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訴申請書

申請人：李CF，男，1971年4月28日出生，漢族，農民，現住某縣某村。

申請人因不服某某市中級人民法院（2004）某民三終字第某某號民事判決書，特提請貴院提出抗訴。

事 實 和 理 由

原審原告蔣SD、原審被告李CF、原審被告王GQ雇員受傷賠償糾紛一案，前由某某縣人民法院作出（2003）某民初字第997號民事判決。一審宣判后，原審被告即申請人李CF不服，依法提出上訴，某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后，錯誤認定案件事實，錯誤地適用法律，導致本案實體判決錯誤。

本案事實是，申請人李CF從山東RY制藥有限公司通過投標獲得該公司對外處理的廢鐵的購買權后，由于時間緊迫，將其中一部分廢鐵轉賣給王GQ。王GQ自己雇傭車輛雇傭人員裝運廢鐵，王GQ雇傭的蔣SD從事裝運廢鐵的雇傭勞動時不慎受傷。蔣SD為最大限度地增加執行能力，違背事實，惡意將申請人李CF也列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由于蔣SD提供的證人證言相互矛盾，申請人李CF提供的證人證言又沒有正確地得到采信，一審法院在未查清案件事實的情況下，竟然以“兩被告互相推卸責任，無法查清原告與被告中的哪一個形成雇傭關系”為由，判決申請人李CF與另一被告王GQ共同對蔣SD受傷一事承擔民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了“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原則，蔣SD既然以雇員受傷賠償糾紛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就有義務舉證證明到底誰是其雇主，如果不能證明，應由其自己承擔對其不利的后果，怎么可以將證明誰是真正雇主的舉證責任轉移給被告呢？　

二審判決書在查明事實部分全文如下，“2002年11月7日，李CF與山東RY制藥有限公司簽訂購買廢舊鋼鐵的投標書，投標單價為1568.00元/噸。李CF簽訂投標書后，委托王GQ為其找裝卸工。2002年11月18日下午，蔣SD、吳BS、徐TG到山東RY制藥廠裝廢鐵，李CF在現場指揮。次日上午蔣SD在平臺上裝運廢鐵時從平臺上摔下受傷。其他查明的事實與原審一致，本院予以確認。”其實，一審判決早就已經認定李CF與山東RY制藥廠簽訂合同買賣廢鐵的事實，2002年11月18日下午，蔣SD、吳伯勝、徐統剛到山東RY制藥廠裝廢鐵，李CF在現場指揮的說法，也沒有什么新意，早在一審判決書中就已見端倪，“次日上午蔣SD在平臺上裝運廢鐵時從平臺上摔下受傷”一句更是廢話，惟一一句別出心裁的話是“李CF簽訂投標書后，委托王GQ為其找裝卸工（至于其荒謬性隨后論述）”，二審判決之所以這樣煞費苦心地認定“新”事實，不過是為了能夠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前半部分的規定，而直接改判，因為如果不認定點“新”事實，就只能適用該條該款該項后半部分的規定將案件發回重審，這充分證明了二審法院是為了改判而改判，足以說明二審判決的不嚴肅。

二審判決除了前述所謂“新”認定的事實外，再次肯定了一審判決所錯誤認定的事實，由于原審原告所提供的幾位證人的證人證言相互矛盾、漏洞百出，難以一一描述，此不贅述，詳見卷宗。

二審判決聲稱查明“李CF簽訂投標書后，委托王GQ為其找裝卸工”，對此，申請人李CF在庭審中斷然否認，王GQ自己也沒有證據李CF曾經委托其找裝卸工。二審過程中，只有申請人李CF作為上訴人提供一份新證據，其他兩個當事人未提供任何新的證據，不知二審法院是如何“查明”這一事實的。現在的社會現實是找工作難，不存在用工難的問題，申請人自己從事廢品收購多年，自己手下常年有多人跟隨其工作，即使需要臨時添加人手，也不需要麻煩王GQ，況且李CF與王GQ也沒有什么交情，他有什么必要委托王GQ為其找裝卸工？王GQ沒有理由那樣熱情幫助別人，不但親自和蔣SD等人談工錢的問題，還用自己的車接送蔣SD等人，而他并沒有從李CF處得到一絲回報，這顯然不符合常情。王GQ辯稱自己沒有從李CF手中轉買廢鐵，蔣SD受傷時所裝的車輛卻恰恰是王GQ租用的，這又做何解釋？

前已述及，二審判決中提到除了新查明的事實外，“其他查明的事實與原審一致”，既然“一致”，一審判決書中曾經提到“對證人YB、崔小M、苗BF的證言，雖然說明了李CF將部分廢鐵賣給王GQ，但他們均不知道原告在為誰從事雇傭勞動中受傷，該部分證人證言不予采信”，盡管因為“他們均不知道原告在為誰從事雇傭勞動中受傷，該部分證人證言不予采信”，但，“李CF將部分廢鐵賣給王GQ”是一審中已經確認的事實，為什么二審判決對這一點避而不談？其實，單看一審法院因為證人“均不知道原告在為誰從事雇傭勞動中受傷”就不予采信也是極端錯誤的，證人只能就自己所知道的案件事實向法庭做如實陳述，難道要這幾個證人也學習原審原告蔣SD的證人，不負責任的亂講一氣？

二審判決聲稱查明“2002年11月18日下午，蔣SD、吳BS、徐TG到山東RY制藥廠裝廢鐵，李CF在現場指揮。次日上午蔣SD在平臺上裝運廢鐵時從平臺上摔下受傷。” 2002年11月18日下午李CF是否真在現場指揮姑且不論，即使11月18日下午李CF真在現場指揮，那與11月19日蔣SD受傷又有什么關系？

二審判決認為，“上訴人李CF與山東RY制藥有限公司簽定購買廢鐵投標書，雙方之間形成買賣合同關系，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上訴人李CF作為該貨物的買受人和物權人，在賣出貨物和組織裝卸貨物當中未盡到安全注意義務和管理責任，對被上訴人蔣SD的傷害應承擔賠償責任”。這更經不起推敲。誠實的申請人李CF自始至終沒有否認自己與山東RY制藥有限公司簽定購買廢鐵投標書，雙方之間形成買賣合同關系的事實，此處出現“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字樣，近似于走夜路的人故意咳嗽幾聲，掩飾自己的心虛罷了。申請人李CF與山東RY制藥有限公司簽定購買廢鐵投標書后成為該批廢鐵的“買受人和物權人”，這自然沒有什么問題，但時間僅限于李CF將其中一部分廢鐵轉賣給王GQ之前，在其將其中一部分廢鐵轉賣給王GQ之后，李CF僅僅是沒有轉賣出的那部分廢鐵的“買受人和物權人”。按照二審法院的邏輯，不單李CF要為別人的過錯買單，就是冶煉這些鐵的鋼鐵廠也不能幸免于難，因為鋼鐵廠將礦石冶煉成鐵之后，理所當然是這些鐵的“物權人”，二審法院是不管這些鐵以后又歸誰所有的問題的。同時，按照二審法院的邏輯，山東RY制藥有限公司也需要擔責，因為蔣SD是在山東RY制藥有限公司出賣這些廢鐵之后，裝卸山東RY制藥有限公司出賣的廢鐵時受傷的。申請人李CF在王GQ組織裝運屬于王GQ自己所有的廢鐵時，沒有必要也沒有權利去指手畫腳，當然也不可能有“安全注意義務和管理責任”。在二審法院看來，YH縣人民個個是活雷鋒，王GQ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地去替別人招募裝卸工，李CF以異乎尋常的使命感為別人份內的事情去盡“安全注意義務和管理責任”。

二審判決認為“王GQ作為蔣SD的招募人，安排蔣SD去山東RY制藥有限公司裝卸廢鐵，卻不能證明蔣SD的雇主為李CF或其他任何人，對蔣SD的傷害亦應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將雇主偷換為“招募人”，這純粹是玩弄文字游戲，偷換概念。如果查明王GQ是雇主，自然應該由王GQ擔責，如果不能查明誰是雇主，應該由原審原告蔣SD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正是因為二審判決將雇主偷換為“招募人”，才導致了王GQ的責任得以減輕，申請人被毫無道理地強加以責任的情況發生。

此案有一關鍵證人，能說明事情真相，就是蔣SD受傷時所裝車輛的司機程XH，程XH能證明是王GQ租用其車輛裝運廢鐵，程XH在一審時去外地開餐館，因為既是老板又是廚師，加之路途遙遠，無法出庭做證。一審法院卻因其未能出庭武斷地否認了該證人證言的效力。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五十六條，特殊崗位確實無法離開的或者路途特別遙遠，交通不便難以出庭的，都可以提供書面證言，而不必出庭做證。因此，簡單地因為其未出庭就否認其證據效力是相當錯誤的。

一審判決存在嚴重程序錯誤，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原判決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二審法院應該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第一審時，蔣SD的代理人和申請人的代理人是同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這是典型的“一手托兩家”的行為，申請人自己欠缺法律知識，遇人不淑，但法官有義務制止這種損害當事人利益的行為，二審法院卻漠視這種違法行為，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律師整頓年，是申請人的不幸，更是法制的悲哀。

綜上，某某市中級人民法院（2004）某民三終字第某某號民事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導致判決實體錯誤，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特申請貴院依法抗訴，以體現法律正義。

此致

某某市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李CF

2005年1月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