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財物的三屬性看盜竊對象的特征
　　財物的“三屬性”，是指財物的經濟屬性，物理屬性，法律屬性。從“財物的三屬性”來考察盜竊罪的對象，可以從各個不同角度，對盜竊對象的認定，提供正確的判斷標準。有助于正確判斷盜竊罪的對象及其范圍，對正確劃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具有重要意義。從財物的三屬性來考察，盜竊罪的對象應當具備如下三個特征：
　　1、從財物的經濟屬性來看，盜竊對象必須具有經濟價值。沒有經濟價值之物不能成為盜竊罪的對象。
　　從財物經濟屬性來看觀察，可以成為盜竊對象的主要有如下幾種：（1）、具有使用價值或交換價值的商品；（ 2）、貨幣；（3）、有價證券，如存折股票，財物券等；（4）、可以直接導致財產喪失的財產權利證件；（5）、可以從中獲利的特種票據，如增值發票等；（6）、從人體分離出來的器官等；（7）、其他具有經濟價值之物。
　　2、從財物的物理屬性來看，盜竊對象應當是能夠被人們通過秘密手段利用支配或轉移的財產。不能通過秘密手段利用支配或轉移的財產，不能成為盜竊罪的對象。
　　從財物的物理屬性考察盜竊罪的對象，范圍是十分廣泛的，它包括動產與不動產（有限范圍）；有形財產與無形財產（如電力等）；有償服務（如有償電話服務，有償因特物網服務）以及電子貨幣等。
　　3、從財物的法律屬性來看，盜竊對象應當是未被法律除斥的他人財產。
　　這里有兩層意思：一是盜竊對象應當是他人財產（包括他人持有的合法財產與非法財產）；二是盜竊對象應當是未被法律除斥的他人財產。如果是已被法律排除在盜竊罪之外的財產，也不能成為盜竊罪的對象（如槍支、彈藥、爆炸物、軍用物資、尸體、古人類化石、古動物化石等）。
　　從法律屬性來考察，下列之物可以成為盜竊罪的對象：（1）、特殊條件下的自有物；（2）、共有物；（3）、有主野生物；（4）非法持有物；（5）、違禁物；（6）、假冒偽劣物品；等等。但下列物品不能成為盜竊罪的對象：（1）、拋棄物，即拋棄所有權之物。（2）、遺失物，即所有人或占有人丟失未被任何占有之物。（3）、失散物，即因客觀原因而脫離了所有人或占有人的實際控制之物。（4）、漂流物、沉沒物，即漂流于水上或沉沒于水中之物。（5）、法律有特別規定的除斥物，如遺忘物、爆炸物、軍用物資等，法律規定對盜竊這些財物，應另定其他罪名，因而不構成盜竊罪。
　　二、多級主犯的劃分及其意義
　　所謂多級主犯，是指在財產和經濟犯罪中，當一個犯罪有多個法定量刑幅度時，在不同級差量刑幅度里，同時存在多級差主犯的情形。如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有三級量刑幅度（即數額較大為一級、數額巨大為二級、數額特別巨大為三級）；貪污罪和受賄罪有四級量刑幅度；敲詐勒索有兩級量刑幅度；等等。在上述多級差量刑幅度犯罪中，如果是共同犯罪，有時可能同時既有數額較大的主犯，又有數額巨大的主犯，或者在數額較大、巨大、特別巨大各個量刑幅度中都有主犯。這就是所謂的多級主犯現象。
　　1、劃分多級主犯是共同犯罪理論的需要。從理論上看，在多級量刑幅度里，不同的量刑幅度適用于不同的犯罪；不同級差的主犯應在不同量刑幅度里得到從重處罰。
　　2、劃分多級主犯，有利于區分各共犯的罪責。
　　3、劃分多級主犯，有利于正確適用刑罰。
　　三、不動產可以成為盜竊罪的對象
　　根據我國《擔保法》第93條和民法理論的通說，所謂不動產，是指土地及房屋、林木等地上定作物。 據此，可將不動產分為“絕對不動產”與“相對不動產”兩類。絕對不動產，不能移動，移動后就會改變性質或價值（如土地、房屋）。而相對不動產，是指依物主意思屬于永久性固定或在一定期限內相對固定物，但可以移動， 移動后一般不損壞原物價值或損壞不大。如林木，花卉，蔬菜等土地上的附著物。
　　1、相對不動產完全可以成為盜竊罪的對象，應該是無可爭議的。既使將盜竊對象限定于動產的國家，判例上也認為相對不動產可以成為盜竊罪的對象。在我國，2000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規定：“偷砍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種植的零星樹木，數額較大，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以盜竊罪定罪處罰。”
　　可見，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看，不動產是可以成為盜竊罪對象的，至少可以說，相對不動產是完全可以成為盜竊罪對象的。因而，籠統地說不動產不能成為盜竊罪的對象，是偏面的。
　　2、隨著科學的進步和人們觀念的變化，盜竊的科技手段和自然手段都發生了變化，絕對不動產有時也可以成為盜竊罪的對象。因而，對盜竊罪的對象不能拘泥于傳統理論，而應當從發展變化了的實際出發，對于凡是可以用秘密手段竊取的財物，除法律規定另定他罪外，都可以成為盜竊罪的對象。
　　四、身份犯與非身份犯共同盜竊的定罪
　　在刑法理論上，對于具有特定身份才能成立的犯罪稱為身份犯。為了區別于某些因身份而影響量刑輕重的犯罪，理論上又往往把因特定身份才成立的犯罪稱為真正身份犯或純正身份犯，而把因特定身份影響量刑輕重犯罪稱為不真正身份犯或不純正身份犯。這就是說，所謂“真正身份犯或純正身份犯”，實際上就是犯罪構成上的身份犯；所謂“不真正身份犯或不純正身份犯”，就是刑罰處罰上的身份犯。
　　對于犯罪構成上的身份犯，從刑法所保護的客體或法益是否只能由特定身份人才能實施其侵害行為（實行行為）來劃分，又可以分為絕對身份犯與相對身份犯 .
　　絕對身份犯，是指對刑法所保護的某一犯罪客體或法益實行侵害，其實行行為，只能由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直接親自實施才能完成的犯罪，如強奸犯罪即是。如果沒有男性親自實施強奸，就不能完成強奸犯罪。
　　相對身份犯，是指對刑法所保護的某一犯罪客體或法益的侵害，具有特定身份者本人可以實施，非特定身份的人也可以實施，如侵犯公共財產所有權的犯罪即是。它既可以由特定身份的國家工作人員非法侵占（如貪污），也可以由非特定身份的人非法侵占（如盜竊），只是由于身份不同而定罪不同。
　　由于絕對身份犯與相對身份犯對刑法所保護的犯罪客體或法益，實行侵害的作用或影響不同，涉及身份犯與非身份犯（混合主體）共同犯罪時的定罪標準或方法也不同。對于只能由特定主體實施的犯罪，即絕對身份犯，非身份犯具有附屬犯的性質，不能獨立構成犯罪。因而，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參與犯罪的，應按身份犯的犯罪性質定罪。而相對身份犯則不同，在混合主體共同犯罪時，其犯罪性質是不確定的，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可以構成身份犯，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也可以構成非身份犯。在這種情況下，應當以犯罪的基本特征定性，犯罪的基本特征主要由共同犯罪的實行犯決定。
　　五、單位盜竊不能按自然人定罪
　　刑法沒有規定單位盜竊罪，高檢的解釋規定單位盜竊按自然人盜竊處理，這實際上是一種新的立法活動，屬于越權解釋。同時，解釋將“情節惡劣”與“情節嚴重”作為單位盜竊的構成要件，與刑法264條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數額較大或多次盜竊”）相違悖，實際上是把刑法關于盜竊罪的加重處罰情節，作為單位盜竊的犯罪構成要件。由于解釋與刑法關于盜竊罪的構成要件不符，解釋關于單位盜竊的定罪與量刑難以適用刑法264條。單位盜竊的刑事責任問題，應當通過完善立法予以解決。
　　六、盜竊行為的概念和特征
　　盜竊罪在客觀方面的基本特征是竊取。從“竊取”一詞的構成來看，它是一個偏正詞組，“竊”是“取”的限定詞，即限定“取”的方法或手段是“秘密”，而不是“欺騙”等。“竊”是手段行為，“取”是結果行為。 一般都認為“取”是秘密“取走”、“拿走”或“竊走”等。我們認為，使用“取走”、“拿走”等提法尚不能揭示竊取行為中的結果行為“取”的特征。因為，許多盜竊對象是行為人無法用“取走”、“拿走”的方法獲得的，如電力等能量。還有一些盜竊對象，不需使用“竊走”或“拿走”的方法，行為人即可以將他人財產化為己有，“如偷打電話等。因而，”竊取“行為中的”取“不能解釋為”取走“或”拿走“等，而應解釋為”據為己有或他有“，即改變原來的所有狀態或持有狀態。因而， 所謂”竊取“就是秘密占有，即行為人采取不讓人知曉的方法，將他人財產據為自己所有或他人所有。它具有如下特征
　　1.行為人在主觀上具有不讓人知曉的故意。
　　2.行為人實施的是不讓人知曉的行為，即行為人在客觀上，是以避開他人知道的方法獲得財物，這是行為人主觀故意在客觀上的反映。
　　3.竊取行為，主要是針對財產所有人或持有人而言。
　　4.竊取行為主要是針對實行行為而言。
　　5.竊取行為在客觀方面還表現為獲取財產時未使用暴力，未經財產所有人或持有人同意或交付。
　　七、盜竊罪與非罪的認定
　　（一）、盜竊數額、次數與盜竊罪與非罪的認定。
　　1、盜竊“數額較大”是定罪的基本標準，但“數額較大”不是決定罪與非罪的絕對標準。在某些特殊情形下，盜竊達到“數額較大”標準的，可以不以犯罪處理，沒有達到“數額較大”標準的，也可以犯罪處理。2、“多次盜竊”，也應以情節是否嚴重作為劃分罪與非罪的標準，只有多次盜竊情節嚴重的，才能作盜竊犯罪處理。要注意劃清“多次盜竊”與小偷小摸的界限。對雖屬多次盜竊，但情節顯著輕微的，仍不能作犯罪處理。“多次盜竊”構成犯罪，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必須在一年內盜竊三次；二是一年內盜竊三次，必須是入戶盜竊或在公共場所扒竊；三是一年內入戶盜竊或在公共場所扒竊數額尚未達到較大標準。只有這三個要件同時具備，才能適用盜竊罪中“多次盜竊”的構成要件。否則，則應作無罪處理，或適用“數額較大”的構成要件。3、要注意劃分“數額較大” 和“多次盜竊”兩種不同的定罪標準。該適用“數額較大”定罪標準的，應該適用“數額較大”定罪標準；該適用“多次盜竊”定罪標準的，應適用“多次盜竊”的定罪標準。如一年內入戶盜竊兩次，數額已達到了較大標準，對此，不能認為入戶盜竊只有兩次而作無罪處理；而應當適用數額較大的定罪標準，依法作盜竊罪處理。一年內入戶盜竊三次，數額已達到了較大標準的，也應適用“數額較大” 定罪標準，而不能適用“多次盜竊”的定罪標準。
　　（二）、盜竊行為的性質與盜竊罪與非罪的認定。
　　盜竊行為的性質，是指盜竊行為的法律性質，即作出法律評價的性質。根據盜竊行為的具體情節并結合其法律后果，可將盜竊行為的性質分為三種：一是是民事性質的盜竊；二是治安性質的盜竊；三刑事性質的盜竊行為。刑事盜竊行為與治安盜竊行為的區別，主要表現在法律后果的性質不同。而引起法律后果性質不同的主要因素是其盜竊數額的大小和情節的輕重以及次數多少。也就是說盜竊數額較小或情節較輕的（如雖然盜竊數額較大，但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所規定的不以犯罪處理情節的，即屬于“情節較輕”者），或者在一年內入室盜竊或在公共場所扒竊，沒有達到三次的，就是治安盜竊；盜竊數額較大（包括接近數額較大而情節嚴重者）或多次盜竊的，就是刑事盜竊。因而，刑事盜竊是治安盜竊量變的結果。而民事盜竊與刑事盜竊則不同。民事盜竊與刑事盜竊不是“量”的變化，而是“質”的區別。也就是說民事盜竊與刑事盜竊，是兩個性質根本不同的盜竊。因而，在司法實踐中，必須嚴格劃清民事盜竊與刑事盜竊的界限。
　　所謂民事盜竊，是指因民事（包括經濟行政）糾紛或者矛盾引起的盜竊行為。民事盜竊有如下幾個特征：1.行盜人與被竊者之間存在矛盾或糾紛關系；2.矛盾或糾紛沒有得到妥善解決；3、不滿意一方采取了秘密手段竊取了對方的財產；4.行竊人往往留有真實姓名或事后不隱瞞“盜竊”事實；5.行竊人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占有被“竊”財物，而是為了促使對方解決糾紛，實現保護自己的目的。
　　（三）、盜竊未遂、預備、中止罪與非罪的認定。 盜竊未遂數額應當“參與”定罪量刑，并應作為區別罪與非罪和適用不同量刑幅度的一個基本依據。不能將未遂數額拋棄不管，或“靠邊站”。 1、“以數額巨大的財物或者國家珍貴文物等為盜竊目標的”的未遂行為，可以構成犯罪；盜竊數額大而未遂，情節嚴重的，也可構成盜竊罪。2、盜竊預備情節嚴重的，亦應作犯罪處理。3、盜竊中止，造成財產重大損壞（如行為人采取破壞性手段盜竊）的，也應定罪處罰。
　　（四）、盜竊主觀故意與盜竊罪與非罪的認定。
　　1.對于無非法據為已有目的的“盜竊”，不能作為盜竊罪處理。
　　2、刑法第二百六十五條規定的盜接他人通信線路，復制他人電信碼號或者明知是盜接，復制的電信設備、設施而使用的，必須“以牟利為目的” ，才能構成盜竊犯罪。
　　3、使用盜竊罪與非罪問題。單純的盜用，不構成盜竊犯罪。但以獲取較大或巨大財產性利益為目的而盜用他人財產的，也可以按盜竊罪處理。
　　4、缺乏共同盜竊故意的不構成盜竊罪。
　　（五）、親屬盜竊罪與非罪的認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盜竊自己家里的財物或者近親屬的財物，一般可不按犯罪處理；對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在處理時也應同在社會上作案有所區別。”
　　如何理解“確有必要”追究刑事責任？ 要從盜竊數額、盜竊次數、主觀惡性以及親屬的態度等方面綜合分析判斷。其中，家庭成員或親屬的態度是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應當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對家庭成員及親屬間盜竊雖然達到了普通盜竊數額較大或巨大的規定標準，但沒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一般可不作為犯罪處理。
　　“確有必要”追究刑事責任的，必須是盜竊數額較大或巨大，同時又具有其他嚴重情節，引起家庭成員和親屬憤慨，要求追究刑事責任的。如多次盜竊家庭親屬財產，經教育不改，引起家庭成員和親屬不安的；盜竊無生活來源的親屬財產，造成其生活困難，或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盜竊數額特別巨大，揮霍浪費，無法追回，給家庭成員和親屬造成重大損失的；盜竊主觀惡性深，多次在社會上盜竊，因種種原因限制而盜竊數額不大，而又轉為盜竊家庭親屬財產的；因盜竊造成家庭成員和親屬關系劣變和其他嚴重后果的；等等。
　　八、諸種罪數形態并存一罪與數罪的認定
　　罪數的類型和個體形態很多。因而，在一個案件中，往往同時出現若干罪數形態并存的情況。如行為人實施了一次單純的盜竊、又實施一次盜竊的想象竟合；或者實施一次單純的盜竊，又實施了一次法規竟合的盜竊；或者一次屬于盜竊的想象竟合，一次屬于盜竊的法規竟合；等等。對這種在一個案件中同時存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罪數形態的犯罪，應如何定罪？在刑法理論上，尚是一個無人研究的新問題。 筆者對如下諸種罪數形態并存一罪與數罪的認定，提出一些個人見解，以期得到學術界和司法界的重視和探討。1、 單純一罪與想象競合并存時一罪與數罪認定；2、單純一罪與法規競合并存的一罪與數罪的認定 ；3、法規競合、想象競合等多種罪數形態同時并存時，一罪與數罪的認定。
　　九、盜竊情節在定罪量刑中的適用問題
　　法定盜竊情節的種類及其地位、作用
　　修訂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關于盜竊情節的規定 ，有四種：
　　（1）與數額較大相對應的是“多次盜竊”。
　　（2）與數額巨大相對應的是“其他嚴重情節”。
　　（3）與數額特別巨大相對應的是“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4）在盜竊珍貴文物中使用了“情節嚴重”。
　　從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可以看出，在數額較大、巨大、特別巨大三個量刑檔次中，也把相應的情節作為適用相應量刑檔次的條件之一。在普通盜竊中，與“數額較大”相對應的是“多次盜竊”；在加重盜竊中，與“數額巨大”和“特別巨大”相對應的是“其他嚴重情節”和“其他特別嚴重情節”；在盜竊珍貴文物中， “情節嚴重”的，可以判出死刑。這就是說，不僅盜竊數額是定罪和適用不同刑罰幅度的依據和條件，盜竊情節也是定罪和適量刑的依據和條件。盜竊數額和情節都可以獨立影響定罪和適用刑罰。盜竊情節雖不能單獨決定是否適用死刑，但也是決定能否適用死刑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盜竊情節具有二重性
　　在盜竊和其他財產犯罪中，犯罪數額以外的其他情節具有二重性，即具有獨立性和依附性。所謂獨立性，是指這些情節于犯罪數額之外而獨立存在。所謂依附性，這些情節的性質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將隨著數額的變化而發生變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盜竊罪情節的解釋反映了這一特征。如同樣是“危害嚴重的流竄作案”，如果盜竊數額較大，它可以是“其他嚴重情節”； 如果盜竊數額巨大，它則可能又是“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累犯、主犯加重處罰問題
　　對于少數累犯、主犯可以加重處罰，但在適用加重處罰時，應該注意如下兩個問題： 1、解釋使用的是“可以”作為加重處罰的情形之一，并非是“應當”。 也就是說，對累犯和主犯，并不是一律都作為加重處罰的情形，而應當根據具體情況而定。2、對于適用加重情節處罰的累犯或主犯，在適用從重處罰時，不能以法定刑為標準來確定是否從重，而應當以實際應判刑為基礎。
　　十、盜竊與詐騙罪的界限
　　盜竊罪與詐騙罪的法律界限
　　盜竊罪與詐騙罪的法律界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行為人是否采取了欺騙手法；二是行為人是否具有處分其財產的意思和行為。詐騙犯罪的行為人客觀上使用欺詐方法獲取財物，而盜竊犯罪的行為人在客觀方面采取秘密竊取手段取得財物。可見，是采取騙術獲取財產，還是采用竊取手段獲取財產、是區別詐騙罪與盜竊罪的最本質的法律標準。但是在具體處理案件時，如果將是否使用騙術作為區分盜竊與詐騙的唯一標準，對有些案件也難以作出正確的結論。因為在有的案件中，行為人在取得財產時，既實施了竊取手段，又實施了欺騙手段。對這種情況，到底是盜竊罪，還是定詐騙罪？僅憑是否使用了欺詐手段就難以解決了。在這種情況下，就要看財產所有人或持有人、管理人是否有處分財產的意思和行為。也就是說，行為人取得財產，到底是其竊取的，還是所有人或持有人“自愿”處分的結果。如果行為人雖有欺騙手段，但財產所有人或持有人并沒有處分財產的意思和行為，行為人得到財產，主要是竊取手段獲得的，仍應定盜竊而不能定詐騙
　　常見的幾種盜竊詐騙易混案件界限判斷
　　（一）避開財產所有人或管理人，以詐術欺騙不明真相的人，從而得以公開順利取得財產所有者或管理者財產的，應定盜竊罪。
　　（二）避開財產所有人，以欺詐手段從財產持有人或管理人手中取得財產的，應定詐騙罪。
　　（三）以欺騙手段騙取無行為能力人財物的，應定盜竊罪；
　　（四）行為人采取欺騙手段，乘人不備，以舊換新，以次換好的，應定盜竊罪；
　　（五）假冒身份，先騙后盜的，應分別定詐騙罪和盜竊罪；
　　（六）竊取票證票據后，利用票證票據取得財物的定性問題。
　　1、對于盜竊有價證券、有價票證等有價支付憑證的，應定盜竊罪。
　　2.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應定盜竊罪；偽造信用卡使用的，應定信用卡詐騙罪；
　　3.盜竊與有價證券票證性質相同的其它票證（如影票、戲票，單位飯票）的，應定盜竊罪
　　4.利用盜竊手續不齊備的票據取得財物的，應定詐騙罪
　　5.盜竊票證涂改加大數額的，應定詐騙罪
　　區分盜竊與詐騙的具體方法
　　1、從被盜主體上劃分。行為人針對財產所有人或管理人以外的人實施欺騙，取得財物，應定盜竊罪。因為該被騙人對被騙財產沒有管理監控義務，也沒有處分權利。行為人避開所有人或管理人而取得財物，所有人或管理人不存在有“自愿”處分財產的意思，因而仍用秘密。相反，如果行為人直接對財產所有人或管理人施騙并取得財產，應定詐騙罪。
　　對無行為能力人施騙而取得財物，亦應定盜竊罪。
　　2.從被盜對象上劃分。盜竊有價支票憑證、有價證券、有價票證等，手續齊全可直接獲取財產的為盜竊。盜竊票證等手續不全，需要進行仿造欺騙手段獲取財物的，應定詐騙罪。
　　3、從財物轉移形式上劃分，財產所有人或管理人“自愿”地、清清白白地將財物交給行為人的，定詐騙罪；行為人采取假相作掩蓋，暗中取財的，定盜竊罪。
　　十一、 盜竊罪的立法修改與完善
　　盜竊犯罪，是一個事關70%-80%的犯罪防治問題；是一個事關50%以上的案件質量問題；是一個涉及刑法總則所有基本理論和民法物權理論等諸多復雜理論問題的犯罪。就是這么一個極為重要、極為復雜的犯罪，我國刑法卻僅用一個條文予以簡單規定 .由于立法過于簡單，且條文本身存在諸多立法技術缺陷，遠遠不能適應客觀現實的需要，以致造成大量地方立法和司法解釋的出臺，如有關反竊電問題，即有云南、四川、遼寧、江西、貴州、北京等省級人大立法機關制定了《查處竊電行為條例》或《 反竊電辦法》等地方立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盜竊罪或涉及盜竊罪的司法解釋達50余件。這些地方法規和司法解釋雖然起到了彌補刑法不足的作用，但由于其規定分散，相互之間不盡協調，有些規定不科學或缺乏權威性，其執行效果很不理想。如最高人民檢察院僅就單位盜竊問題，就作過兩次司法解釋，但其執行效果很差。因而，有關盜竊罪的立法，有必要進行全面修改和完善；在立法形式上，應當突破現行單一條文的立法模式，設立專章或專節，并可制定單獨的《反盜竊法》或《懲治盜竊犯罪條例》。其主要內容，一般應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普通盜竊；
　　2.加重盜竊；
　　3.法人或單位盜竊；
　　4.親屬盜竊；
　　5.盜竊未遂；
　　6.盜用移動通訊工具等；
　　7.盜竊電力等能源；
　　8.盜竊智力成果等無形財產（包括虛擬財產）；
　　9.盜竊文物、盜掘文物；
　　10.盜掘墓葬；
　　11.盜竊信用卡、增值稅發票等；
　　12.事前通謀的窩贓銷贓；
　　13.監守自盜；
　　14.盜用交通工具或使用盜竊；
　　15.其他需要規定的情況。
　　如果制定專門的《反盜竊法》或《懲治盜竊犯罪條例》，還可對盜竊的防治問題進行規定，如尚不構成盜竊的勞動教養或治安處分，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青少年盜竊的處理問題等，都可作出相應的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