暴力、脅迫手段強拿、強借、強買強賣，可以依照搶劫罪定罪處罰。那種認為原有的《鐵路法》及其解釋與新刑法的有關條款實質內容發生了變化，對在列車上強買強賣行為已不能適用搶劫罪來認定，應當以新刑法規定的強迫交易罪來論處①的看法，值得商榷，原因在于該觀點沒有全面理解刑法對搶劫罪修訂的立法原意及與相關罪名的區別適用。

根據搶劫罪的立法規定，在旅客列車上強拿型、強借型搶劫罪同一般搶劫罪的特征基本一致;但強買強賣型搶劫罪在理論上的認識和實踐中的認定都存在一定的難度，因為新刑法在擾亂市場秩序罪中增加規定的強迫交易罪以及常見的敲詐勒索罪，與強買強賣型搶劫罪在事實認定上存在著某些相似、相同之處。

強迫交易罪是以暴力、威脅手段強買強賣商品、強迫他人提供服務或者強迫他人接受服務，情節嚴重的。它與旅客列車上強買強賣型搶劫罪，都存在著一個共同的事實即以暴力、威脅手段進行強買強賣。但二者間亦存在著根本的差異：(1)侵犯的客體不同。強迫交易罪侵犯他人權益，但更主要、直接侵犯商品交易的自愿、公平秩序。商品交易是平等主體間自愿達成商品買賣的一種法律關系;強買強賣型搶劫罪同一般搶劫罪一樣，都是侵犯他人的人身權益和財產權。(2)行為目的不同。二者都是故意犯罪，但是前者實施強買強賣行為的目的是積極為了獲取非法利潤，后者追求的是直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3)實施的行為方式不同。二者都有強買強賣，但是前者必須具有行為和結果相統一的表現形式，即強迫交易罪必須以強買強賣作為表現行為和結果行為，二者是統一的;而搶劫罪則不一定，強買強賣行為可以作為行為實施的外在表現形式，以真正掩蓋其非法占有的行為實質，即表現行為方式和結果行為可不相一致。(4)強迫交易罪的暴力、威脅手段實施必須是以情節嚴重作為法定條件，一般以輕傷作為傷害結果，若出現重傷、死亡，則應以相應的犯罪行為性質論處;而搶劫罪的暴力、威脅行為一旦實施即構成，不苛求行為結果如何，若出現重傷、死亡則應視為搶劫罪規定的“加重情節”論處。二者區別是較為明顯的，但在實踐中準確認定旅客列車上出現的暴力、脅迫手段強買強賣行為時，仍然要以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作為認定根據，注重審查暴力、脅迫行為實施的指向是直接強行交易，為的是榨取利潤需要，還是以此作為手段，掩蓋其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達到其非法侵占他人財物的實質;必須從主客觀相一致原理出發，去認識行為人實施強買強賣的表現行為與結果行為的聯系及行為實質。

在此，應當正確處理實踐中的兩種不同看法。一種看法認為：鐵路旅客列車是特殊場合，只要在旅客列車上實施暴力、脅迫手段進行強買強賣的都應以搶劫論處。因為從《鐵路法》的解釋來講，強買強賣型搶劫罪較一般搶劫罪的犯罪要件作了相對擴展，主觀方面由非法無償占有擴大到非法有償使用，客觀方面由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奪取財物擴大到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迫使對方違背其真實意志與其發生買賣關系②。事實上，《鐵路法》的解釋是針對舊刑法的搶劫罪規定而作，對是否構成搶劫罪的認定依然要以搶劫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作為基礎。搶劫罪的實質在于必須通過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達到非法占有財物，至于行為人要通過何種形式來表現其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還是行為人要通過何種方式來表現其非法占有財物，都不是相當重要，這些僅是外在表現形式，關鍵仍然在于行為人實施行為的暴力、脅迫性及其行為指向的目的性;至于主觀要件的擴大說，其錯誤在于沒有正確區分清楚有償占有的表現形式和非法占有的實際目的。另一種看法是：在旅客列車上出現強買強賣，若不容易界定清楚的則就低認定，以強迫交易罪論處。作為一種認識，權宜之計或許可以，但作為依法辦案，則很可能掛一漏萬，差強人意，甚至發生罪刑難以相適應。在分析認定犯罪時，必然會涉及對行為人采取手段行為、方式行為和結果行為等各種行為的判定，但要正確判斷行為性質，則只能從主客觀相一致的認定原理出發，該認定行為人強買強賣行為是為了獲取非法利潤時就應以強迫交易罪定罪;該認定行為人強買強賣行為是形式、幌子，真實在于非法占有，就應認定強買強賣型搶劫罪。

如：1999年3月5日上午6時許，被告人王貴意(山東省滕州市農民，上車叫賣者)從棗莊西站竄上廈門開往北京的108次旅客列車。上車后，被告人王貴意在該列車的12號至13號車廂連接處，伙同劉某、徐某(均另案處理)將已過期的“傣之味三仁露”罐裝飲料塞給旅客豐某某、張某某等人后，以每瓶24元的價格售賣。豐、張等4人當表示不要時，即遭到被告人王貴意等人的毆打，后被索走飲料款共計人民幣90元整。法院經過審理后認為：被告人王貴意在旅客列車上，伙同他人采用毆打暴力行為強行售賣過期飲料給多名旅客，情節嚴重，其行為侵犯了正常的公平交易秩序，也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權和財產權，應構成強迫交易罪。據此依法對被告人王貴意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千元。這個案件的審理，應該說較好地認定被告人強賣行為所指向的不法目的，避免出現在旅客列車上發生輕度暴力行為被重處的結果。

又如：外省籍的三個外流人員何某、汪某和江某商議到列車上賣奶水賺錢，一杯五元，由何某倒奶水，汪某、江某二人在后收錢，同時相約“如果旅客不給錢，就把奶水倒回來;不與旅客發生吵架”。1993年3月23日至30日間，三被告人結伙來到福建省來舟火車站，用微量奶粉沖成奶水，趁75次等旅客列車?？吭撜局畽C，拎著茶壺竄上列車。何某在前面拎著壺，有意用“奶水”(被告人的地方語言，與“來水”相近)的含糊不清語言叫喊，旅客以為來水，便拿出或者端起茶杯;何某往杯里一倒就走，汪某、江某二人隨后以每杯五元向旅客收錢。當旅客知道上當，嫌貴時，三被告人氣勢洶洶;江某用手拍拍旅客肩部，汪某用黑色塑料袋卷成棍棒狀，并拿在手上晃來晃去，叫嚷著旅客快點拿錢。旅客見狀，以為是兇器，大部分的害怕給錢了事;偶爾有旅客不給錢，被告人便倒回奶水，把茶杯摔掉;有旅客多給錢，被告人也有找回零錢。三被告人多次叫賣，共收取“奶水費”計人民幣1700余元。

如何認定本案，當時分歧較大，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三被告人結伙竄上列車向旅客強賣“奶水”，利用旅客車廂的特殊場所和旅差人員希望安全旅歸的特定心理，倚仗人多，采取暗示和脅迫手段，使旅客產生害怕受傷害的恐懼心理，進行索要錢款，應定為搶劫罪。另一種意見認為：三被告人的動機、目的是通過強賣“奶水”來非法索取錢財，采取強賣“奶水”時對旅客實施威脅，旅客出于懼怕心理而聽任被告人的敲詐而被迫給錢，該行為應定為敲詐勒索罪。

根據案情的分析，筆者傾向依照第二種意見予以定罪處罰，應當較為合理，理由是：

(1)從主觀上講，搶劫罪是由直接故意構成，并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即應具有搶劫的故意，而敲詐勒索罪也是直接故意，但以非法索取為目的，具有敲詐的故意，二者都有非法侵占的目的，但前者占有欲強烈，且帶有采取暴力行為的內心趨向性。從本案講，被告人上車強賣奶水前相約“不給錢便倒回奶水，不與旅客吵架”等內容，則充分表明被告人沒有表現出事前要采取暴力行為的內心狀態，只認為上車賣“奶水”好賺錢，其主觀惡意相對緩和，其非法占有的欲望亦非強烈的;搶劫的故意不突出明顯。實際上被告人以賣奶水作為借口或者手段，向旅客施加敲詐，其動機、目的在于索取非份錢財。因而認定被告人主觀上具有搶劫的故意，不明顯。

(2)從客觀上講，搶劫罪是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作為行為特征，其中就搶劫罪的刑法規定上講，脅迫應理解為以暴力相威脅，表明了脅迫是以暴力行為的采取為前提，如遇抗拒，則轉化暴力行為，付諾于實現。這里的脅迫行為亦應理解為含有采取暴力行為的趨向性。而敲詐勒索是對被害人實施恐嚇或者要挾方法即通過威脅、訛詐手段，使被害人精神上產生恐懼。同樣的脅迫行為，但后者是達不到前者的暴力脅迫的嚴重程度，其手段表現緩和，程度較輕，留有余地較大。結合案情，被告人主觀上有不發生吵架的思想，因而在行為上也表現出一種非激烈方式，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節制，僅是用手拍拍旅客的肩部，晃一晃棍棒狀的塑料袋，沒有直接向旅客發出暴力行為;旅客也無相應的反抗，很難認為暴力脅迫行為的真實存在，特別是有時找回旅客零錢，在一定程度上可體現出脅迫行為手段的緩和性。旅客列車車廂是特殊場所，旅客安全盼歸也是一種特定心理，但都只是外在客觀因素;定性的關鍵仍在于被告人的行為及其目的。被告人的目的之所以得逞是被告人的行為利用了特殊場所及特定心理因素，給旅客施加壓力，產生精神強制，而不是通過暴力脅迫行為予以形成的。因而被告人的行為不具有以實施暴力相威脅那樣嚴重程度。被告人行為實施的結果亦是符合被告人事前所約的那樣。本案被告人的行為能迫使旅客在困境中作出符合被告人要求的選擇，應該說較為符合敲詐勒索罪的行為特征。據上分析，三被告人動機目的是索取錢財，通過強賣“奶水”對旅客施加脅迫訛詐，使旅客產生精神上恐懼而交出錢財的。從主客觀相一致的刑法原理出發，本案認定為敲詐勒索罪較為適宜。

二、旅客列車上使用輕微暴力、脅迫手段，強索少許錢財的，不一定適用搶劫罪認定，可適用罪刑相適應原則理解案件定性

如：2003年3月4日凌晨4時許，被告人寇平酒后無票乘上2049次旅客列車，而后在第八、九號車廂連接處向被害人佘某索要香煙未果，接著揮左手(其右手患有殘廢)朝佘某右臉打一巴掌并對其搜身，從佘某右邊褲口袋內搜出人民幣17元放進自己口袋。不久，乘警接報，將被告人寇平帶至餐車進行審查。被告人寇平供認上述事實。③

在該案認定時，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寇平在旅客列車上無故向被害人索要香煙未達到目的后，即對其毆打并搜身，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財產的故意，客觀上亦實施了暴力，搶得錢財，已構成搶劫罪。因被告人無法定從輕情節，依照刑法第263條第2項之規定，可判處被告人寇平有期徒刑10年，并處罰金。另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寇平的行為特征較為符合刑法第293條規定的“尋釁滋事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可在3年以下擇一刑種而量處;同時這種的處罰能夠做到罪刑相適應。

被告人寇平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使用暴力并取得錢財，均為“當場”實施的行為，自不成異議;但是否就必然構成搶劫罪并按照該罪“加重情節”處罰?粗看有符合搶劫罪之規定，但仔細回味，卻有為難之處。綜觀被告人犯罪的主觀故意及實施暴力行為程度、索取較小數額錢財等具體情節，對被告人適用搶劫罪“加重情節”條款處刑顯然過重，罪與刑尚不相應甚至失當。應當如何理解這種重大分歧并準確認定案件性質?

(1)應當認真分析行為人犯罪主觀故意指向的主要目的來界定案件性質。搶劫罪作為一種嚴重的侵犯財產性犯罪，其主觀方面應當表現為直接故意且以非法占有為主要目的，而且后者是搶劫罪犯罪構成中主觀要件的重要內容之一，行為人對這一目的的實現抱有直接追求的態度。尋釁滋事罪是刑法規定的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此類犯罪的行為人在主觀上一般表現為蔑視或者無視社會公共道德，故意擾亂社會公共秩序，其通過破壞、妨害公共秩序來尋求個人精神上滿足為目的，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和十分明顯的反社會性，這是與搶劫罪犯罪主觀故意的主要區別所在。在尋釁滋事罪中，常伴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與搶劫罪目的相似，但這一目的在行為人主觀故意的內容中處于從屬地位，即行為人并不在乎被害人有無財物或者財物多少，而是通過肆意尋釁，向社會顯示個人威風，強拿硬要，公然藐視國家法紀和社會公德。本案被告人寇平實施的簡短犯罪行為過程顯現被告人無視公眾道德理念，恃強欺弱，故意在旅客面前耍威風，從而擾亂列車正常公共秩序。

(2)確定被告人實施的客觀行為及其使用暴力的程度決定案件性質。被告人寇平酒后無登上旅客列車，并在該公共場所公然向旅客索要香煙，充分表明其道德倫理的淪喪，屬硬要行為;其后，打旅客一記耳光，該暴力行為方式及強度相對較弱，系隨意毆打他人行為;隨后對被害人實施了搜褲掏錢的強拿行為;在達到目的后，并沒有逃離現場。綜觀被告人犯罪的全部過程，其在客觀行為上表現的橫行霸道、蠻橫無理、隨意滋事出有因顯露無遺。被告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實施的上述行為對被害人及其周圍相關人員會產生一定的恐懼和威懾，但從直接后果看，尚未造成被害人身體上的傷殘。被告人對其行為會招來10年重刑的后果是根本不會甚至沒有想到，這亦充分表明被告人的動機并非在于直接追求錢財。因此，被告人的行為更為符合尋釁滋事罪中的“強拿硬要”，且情節嚴重的行為。④

(3)具體考量被告人的刑罰處罰時，應當充分考慮到刑罰的“度”與該犯罪行為相聯系、相適應。罪刑相適應是刑法的基本原則，其義是應根據被告人犯罪的主觀惡性、犯罪情節、社會危害性而確定與之相當的罪名和刑罰?！耙环N正確的刑罰，它的強度只要足以阻止人們犯罪就夠了。⑤”“國家設立的刑罰的根本目的是通過懲罰已然的犯罪(報應)達到預防未然的犯罪(功利)的目的”⑥，因此被告人所受刑罰要“既與已然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相適應，又與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相適應”⑦。畢竟，“預防犯罪比懲罰犯罪更高明。⑧”

刑法第263條第2項規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的，可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其立法原意旨在強化維護社會主義公共秩序，保障公民人身、財產安全。而本案審理中必須考慮的問題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施以暴力并索取旅客錢財就一定構成搶劫罪并加重處罰?答案應該是否定的。若認定搶劫罪，則在責、罪、刑三者之間明顯存在失當、不協調，無法達到一致，刑法的打擊與保障功能得不到應有的體現。在審判實踐中，曾經出現過：對未成年人使用輕微暴力或者威脅手段，以索取少量財物為目的的行為該如何處置問題;亦曾出現過以搶劫罪認定的情況。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審判實踐基本上能夠形成一種共識：對上述情況，一般以教育感化為主，不宜定罪處刑⑨。如果未成年人出于稱王稱霸、好逸惡勞等動機，多次使用輕微暴力氣或者脅迫手段強索少量錢財的，可綜合評價其社會危害性程度認為應當予以定罪的，可認定為強拿硬要的尋釁滋事罪，因為上述行為的主要社會危害性并不表現為對他人人身、財產權利的嚴重侵犯，而在于破壞社會安寧和秩序，這種主客觀事實特征與搶劫罪的構成要件不完全符合。實際上，這種案件的處理完全遵循罪刑相適應原則來理解、執行。類似事實能否引用相同刑法原理?筆者認為，雖然英美法系國家的判例法在我國是不提倡并不實行的，但是法理畢竟是相通的，有些案件的審理在遵循刑法總則、分則的規定下可以適當參照引用類似判例，采用某種程度的類似做法;而且這種法在審判實踐中是很受歡迎的。據此對在旅客列車上使用輕微暴力、脅迫手段，強索少量錢財的情況，亦可以采取上述方式處理。這種方式的處理，實質上亦符合刑法理論上所倡導的謙抑原則⑩。

綜上所述，在審理旅客列車上涉嫌搶劫犯罪的案件時，不應簡單處斷，應當注意把握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注意被告人主、客觀方面與刑法所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之間的聯系，如被告人的主觀動機與目的、其預謀或者臨時起意的心理及思維過程、使用暴力手段及程度、對抗或者反抗行為、造成危害后果等。應當全面審查行為人的主客觀因素，避免單純的客觀歸罪現象產生。

二是注意區分各罪名之間存在的、在客觀行為方面表現為交叉重疊而容易引起此罪與彼罪混淆的界限，從而準確判定選擇與之最有聯系、最相接近的罪名。注重把握犯罪主客觀要件的統一。

三是準確理解與適用罪刑相適應原則，做到罪、責、刑相一致。只有打擊的穩、準，才能體現狠，才能完全反映出刑法的雙重功能作用;而且應當準確將罪刑相適應原則適用于個案，解決具體實踐問題。具體審判時考慮適用該原則與刑事嚴打政策并無矛盾，反而更好體現出“輕輕重重”處刑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