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氏勞動教養案

案情簡介
2006年11月25晚，馬某在職工宿舍內竊得同事手機一只，價值人民幣250元。馬某于2007年1月12日到案，2007年2月7日臺州市勞動教養委員會作出勞動教養決定書，對于馬某實行勞動教養一年。馬某不服，于2007年4月16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2007年6月21日人民法院公開審理并宣判，判決維持對馬某的勞動教養決定。判決之后，在上訴期間，經過律師協商，公安機關于2007年7月13日將馬某所外執行。

馬氏案代理詞

審判長、審判員：
浙江鼎聯律師事務所接受馬氏的委托，依法指派本律師作為其與被告臺州市勞動教養委員會勞動教養一案的代理人。庭前對于被告方提供的證據本代理人作了仔細的研讀，在剛才的法庭調查時，代理人發表了充分的質證意見。代理人總的認為被告所作的行政行為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依法應予撤銷。為維護委托人馬氏的合法權益，現發表以下代理意見供合議庭在評議時予以充分考慮：

一、 被告將原告作為勞動教養的對象屬于處罰對象主體錯誤。
1、《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九條明確規定，勞動教養的對象有二類：1、家居大中城市需要勞動教養的人；2、是家居農村而流竄到城市、鐵路沿線和大型廠礦作案，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人，也可以收容勞動教養。原告住所地在四川省青川縣農村，并非大中城市居民，其在臺州市的生活、工作期限也沒有達到一年以上，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9條規定的關于公民離開住所地最后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為經常居住地的要求。對于勞動教養一類的案件應當嚴格地執行地域性的限制，對此人民法院也有判決的前例，安徽譙城務工者王小雷狀告蘇州勞教委勝訴便已被人民法院網引為案例。
2、關于原告是否屬于流串作案的問題。在被告提供的所有證據中僅有臨海市公安局延長拘留期限通知書，只有公安機關填寫的 “流串作案”四個字，在被告提供的證據再也沒有其他的依據可加以佐明。而被告提供的馬氏戶籍所在地公安機關的函調中，卻明確了馬仕偉并無作任何負案。因此，被告所稱原告流串作案完全是子虛烏有。
綜上，將申請人作為勞動教養的對象并決定進行勞動教養是錯誤的。
二、 被告作出的傳喚通知書、延長拘留期限通知書不合法。
　 1、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公安機關在受理案件后，經過審查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且屬于自己管轄的，由接受單位制作《刑事案件立案報告書》，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予以立案。也就是說，公安機關要進行立案，需以受理案件為前提。而為偵查案件需要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傳喚，則又需要以案件已經立案為必要條件。
在本案之中，案件的來源為報案，接警時間為2007年1月12日17時11分，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本案作為刑事案件立案是應當是在2007年1月12日17時11分之后。但是在被告出具的傳喚通知書上卻是要求原告在2007年1月12日17時之前到杜橋刑警中隊，而原告實際的到達時間是在2007年1月12日16時，因此可以證明的是在沒有受害人報案、未經縣級公安領導批準立案的情況下，杜橋刑警中隊擅自作出傳喚的，因此其傳喚是非法的。
2、延長拘留期限通知書聲稱原告流串作案，依《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規則》第一百一十條規定，流竄作案的定義是指跨市、縣管轄范圍連續作案，或者在居住地作案后逃跑到外市、縣繼續作案。但在二OO七年一月十五被告作出延長拘留期限通知書前，被告已經對原告進行了三次筆錄，在三次筆錄里根本沒有反映出原告有流串作案的情況，被告提供給法庭的材料中也沒有反映出其在流串作案的可能。因此，原告沒有流串作案的事實，被告也沒有懷疑原告流串作案的合理依據。因此可以認定被告是在沒有事實與理由的情況下以莫須有的罪名繼續對原告實施拘禁的。
同時在被告提供的證據中，原告也沒有見到被告公安機關負責人對于延長拘留予以批準的證據。依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規則》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需要延長拘留期限的，辦案單位應當在期限屆滿前二十四小時內制作《呈請延長拘留期限報告書》，報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如果被告主張自己延長拘留的行為合法，則對此情節應善盡舉證責任，現被告根本沒有就此舉證，請法庭同時考慮其延長拘留的程序不合法。

三、本案至今仍是一個刑事案件，原告現在依然被押是不合法的。
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規則》第一百一十三條規定，對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審查后，根據案件情況報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分別作出如下處理：（一）需要逮捕的，在拘留期限內，依法辦理提請批準逮捕手續；（二）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但不需要逮捕的，依法辦理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手續后，直接向人民檢察院移送起訴；（三）拘留期限內未能查清犯罪事實的，依法辦理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手續后，繼續偵查；（四）具有本規定第一百六十八條規定情形之一的，撤銷案件，釋放被拘留人，發給釋放證明。需要予以行政處理的，依法處理。在被告方提供的證據中我們見到了刑事立案通知書，在本案的盜竊價值經鑒定得到初步認定后，本案應當明確不是刑事案件，因為浙江省關于盜竊罪的定罪數額起點是2000元。但就是在此情況下，公安機關并沒有依《公安辦理刑事案件規則》第一百六十八條的規定辦理撤銷刑事案件的手續，也沒有辦理行政案件的立案手續。因此，本案在程序上還是停留在刑事階段，但是在刑事偵察階段拘留如此之長的時間內，被告方既沒有提請逮捕，也沒有辦理取保手續，其至今仍限制原告人身自由，其行為明顯是不合法的。

四、 臨海市價格認證中心出具的價格鑒證結論書應當歸類為司法鑒定，其存在多處不合法，應當認定為無效。
1、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第四條、第六條的規定，從事司法鑒定的鑒定人應當具有與所申請從事的司法鑒定業務相關的高級專業技術職稱；且其執業的鑒定單位應當由省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審核，經登記后，編入鑒定人和鑒定機構名冊并公告。在被告提供的鑒定結論中，并沒有相關的依據證明臨海市價格認證中心具有司法鑒定的資質。因此，其無權就涉案的標的進行價值評定。
2、根據司法部發布的《司法鑒定程序通則》 第三十九條的規定， 鑒定(檢驗,審查,咨詢)人應當在司法鑒定文書上簽名并注明專業技術職稱,對鑒定結論進行復核的司法鑒定人應當在司法鑒定文書上簽名。司法鑒定文書經簽發人簽發后加蓋司法鑒定機構司法鑒定專用章。在被告出具的鑒定書中，原告既沒有見到鑒定人署明的專業技術職稱，也沒有見到復核司法鑒定人的簽名，更沒有見到應當加蓋的司法鑒定機構司法鑒定專用章。對于如此的鑒定結論，應當參照《司法鑒定程序通則》第四十二條的規定，確定為無效鑒定。
3、鑒定人在鑒定結論書中陳述不實。在鑒定書中，鑒定單位聲稱經過了“現場勘察”。但從本案的證據材料可反映出，本案的涉訟標的已不存在實物形態且案發現場也已被破壞。本案的鑒定人依據什么進行所謂的“勘察”？故鑒定人所得出的結論是完全憑空臆造的，不具客觀性、合法性與科學性。
對于臨海市價格認證中心違法從事司法鑒定的情況，建議法庭向司法行政部門出具司法建議追究其違法責任。
五、 被告的行為應當構成投案自首。
從被告提供的案卷材料看，表面上原告到案是被傳喚到案的。傳喚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使用傳票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指定的時間自行到指定地點接受訊問，傳喚并不是公安機關的強制措施之一。而本案之中報案時間為2007年1月12日17時11分，公安機關要求原告人到達杜橋刑警中隊的時間為2007年1月12日17時，原告實際到案時間為2007年1月12日16時。事實上，在受害人報警之前原告就已到公安機關投案，依《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規則》第一百五十五條的規定，公安機關對于犯罪嫌疑人自首的，都應當立即接受，問明情況，并制作筆錄，經宣讀無誤后簽名或者蓋章。但是原告到案時間為2007年1月12日16時，筆錄卻是從17時35分鐘開始制作的，也就是原告自行投案后1小時35分鐘后才開始做的，延誤的原因在于公安機關。但是原告關于案情的全部的交代是在受害人筆錄形成之前就產生的。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有關自首的規定，在犯罪嫌疑人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投案，為自動投案；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的是自首。據此，代理人認為，如果原告確有犯罪行為或有違法行為，其到案的經過應當認定為投案自首。

六、 被告未依行政法律法規的規定履行告知義務。
1、在被告提供的證據中，被告共有二份告知筆錄，即2007年1月12日的權利義務告知書、200年2月2日的告知筆錄。2007年1月12日的權利義務告知書系根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告知的權利義務。本代理人認為本案最終的處罰是行政處罰，應當依辦理行政程序的規定告知當事人在行政案件中的權利，而不是告知刑事偵查中的訴訟權利，兩者不能相互取代。
2、“200年2月2日”的告知筆錄，代理人首先對其真實性有異議。如果其筆錄所載均是事實的話，那么本案的告知時間正好是官渡之戰，曹操大敗袁紹的時間，而恰好原告也聽到了，所以形成了1807年之后的這份筆錄。如果被告方不能正確地舉證說明告知的時間，我們認為該份筆錄應當視為無效?；氐秸}，代理人認為該份告知筆錄根本沒有起到告知的作用。如該份筆錄所說，“將勞動教養的事實、理由、依據、期限告知如下：”，但在該份筆錄中根本沒有見到關于前文所提到的關于告知原告人“期限：的問題，代理人認為，行政處罰中的期限告知無非是以下幾種：1、可能實施勞動教養的期限；2提請聆訊或聽證的期限；3、提起行政復議的期限；4、提起行政訴訟的期限。但不幸的是，被告根本就沒有提到過上述任一期限。雖然，原告在筆錄中講到不陳述和申辯，但并不因此而免除了被告應當告知原告享有提請聆訊、提起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權利及期限的義務。代理人認為，原告之所以作出不陳述和申辯的回復，完全是不知道他將要失去一年的自由，這也正是被告沒有告知期限和權利造成的惡果。
3、勞動教養決定書本身也存在著沒有告知起訴權利的情況。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的規定第四十九的規定，《勞動教養決定書》應當載明下列內容：（七）被勞動教養人員依法享有的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而被告出具的勞動教養決定書中卻只提到了可以向臺州市人民政府或浙江省人民政府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申請復議，絕口不提在何時限內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向何人民法院起訴。因此勞動教養決定書本身在告知也就存在著重大的缺陷，剝奪了當事人的法律權利，因而是不合法的。對于沒有告知權利的行政處罰，依法應當予以撤銷。

七、 申請人在作出勞動教養決定之前并沒有履行調查義務，嚴重影響了決定書的公正性。
《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十二條規定， 對需要勞動教養的人，承辦單位必須查清事實，征求本人所在單位或街道組織的意見。但被申請人在辦理本案過程中并沒有履行向申請人住所地基層組織征求意見的義務，就逕自作出勞動教養決定書，存在著明顯不當。在法條上的表述上，用的是肯定的“必須”，即意味著不容更改。被告在舉證中出示公復字（1993）3號文件，代理人認為公安部不具備法定的解釋權，特別是剝奪執法對象的權利的解釋權?！秳趧咏甜B試行辦法》雖然是由公安部制定，但是由國務院轉發的，其性質應當是作為國務院發布的規范性文件，公安部在沒有法定授權的情況下，其免除自身責任的解釋當然是無效的。同時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四條規定可以明確，領導和管理勞動教養工作的是人民政府組成的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而不是公安部。公安部既不是管理機關，何來發言權。“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戈爾?。绹┰凇斗烧軐W》中解釋：沖突的任何解決方案都不能包含有沖突解決者自己的利益，而公安部規避自身義務的答復，顯然與法及法理均是不相符的。請法庭考慮公安部答復的合法性、合理性之后再考慮是否應該將該答復適用于本案。
八、 本案的事實部分尚明顯存疑，被告未盡舉證責任。
1、馬仕偉即是馬氏的證據僅見于馬氏自己的交代，沒有任何的書面依據可以另加輔證。但是馬氏的交代與公安部門的紀錄存在著出入。馬氏交代是自已在黃巖被判刑后將名字改為現名的，但是在當地公安機關出具的馬仕偉函調及被告查詢的違法犯罪人員信息中并沒有將馬氏作為其別名。一般而言，如果馬仕偉要在出獄后改名，除有正當理由外依照相關法規是不允許改名的，確有理由要改的，也應當在別名一欄加以注明。
黃巖區人民法院（2002）黃刑初第444號刑事判決書認定馬仕偉是初中文化，而本案中馬氏筆錄中顯示的學歷是高中。馬氏交代，在判刑后一直務農，并未另行就學，如果兩人系同一人，馬氏何來高中學歷？因此，馬氏是否即是馬仕偉存在一定疑問。我國刑訴法規定，不能僅憑當事人的口供定罪，本案明顯就存在這種情況，請法庭本著疑罪從無的原則認定上述事實。
2、本案之中沒有證人。金忠勇在2007年1月12日在杜橋刑偵中隊做的筆錄，十分明確自稱來報案的，是報案人。同時其所陳述的事實并不是其親自感知所的，是傳來的間接證據。其陳述關于受害人失竊的手機價值2380元，代理人認為也是傳來的，因為對一個同事的手機價值能精準判斷涉案金額（計量到十元價位）的反映與實際生活明顯不符。因此，代理人認為，金忠勇的證人證言不具有刑事證據或行政證據的證明力之證據價值，不應予以采信。

九、 申請人在作出勞動教養決定之前沒有考慮申請人的從輕情節，處罰過重。假如本案沒有任何程序上及實體上的問題，原告依法也應當享有免除勞動教養的權利與條件。
申請人之所以產生占有他人財物之意完全是永太化工廠拖欠工人工資，勞動生活無著的特殊情形之下產生的。申請人于犯案后的2007年1月11日又通過勞動部門要求永太化工廠支付工資，在臨海市勞動局廠方人員詢問是否拿過他人手機時也坦然承認，并隨廠方一同到臨海市公安局杜橋派出所處理，對此代理人已作了詳細的闡述，其應當認定具有自首情節，依法應予以從輕處理。
申請人在到案之后積極賠償了受害人的損失。受害人蘭修軍的手機經初步鑒定之后，確定價值為人民幣250元。申請人到案后，經杜橋派出所協調，原告已經賠償受害人損失1800元，取得了受害人的諒解。因此申請人的行為雖然有過錯，但并沒有給受害人造成進一步的損失，就盜竊類罪之物損對社會危害性程度考量，原告的涉案行為情節行為并不惡劣。
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第四十五條第一款及第三款的規定，自動投案且違法犯罪行為輕微的；在作案后主動賠償損失，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以免予勞動教養。因此，代理人認為，本案從合法性、合理性角度考慮，被告所作出的勞動教養的決定完全背離了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勞教方針，處罰明顯畸重。

十、 被告沒有證據證明本案勞動教養決定書的作出決定程序合法。
《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第七條規定，對違法犯罪嫌疑人決定勞動教養，必須經過集體審議，未經勞動教養審批委員會審議，不得對任何人作出勞動教養的決定；第十九條規定，合議組應當由三名或五名民警組成，對作出的合議結論應當履行呈報、審核等法定程序?，F被告提供的證據根本沒有任何材料證明對于馬氏的勞動教養是集體作出的結論，并履行了法定的呈報、審核程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條規定，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在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十日內，提供據以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全部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無正當理由逾期提供證據的，視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沒有相應的證據?，F被告沒有證據證明，其所作出勞動教養決定是履行集體討論、合議、呈報、審核法定程序，法庭應當認定其程序不合法，依法予以撤銷。魏永超訴上海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一案就據此判決勞動教養委員敗訴，說明司法實踐中對此已有定論。

十一、 對本案應當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
依《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條的規定，擾亂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妨害社會管理，具有社會危害性，依照《刑法》的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由公安機關依照本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而在本案之中，申請人的行為有過錯，但確不至以刑法論處。相比較治安處罰而言勞動教養適用均是法規，均是國務院或公安部頒布，而治安處罰所適用的條文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2006年3月1日起施行，屬于法律，系新法。因此在條文適用發生沖突的情況下應當站在有利于被處罰人的立場采用從新、從輕的原則適用更具法律效力的條文。
《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等不宜再適用于本案。我國憲法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作為憲法性文件的《立法法》第 8 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勞動教養作為一種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罰措施,并不存在真正的“法律”淵源 ,公安部制定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從性質上說屬于部門行政規章 , 未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授權。規章無權設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措施 , 而且勞動教養也不是《行政處罰法》明文規定的處罰種類。勞動教養制度缺乏法律依據。它在處理違法行為方面發揮過一定的作用但同時也產生了違背憲法的消極作用。因此，請法庭在對本案進行合法性審查的同時，考慮適用法律法規的合理性問題。

綜上所述，代理人認為被告所作的勞動教養決定程序不合法、事實不清楚、適用法律不恰當、處罰不合理，請人民法院依法撤銷被告作出的勞動教養決定書，責令被告立即釋放原告。
在即將結束代理發言之際，代理人想到一句成語“竊國者候，竊鉤者誅”。永太化工廠的老板可以無故拖欠工人的工資長達幾個月，以致原告衣食無依、鋌而走險而無須承擔任何責任，而原告卻僅因盜竊一個價值250元左右的手機卻要面臨長達一年的牢獄之災。社會法治環境的不公平，導致原告成了一個現代的“竊鉤者”。司法審查是法律體系中公平的最終守護者，原告及代理人寄最后希望于法院的司法公正，我們期待著人民法院對本案的正義裁決。

代理人：浙江鼎聯律師事務所
周興 律師
二OO七年五月十八日

本案最終以類似訴辯交易的形式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