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賣婦女、兒童是一種嚴重侵犯婦女、兒童人身自由的犯罪行為。我國刑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的拐賣婦女、兒童罪，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或者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依照該條規定，犯拐賣婦女、兒童罪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具有法定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在對拐賣婦女、兒童罪適用刑罰時，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既遂與未遂的區分，在理論上和審判實踐中均存在著不同的主張和做法。如何確定拐賣婦女、兒童罪既遂與未遂相區別的標準？我國刑法理論上有一種觀點認為，應以犯罪分子是否已將被害人販賣出去作為區分該罪既遂與未遂的標準，已販賣出去的是犯罪既遂，因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將被害人販賣出去的屬犯罪未遂。這種觀點認為，從拐賣婦女、兒童罪的犯罪構成來看，其犯罪行為包含有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拐騙、綁架、收買等是手段行為，出賣是目的行為。犯罪人開始實施手段行為就屬已著手實行犯罪；犯罪分子目的行為即把被害人賣出去，即屬已完成了整個犯罪。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應以犯罪分子是否已將被害人拐騙、綁架、收買到手，或販賣、接送、中轉被害人，并實際控制被害人為標準，已拐騙、綁架、收買到手，或販賣、接送、中轉被害人，并實際控制被害人的即為既遂。否*才為未遂。我國臺灣刑法對與我們的拐賣婦女、兒童罪相近似的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款中的意圖營利而略誘婦女罪的既遂與未遂的區別標準，也有類似的觀點。主張“以被略誘婦女是否已離開原來之處所，而置于行為人實力支配下為標準。”中國**出版社出版吳*興主編《新刑法罪名司法解釋適用全書》，主張“凡以出賣為目的，只要實施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或者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之一的，即構成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既遂。”筆者贊同后一種意見，主張這種觀點符合劃分犯罪既遂與未遂的法律標準和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構成特征。我國刑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根據這一規定，犯罪未遂具有三個特征：一是犯罪分子已經著手實行犯罪；二是犯罪未得逞；三是犯罪未得逞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同犯罪既遂相區分的主要標志。犯罪未得逞，應該以什么為標準？筆者認為，應該以是否具備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為標準。根據這一觀點，拐賣婦女、兒童罪既遂與未遂相區別的標準，應當是看其成立犯罪基礎上是否完全具備了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犯罪構成的要件。什么是刑法分則所規定的拐賣婦女、兒童罪的犯罪構成要件？我國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二款對此作了明確的規定：“拐賣婦女、兒童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之一的。”結合該條文，分析拐賣婦女、兒童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可知，其是以完成一定的行為作為其犯罪構成的客觀要件的行為犯，以法定的犯罪行為是否完成，作為犯罪是否得逞的標志。犯罪人以出賣為目的，實施了拐騙、綁架、收買等行為，就屬已著手實行犯罪，并已完成了整個犯罪，完全具備了犯罪構成的要件。可見，拐賣婦女、兒童罪構成要件完備與否即既遂與未遂劃分的標志，只能是否已將被害人拐騙、綁架、收買到手，或販賣、接送、中轉被害人，并實際控制被害人為標準。如果犯罪分子著手實施拐騙、綁架、收買、接送、中轉等行為，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將被害人拐騙、綁架、收買到手，或未能販賣、接送、中轉成被害人，即構成犯罪未遂。這樣劃分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既遂與未遂，符合法律和法理，也確實通過犯罪的完成形態與未完成形態的科學區分，大致反映了案件不同的危害程度。因為一般說來，犯罪分子是否已將被害人拐騙、綁架、收買到手，或販賣、接送、中轉被害人，危害程度有著明顯的不同。而前述的第一種觀點，主張以犯罪分子將被害人販賣出去即屬犯罪既遂，這就有悖于拐賣婦女、兒童罪的犯罪構成，人為地在客觀要件增加了目的行為，將主觀要件所要求的“以出賣為目的”混淆為客觀要件，這就是說，這種觀點首先違背了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構成要件和劃分既遂與未遂的法律標準。其次，按照這種觀點，以犯罪分子將被害人販賣出去才屬犯罪既遂，也不利于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罪，因為只要犯罪分子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之一的，就侵犯了婦女、兒童的人身權利，具備了拐賣婦女、兒童罪的犯罪客觀條件。由此可見，劃分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既遂與未遂，采取第一種觀點是不妥當的，而采取第二種觀點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