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刑是對判處一定刑罰的罪犯，在法定條件下，暫緩執行或不執行原判刑罰的一種制度。我國刑法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近年來，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案件中，適用緩刑較多，存在一些問題，值得分析研究。對這些案件在適用緩刑時，應嚴格掌握緩刑的適用條件，不應過于寬泛。

　　一、貪污、受賄案件適用緩刑存在一些問題。

　　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案件，多是身份犯，被告人往往具有一定的職位、身份，對其判處刑罰，適用緩刑，即對其予以沉重的打擊，其社會地位予以動搖、社會評價受到否定，其再犯貪污、受賄的職務條件予以剝奪，他們也一般不會成為暴力犯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的主體，因此，司法機關對于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職務犯罪案件適用緩刑較多，且在緩刑考驗期內很少有再犯罪而被撤銷緩刑的。

　　但在實踐工作中，有這樣幾類判緩刑案件的值得商榷：1、拖人說情判緩刑的人情案，2、犯罪分子迫于法律威嚴表現出悔罪態度而實際未真誠悔罪的案件，3、被起訴的犯罪數額較少，而實際上仍有其他貪污受賄事實未有充分證據證實的，按起訴數額判緩刑的案件。上述幾類判緩刑的案件，不是嚴格考慮緩刑的適用條件，未深刻理解判緩刑的意義，未充分運用緩刑刑罰執行方法教育挽救犯罪分子，從而使緩刑的教育、懲治作用未能有效發揮。

　　近幾年來，反貪污賄賂斗爭不斷深入，但腐敗現象并沒有從根本上遏制住，一些地方和領域腐敗現象仍很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對貪污賄賂犯罪過多適用緩刑，必然縱容犯罪，達不到打擊犯罪的目的，產生較大的負效應。因此，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案件適用緩刑應嚴格審查是否符合緩刑適用條件，不能輕率的適用緩刑。

　　二、貪污、受賄案件判處緩刑的條件

　　緩刑必須是對罪行較輕的犯罪分子予以適用，即根據犯罪數額和情節，被告人依法應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是適用緩刑的客觀條件。此外，被告人應當具有悔罪表現，這是確定被告人是否受到教育改造、是否以后不致再犯罪的主觀因素。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偵查和起訴后，一般都能認清自己所處的形勢，而且貪污、受賄案件的犯罪分子多數有一定的文化基礎，在關押期間通過學習法律，對如何對自己有利、如何表現才能輕判有所研究和思考，內心往往形成一定的策略，予以偽裝，很難判斷其是否具有悔罪表現。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客觀行為來分析、判斷比較妥當。

　　1、貪污、受賄案件的被告人是否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判斷其是否具備悔罪表現的依據。在審理的大量職務犯罪案件中，存在著一種現象，就是在庭審中翻供的較多。為什么翻供，被告人常常以自己在紀委受審查期間被刑訊逼供為由，稱都是編造的口供，不是真實情況。為什么會存在這種現象，一是紀委審查案件缺少一定的透明度，缺少社會監督，被告人有空可鉆，二是被告人在被紀委審查期間，在非常突然的情況下受審，沒有做好法律知識防御的準備，不知怎么講對自己有利，而到了審判階段，頭腦冷靜下來，在關押期間又學習了一些法律知識，反思自己的以前的供述，覺得有一些對自己不利的供述，想到翻供。因此，在審理這類案件時，口供真假難辨，審判人員應當不輕信口供，嚴格審查其他證據，形成證據鎖鏈，從而判斷被告人供述的真假。被告人供述前后不一致，體現出其內心思想的一個變化過程，有思想斗爭，有權衡利害得失，應以其最后一次供述來判斷是否認罪，并以此認定被告人悔罪心理狀況。不能悔罪的，則不能判緩刑，有悔罪心理的，可以考慮適用緩刑。轉

貼于 中國論文下　2、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的被告人應在判決前退清贓款，是考慮是否適用緩刑的必要條件。貪污類犯罪，被告人侵吞國家、集體財產，必然造成國家、集體財產損失，這種損失被告人有義務予以補償，使損失最小化，這同時也是其應當承擔的責任。而這種責任的承擔是出于“主動”行為還是“被動”處罰，是確定其是否具備悔罪表現的外在表現。是否退清贓款，還是確定其社會危害性大小的依據。對于受賄案件，行賄款屬于贓款，依法應予以沒收?！八髻V”款應向被索賄人返還。前者，被告人主動實施，是主動交出非法所得的行為，后者主動退還，是減少受索賄人損失的方法，只有主動實施了，才能體現出悔罪心理，只有實際實施了，才能減輕社會危害。對于不愿退贓的，其貪利心理未改，應認定其主觀上不愿悔罪，客觀上未彌補社會危害，不應判處緩刑。對于贓款予以揮霍或用掉而沒有能力退賠的，因其行為給國家、集體、個人造成的損失難以彌補，社會危害大，亦不應判處緩刑。

　　3、被告人除積極退贓，應做深刻的思想剖析，書寫悔罪書，被告人主動要求的，可以在一定范圍內由被告人做悔罪報告。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的根源關鍵在被告人的思想，被告人思想上放松了廉潔自律的要求，忘記自己是服務人民的公仆，而成為社會的蛀蟲，啃食國家、集體、人民的財產。其主觀惡性較大，不僅侵害了自己職務的廉潔，也在一定范圍造成公眾對罪犯所從事的職務的相關人員失去信任，因而要求被告人能夠在思想上深刻剖析、書寫悔罪書，是對其進行教育、改造的有效方法，如能在一定范圍內（如本單位、本地區）公開做悔罪報告，一方面表現出其悔罪的決心，加強群眾對其監督，并教育其他人，另一方面，也能對其犯罪行為造成壞的社會影響，予以平息和彌補。

　　三、貪污、受賄案件不宜判處緩刑的情形。

　　對于貪污、受賄案件的行為人，除考慮上述幾個條件外，對以下幾種情況，不應認為犯罪情節輕、悔罪表現好。

　　1、對于索賄造成被索賄人生活嚴重困難或對生活嚴重困難的人索賄的以及貪污國家扶貧、救災等款物的不宜適用緩刑。前者，社會危害大，影響惡劣，罪過嚴重，宜重判，是被告人罪有應得的罪刑相適應的體現，若判緩刑對其懲罰太輕，起不到懲罰和教育作用。后者，對用于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據為己有，主觀罪過大，造成影響惡劣，使部分受扶貧、援助者得不到及時救助，危害大，因此亦不應適用緩刑。

　　2、被告人應配合調查取證，如實供述，拒不供認而證據充分的，不能認定為悔罪，不宜判緩刑。被告人主動投案，如實供認自己的罪行，認定自首，亦是被告人悔罪表現的證明。經調查取證，被告人坦白交待的，也能體現其一定程度的悔罪。拒不認罪的，在證據面前仍不思悔改的，則無悔罪表現，相反體現出被告人對公訴機關的指控、法院的審判有抵觸情緒，不愿認罪，更不愿悔罪，主觀上不具有悔罪表現，因此不應判緩刑。

　　3、避重就輕假意悔罪的，不應判緩刑。一些貪污、賄賂犯罪分子比較狡猾，假意悔罪，主動交待情節輕微、數額小的犯罪事實，對數額大、情節重的拒不交待或設計掩藏、毀滅、串供，企圖掩蓋罪行，逃避法律的懲罰，這樣的被告人主觀惡性較大，判緩刑不利于對其進行改造，不能判緩刑。

　　4、因貪污、受賄行為受過黨紀、政紀處分后，仍繼續貪污、受賄的被告人不宜判緩刑。貪污、受賄類犯罪的主體多是有一定公職和黨籍的人員，其行為除受法律強行性約束外，還受到工作紀律、行業紀律、黨的紀律的約束，而且后者的約束更具體、距離更進、監督力度更大一些。無視黨紀、政紀的約束，本身就體現出行為人主觀心理上對自身不能自律，對他人、國家的財產貪婪成性的品格。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后，在嚴厲的懲罰面前，不改過自新，繼續貪污、受賄，說明國家對行為人通過紀律處分未起到應有的懲罰、教育效果，行為人未深刻反省，對社會仍存在著較大的危害性，因此應繼續懲罰和教育力度，而緩刑考驗不足以達到嚴懲、嚴教的效果。所以，這類案件不宜判緩刑。

　　綜上，只有對罪行較輕、罪過較小，積極退贓、能做深刻的思想剖析，如實供述罪行，不掩藏、毀滅、偽造證據，不串供的，才能適用緩刑，嚴格掌握罪刑相適應原則的適用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