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被迫人來說，其被脅迫情節(jié)的認定至關重要。通過上文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被脅迫情節(jié)雖然對罪質(zhì)的認定影響不大(因為共同犯罪中罪質(zhì)的認定主要取決于行為人客觀方面作用的大小，來區(qū)分主犯和從犯)，但對量刑的影響非常巨大，這是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體現(xiàn)。

有一點需要明確，被脅迫的程度與其主觀上的被動性是成正比的，與其意志自由的程度是成反比的。被脅迫程度輕，說明被迫人參加犯罪的自覺自愿程度大一些;反之，被脅迫程度重，說明被迫人參加犯罪的自覺自愿程度小一些。那么被脅迫的程度又是由什么決定的呢?筆者認為可以通過客觀的脅迫手段來體現(xiàn)被脅迫的程度，從而反映出被迫人主觀上的心理感受。

(一)以對人身實施暴力相威脅

1.生命脅迫

指以殺害相威脅，這里的殺害對象既可以是被脅迫者本人，也可以是被脅迫者的親屬。在這種情況下，被脅迫者如果不參加犯罪，就會當場被殺死。有時，脅迫者甚至先殺死一個人，以此來脅迫其他人參與犯罪。這種脅迫程度比較嚴重，如果被脅迫者違心地屈從于脅迫者的淫威而實施了犯罪，可寬恕性大，一般可以免除處罰。[11]在我國刑法中，因被殺害的脅迫而參與犯罪是不能阻卻刑事責任的，因為行為人的意志雖然受到了抑制，但并沒有完全喪失。被脅迫的人之所以違心屈從脅迫者參加了犯罪，也正是經(jīng)過了利弊權(quán)衡以后做出的決定。這一決定本身就表明被迫人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志自由的，對其認定為犯罪是應該的。但在通常的情況下對這種生命脅迫予以免除處罰是合適的。

這里我們有必要區(qū)分一下被迫犯和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所引起的不可抗力。對于后者，我們不認為是犯罪。如果行為人身體上完全受強制，喪失了意志自由，盡管由此造成了客觀損害，但因主觀上沒有罪過，行為人不應承擔刑事責任。這是阻卻了刑事責任的一種情形，即此時行為不認定為犯罪。這與生命脅迫的被迫犯還是有區(qū)別的。生命脅迫的被迫犯本身已經(jīng)認定為犯罪，但基于被脅迫情節(jié)的出現(xiàn)，才給予免除處罰。

還有一種被迫犯的刑事責任阻卻情況，即在被脅迫的情況下，如果為了保護公共利益而不得不屈從于脅迫者，實施了一定的損害行為，則不認定為被迫犯，而按緊急避險的理論處理。例如，民航客機在飛行中，劫持飛機的罪犯用搶逼迫駕駛員和乘務員把飛機開到指定的地方。此時，駕駛員為了保護全體乘客的生命和國家財產(chǎn)的安全，把飛機開到罪犯指定的地點，不能認為是犯罪。

以上情況在國外的立法例中已有涉及，如俄羅斯聯(lián)邦刑法典第40條明文劃分了“身體受到強制”和“心理受到強制”兩種情況,對于前者,如果行為人因受到強制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并造成法益損害的,法律規(guī)定不構(gòu)成犯罪,而對于后者,即因心理受到強制對法益造成損害的,刑法規(guī)定按照第39條緊急避險的情況來處理,如果符合緊急避險的條件,則不構(gòu)成犯罪;如果避險過當,則“只有在故意造成損害的情況下,才應就避險過當承擔刑事責任。”

2.健康脅迫

指以傷害相威脅，包括以重傷與輕傷相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應當結(jié)合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以確定對其處罰。

(二)以對財產(chǎn)造成損失相威脅

這種情況下，被迫人的意志受到抑制不大，其自由選擇度較高，因此他的主觀惡性相對大一些，一般不宜免除處罰，應當減輕處罰。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對財產(chǎn)的脅迫手段還沒有達到足以使人去犯罪的程度，就不能認定為具有“被脅迫情節(jié)”。

(三)以其他手段相威脅

指揭發(fā)隱私、劣跡，損毀名譽、人格，以及利用從屬關系和求助關系進行脅迫等。原則上對這些情況不認定為“被脅迫情節(jié)”，因為這一類脅迫手段強度相對較弱，實踐性也并不急迫，被迫人完全有條件采取抵制的做法。而被迫人沒有這樣做，或者是由于存在私念，或者是本人的性格比較軟弱，這些都不能作為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理由。[12]因此，要看“被脅迫情節(jié)”是否能夠成立，不能僅看表面上是否存在被脅迫的事實，還要綜合考慮某一種脅迫手段是否達到足以使人去犯罪的程度，若沒有達到這種程度，則不能認定存在“被脅迫情節(jié)”，而應當按照主犯、從犯的標準量刑。若行為人是為了保護非法利益而受到精神強制去實施犯罪行為(如，為了隱瞞包二奶的事實)，當然也不能認定存在“被脅迫情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