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最高法院“Peoples Department Stores Inc. （Trustee of ） v. Wise”案述評

　　「摘要」在本案中，初審法院法官支持原告的訴訟主張，認為公司董事在公司瀕臨破產時，對公司債權人負有信義義務。上訴法院推翻了一審判決，認為公司董事僅對公司負有信義義務，本案被告董事并未違反任何義務。最終，終審法院維持了上訴法院的判決。加拿大最高法院的這一判決澄清了業界所廣泛關注的一個問題，即公司董事對公司債權人的義務。不論是與加拿大以前的法律相比，還是與國外其他國家的法律相比，該判決都賦予了公司債權人更加廣泛的潛在權利。最為重要的是，該判決未將公司債權人的此等權利與“公司瀕臨破產”這一要件事實聯結在一起。此外，該判決還明確了公司董事對公司債權人總是負有注意義務這一重要公司法規則。

　　「關鍵詞」債權人，信義義務，注意義務

　　2004年10月29日，加拿大最高法院發布了Peoples Department Stores Inc. （ Trustee of ） v. Wise一案的判決，這一判決廣受期待與關注。本案判決主要解決了三個問題：一是根據《加拿大商業公司法》（Canada Business Corporations Act，以下簡稱為CBCA）第122條（1） （ a）之規定，公司董事對公司債權人是否負有信義義務；二是根據CBCA第122條（ 1） （ b）之規定，公司董事對公司債權人是否負有注意義務；三是根據《加拿大破產法》第100條之規定，疑問交易的對價是否明顯低于公平的市場價。

　　該案的訴訟進程可謂一波三折，判決的結果也歷經反復。1998 年加拿大魁北克高等法院法官Greenberg判決支持了原告的訴訟主張，認為公司董事在公司瀕臨破產時，對公司債權人負有信義義務。2003年2月，魁北克上訴法院推翻了一審判決，認為公司董事僅對公司負有信義義務，本案被告董事并未違反任何義務。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本次判決駁回了原告的上訴，維持了魁北克上訴法院的判決。加拿大最高法院的這一判決澄清了業界所廣泛關注的一個問題，即公司董事對公司債權人的義務。不論是與加拿大以前的法律相比，還是與國外其他國家的法律相比，該判決都賦予了公司債權人更加廣泛的潛在權利。最為重要的是，該判決未將公司債權人的此等權利與“公司瀕臨破產”這一要件事實聯結在一起。此外，該判決還明確了公司董事對公司債權人總是負有注意義務這一重要公司法規則。

　　本文首先簡要介紹該案的背景事實，然后結合一審、二審及終審判決，就公司董事對公司債權人的信義義務與注意義務問題做一闡述。

　　一本案背景事實概要

　　本案被告Wise三兄弟是Wise Stores Inc. （以下簡稱為Wise公司）最主要的三個大股東。Wise公司在加拿大經營商品零售業，并于1992年并購取得了另一家同樣經營商品零售業的加拿大公司 People Department Stores Inc. （以下簡稱為People公司）的全部股份。但由于外國同行競業者的進入，使得本來就競爭異常激烈的加拿大東部地區的零售業更是雪上加霜。面對如此殘酷的競爭環境，Wise公司與People公司同時陷入了財政危機。Wise兄弟意識到，公司的存貨采購環節效率特別低下，于是為加強公司的理性化運作和降低成本，Wise兄弟指示兩家公司啟動“聯合存貨采購計劃”。根據該計劃， Peo2p les公司承擔了絕大多數Wise公司的存貨采購和支付業務，即先由People公司根據Wise公司的需求采購商品，然后賣給Wise公司，再由 Wise公司償付People公司所支出的貨款。實施該計劃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是， People公司開始持續地擴大對Wise公司的營業債權。截止到1994年6月，財務報表顯示，Wise公司已經欠下People公司1800萬美元的貨款債務。

　　盡管采取了各種各樣的促進措施，但Wise兄弟仍然不能挽救Wise公司與People公司直線下滑的財政命運。1994年9月，公司債權人啟動了針對Wise公司與People公司的破產程序。1995年1月，兩家公司被正式宣告破產。經清算后，許多債權人，特別是People公司的許多債權人的債權不能獲得清償。基于此種情況， People公司的破產管理人代表所有未獲清償債權的債權人利益，起訴Wise兄弟，聲稱Wise兄弟作為People公司的唯一董事，在“聯合存貨采購計劃”的實施中未盡到董事的應有職責。易言之， People公司的債權人認為，Wise兄弟經由以犧牲全資子公司（即People公司）利益為手段的“聯合存貨采購計劃”的實施，達到支持母公司（即 Wise公司）的目的。Wise兄弟的行為違反了其作為People公司之唯一董事，要求其考慮與保護People公司唯一的真正利害相關者——債權人 ——的義務。一審判決支持了債權人的訴訟請求，判決Wise兄弟償付破產管理人440萬美元的損害賠償金。但上訴審法院推翻了該判決，而最高法院則維持了上訴審法院的判決結果。

　　二各級法院判決理由

　　（一）一審法院判決理由概述

　　本案一審Greenberg法官認為，根據CBCA第122條（1）之規定，當公司破產或瀕臨破產時，董事的信義義務與注意義務應擴及于公司的債權人。Greenberg法官指出，當Wise兄弟為挽救兩公司的財政厄運而實施“新政”（即“聯合存貨采購計劃”）時， People公司已瀕臨破產境地，而“新政”的實施害及了People公司債權人的利益。因此，作為People公司董事的Wise兄弟應對公司債權人的利益損害負賠償責任。一審判決做出后，原、被告雙方均提起上訴。

　　（二）上訴審法院判決理由概述

　　審理該案的魁北克上訴法院的三位法官（ Pelletier J. A. ， Robert C. J. Q. ， Nuss J. A. ）一致同意支持Wise兄弟的主張。上訴法院判決表達了對遵從Greenberg法官所提出之判決理由的猶豫，并認為法律規則的創新（像 Greenberg法官判決中所創設的新規則，將公司債權人的利益與公司本身的最佳利益于公司破產或瀕臨破產時等同起來）是一個政策問題，國會比法院更適合于解決這樣的問題。因此，上訴法院推翻了一審判決。

　　（三）終審法院判決理由綜述

　　終審法院（最高法院）在闡述其判決理由時首先指出，根據《魁北克民法典》（Civil Code of Québec，1991）第300條規定以及《法律解釋法》（ Interpretation Act， 1985）第8. 1條之規定，民法是諸如CBCA等聯邦立法的補充法律淵源。既然CBCA未賦予公司債權人直接起訴公司董事的訴權，因此應轉而從《魁北克民法典》中尋求法律支持，探尋在魁北克地區如何解釋基于聯邦制定法而創設的權利問題，特別是如何將CBCA第122條（1）之規定與民事責任法的基本原則協調起來的問題，也即成為恰當的問題解決之道。

　　CBCA第122條（1）確立了公司董事管理公司與監督公司管理時的兩項互有區別的義務，即信義義務與注意義務。CBCA第122條（1）的規定是這樣的：“公司的每一董事和管理人員在行使其職權和踐行其職責時應當： （ a）以公司之最佳利益為出發點誠信行事； （ b）像一個理性人身處類似環境時踐行其謹慎、勤勉與技能。”該條（ a）項規定了董事的信義義務， （ b）項規定了董事的注意義務。加拿大最高法院認為，一審法官對該條規定所確立的兩項董事義務未予以區別考慮并分別適用，“正如上訴審法院所指出的，一審法官似乎將這兩項義務混淆在了一起。而實際上它們是有區別的，并分別承載著不同的立法目的”。有鑒于此，最高法院對這兩項義務分別作了闡述。

　　1. 公司董事之法定信義義務

　　最高法院首先援引了新近的一個判例，即K. L. B. v. British Columbia案，[1]對普通法上的“信義義務”概念進行了界定。依K. L. B. v. British Columbia一案的主審法官Mclachlin的觀點，信義義務可產生于不同的法律關系之中，而這些產生于不同法律關系中的信義義務有一條共同的主線貫穿始終，即如忠誠、避免義務與利益的沖突、不得從受益人的損害中獲利等，而“信義義務則將依產生它的法律關系的特殊本質的不同而改變”。在本案中，需要考慮的是基于董事與公司之關系而產生的信義義務的特殊本質問題。

　　在普通法上，董事的信義義務產生一種嚴格責任已是一條既定的法律規則，亦即董事不僅在以公司利益損害為基礎而獲取個人私利的情況下要負有責任，即使其個人獲利并非以公司利益的損害為基礎時，也可能負有歸還其獲利的責任。法律如此規定的理由在于，董事不得利用其職務身份獲取利益。但該規則并不意味著，公司董事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避免從其誠信管理與監督公司經營的行為中直接或間接地獲取個人利益。例如，在許多情況下，公司董事的個人利益與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公司董事同時也是公司股東，他們的紅利將因公司財政狀況的提高而提高，其作為公司董事的薪酬也將因此而增加，而董事的上述利益所得，并不因為是由公司支付的就當然地置其于違反信義義務的境地。因此，應綜合考察個案中的所有情況來判定公司董事是否誠信地以公司之最佳利益為出發點行事。撰寫終審判決的Pelletier法官指出：“就信義義務而言，我想要指出的是，Wise兄弟僅是出于要解決共同影響兩家公司的存貨采購問題的良好愿望而采取行動的，而這一動機（motivation）與CBCA第122條（1） （ a）所規定的追求公司利益的含義相一致，因此對Wise兄弟的行為不存在任何正當的批評。”如上所述，毫無疑問，兩家公司都在為存貨管理問題而苦苦掙扎， Wise兄弟經慎重考慮采取了新的管理策略，以期解決這一問題。在缺乏證據證明這一新的管理策略的實施是出于個人利益或不正當目的的情況下，同時在有證據證明新管理策略的采取是為了讓兩家公司都成為一個“更好的公司”的情況下，終審法院認為Wise兄弟作為People公司的董事并未違反其負有的信義義務。

　　本件上訴案并不涉及公司董事對公司股東所承擔的非法定義務，而僅涉及由CBCA所規定的法定義務。就法定信義義務而言，很明顯，“公司之最佳利益”一語不能被簡單地解讀為等同于“股東的最佳利益”。從經濟角度而言，“公司之最佳利益”意味著公司財產的最大化。但長期以來法院就認為，公司董事在以公司之最佳利益為出發點妥善管理公司事務時，還應考慮各種各樣的與之相關的其他因素。任何一種在過去不可動搖的經典理論都必須屈服于現代生活的事實，實際上也確實是這樣。在今天，如果一個公司的董事欲考慮公司雇員的利益，沒有人會認為其這樣做并非誠信地以公司之自身利益為出發點行事。同樣地，如果公司董事欲考慮公司政策所意圖追求的社會效應，但作為結果行為卻偏離了公司政策，也不能說公司董事未誠信地考慮公司股東的利益。當然，如果公司董事為授予公司雇員以利益而完全無視公司股東的利益，則其違反了法定的信義義務。但是，如果董事們僅在非常嚴格的意義上對公司股東以外的其他人的利益予以得體的尊重，則不能說董事們違反了其對公司應承擔的信義義務。終審法院認為，為判定公司董事是否以公司之最佳利益為出發點行事，在某種既定情況下考慮到所有的事實情況，公司董事將股東的、雇員的、供貨商的、債權人的、消費者的、政府的以及環境的利益納入考慮是恰當的。然而，公司命運的沉浮所自然引發的各種各樣的利益轉換并不影響CBCA第122條（1） （ a）規定的董事信義義務的內容。在任何時間里，公司董事都對公司負有信義義務，并且不能將公司的利益與公司債權人的利益或其他利害相關者的利益混為一談。如果公司處于盈利狀態并且資金狀況良好、經營前景看好，則公司股東的利益、債權人的利益以及公司本身的利益是彼此一致的。但這種利益的一致性會因公司財政狀況的惡化而改變，公司股東的最終受益權將會因公司被宣告破產而變得毫無意義，公司董事也會為債權人利益而將管理權交給破產管理人。當公司瀕臨破產時，公司股東的剩余利益索取權也幾近枯竭，因此股東將偏向于支持公司董事采取一些高風險的經營行為，以期帶來潛在的高額回報從而最大化股東們的剩余利益。而面對同樣境況，債權人則將偏向于支持董事們采取穩健安全的措施以最大化其債權償還價值。

　　公司董事的信義義務并不因公司瀕臨破產而有所改變。“瀕臨破產”一語所表達的含義無非是指公司的財政穩定狀況面臨惡化。在評價董事行為時，如果其解決公司財政問題的誠信努力取得了成功，則股東的剩余利益得以維持，債權人的地位也得以提高；相反，如果不成功，也不能就此認定董事行為違反了其法定的信義義務。當公司面臨財政危機時，公司董事有義務以公司之最佳利益為出發點誠信行事，通過謹慎的努力使公司成為一個“更好的公司”。當公司面臨困境時，董事們只能以公司的最佳利益為出發點行事，而不能為支持公司的任何其他利害相關者群體而行事。因此，公司之利害相關者們不能援引公司董事的法定信義義務對公司董事提起訴訟，但這并不等于說其不能通過其他途徑請求法律救濟。加拿大法律有關公司利害相關者的規定是獨特的。債權人僅是公司利害相關者群體中的一種，但其利益的保護卻有多種途徑。例如，債權人在公司財政狀況惡化時，可根據CBCA第239條和第240條之規定，以公司名義提起派生性訴訟，或依第241 條規定提起壓迫救濟訴訟。終審法院認為，“廣泛的壓迫救濟使得將CBCA第122條（1） （ a） 規定的董事的信義義務擴及于公司債權人的保護成為不必要”。

　　綜上所述，公司的利害相關者可利用壓迫救濟訴訟或以違反注意義務為訴因（下文將述及）而請求公司董事承擔責任，因此無需將公司債權人的利益放在 CBCA第122條（1） （ a）所規定的信義義務當中進行解讀。并且，就本案的案情來講，Wise兄弟并未違反其向公司承擔的法定信義義務。

　　2. 公司董事之法定注意義務

　　如上所述， CBCA并未賦予公司債權人基于法定信義義務之違反而直接對抗公司董事的訴權，但這并不等于說公司債權人對公司董事不存在任何直接的訴權救濟，在這一方面，《魁北克民法典》作為一種補充的法律淵源可資利用。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公司董事對公司債權人的責任有兩種，即合同責任和非合同責任。前者產生于公司董事對公司的合同債務承擔個人擔保責任之時，而后者產生于公司董事之個人可歸責的行為。很明顯，在本案中，Wise兄弟不能被判承擔合同責任，因為其并未就公司合同債務提供個人擔保，因此非合同責任的承擔是僅剩的可能性。

　　在本件上訴案中，要判定公司董事是否對公司債權人承擔非合同責任，有必要參照《魁北克民法典》第1457條之規定。該條規定：“每一個人都有義務遵守由具體的行為環境、習慣或法律課處的行為規則，以避免對他人造成傷害。當某人違反了上述義務時，他應對因其過錯行為而給他人造成的任何損害負責并就該種損害負有補償責任，不論該種損害在本質上是身體的、精神的還是物質的。在某些情況下，他也應對因他人的過錯行為給其他人所造成的損害或由其掌管下的物的行為對他人造成的損害負責。”依該條規定，與公司董事違反注意義務從而應承擔非合同責任密切相關的三個要素是：誰負有注意義務——“每一個人”，對誰負有義務——“其他人”，何種違反將導致責任——行為規則。很明顯，公司董事涵攝于“每一個人”，“其他人”也包括了公司債權人。有判例對該條規定之廣泛適用性的重要意義作了以下說明：“對1053條（即現在的1457條）的適用范圍予以限縮是非常危險的，將導致非常多的值得救濟的訴訟被拒絕，使得對許多的違法行為喪失相應的救濟。”對《魁北克民法典》第1457條的語義解釋在整體上與CBCA有關規定的語義是一致的。CBCA第122條 （1） （ a）規定了公司董事的信義義務，要求公司董事以公司之最佳利益為出發點行事；而與此不同的是， CBCA第122條（1） （ b）規定的公司董事注意義務并未特別指明該種義務受益者的主體身份。CBCA第122條（1） （ b）僅是規定“公司的每一董事和管理人員在行使其職權和踐行其職責時應當像一個理性人身處類似環境時踐行其謹慎、勤勉與技能”。因此，公司董事之注意義務的受益者主體是一個非常開放的概念，公司之債權人當然包括在內。對CBCA第122條（1） （ b）作這樣的理解很顯然與對民法典中之“其他人”的解釋相一致。因此，如果公司董事違反了一定的注意標準，并且因果關系要件與損害要件全部齊備，債權人則可援引《魁北克民法典》第1457條之規定維護其債權。

　　接下來就是判定能夠引發公司董事非合同責任的“行為規則”問題了。《魁北克民法典》第1457條第1段的規定并未具體表明行為標準，但對此可轉引CBCA第122條（1） （ b）的規定加以補足。因為民法典第1457條第1段規定的注意義務是：“每一個人都有義務遵守由法律課處的行為規則，以避免對他人造成傷害。”而此規定中的“法律”當然包括CBCA在內。因此，在本案中要判定Wise兄弟是否應負有非合同責任，與之相關的僅是CBCA之規定，為此有必要對CBCA第 122條（1） （ b）規定中的注意義務要件加以探明。

　　董事之注意義務既是制定法規定的一項義務，也是普通法上長久以來即已確立的一項法律規則。在早期的一些英國判例中，即已確立了董事的注意義務。就實質上言，這些判例所確立的注意標準是一種主觀標準。普通法要求公司董事在處理公司事務上避免存在重大過失，對公司事務的決斷要依其個人的技能、知識、能力與才干。“就這一領域的判例法歷史以及商業上通常占據優勢地位的能力標準而言，在普通法上很顯然公司董事并不被期望具有任何特別的商業技能或判斷力。” 對CBCA之立法結構產生重大影響的《加拿大新商業公司法立法建議》（ Proposals for a New Business Corporations Law for Canada）[5]改變了傳統普通法上的主觀性注意標準，改采客觀標準，要求公司董事的管理行為達到“理性人”的標準。該立法建議第9. 19條是這樣規定的：“（1）公司之每一董事和管理人員在行使其職權和踐行其職務時，應當： ?（ b）以一個理性人之小心、謹慎和技能行事。”CBCA第122條之（1） （ b）與上述立法建議第9. 19條之（ b）基本相類似，但前者并非是后者的簡單復制。二者的主要不同體現在，前者比后者在立法語言上增加了“在相似的情況下”一語，而這一不同改變了在做出某一判決時應納入考慮的制定法標準所要求的因素，且這一改變并不意味著在注意標準中引入了主觀性因素。因此，審理Soper v. Canada[6]一案的聯邦上訴法院法官Robertson將CBCA第122條之（1） （ b）規定的注意標準稱為“客觀性的主觀標準”，會導致對此標準在理解上的混淆。將CBCA第122條之（1） （ b）規定的注意標準概括為“客觀標準”澄清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在該條規定的注意義務中，圍繞董事行為時的事實方面情況是重要的。這與規定于CBCA第 122條之（1） （ a）中的信義義務要求正好相反，在后者，董事行為時的主觀動機是信義義務的核心點。

　　更加嚴格的注意標準要求給公司提高其董事會決議的質量施加了壓力，而構建良好的公司治理規則將為保護公司董事免于遭受違反注意義務的起訴提供了一道屏障。但即使有了良好的公司治理規則，公司董事的決議仍然可能遭受來自公司外部利害相關者的批評。加拿大法院，就像其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同行們一樣，在判定與注意義務相關的案件時，傾向于尊重這樣的事實，即公司董事通常是具備商業技能的，而法院則不具備。在商場上的許多決策，雖然最終被證明是不成功的，但在其做出之時卻是合理的。在某些情況下，即使做出決策所依賴的詳細信息并不充分，但由于時間的壓力，董事們也不得不做出具有較高風險的決定。有些人喜歡以事后獲得的信息來判斷某一不成功的商業決策是不合理的或不謹慎的，但這僅是一種“事后諸葛亮式”的偏見。為克服這一偏見，加拿大法院發展出了一種抗辯規則，即“商業判斷規則”。在Map le Leaf Foods Inc. v. Schneider Corp.案中， Weiler法官對商業判斷規則做出了這樣的闡述：法院關注的是董事的決策是否是合理的，而非是否是完美的。如果董事采取的決策在合理的范圍之內，法院即不應以自己的觀點取代董事會的觀點，即使該決策的事后結果遭到了質疑也是如此。只要董事在幾個合理的替代方案中選擇了一個，就應給予董事會的決策以尊重。這一對董事會決策應予尊重的規則即是“商業判斷規則”。董事拒絕采用替代交易的事實與此無關，除非能夠證明某一特別的替代交易比已選擇了的交易更具有可行性，并且明顯的對公司更加有利。

　　原告要想成功挑戰某一商業決策，就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方面要件：一是公司董事行為違反了其承擔的注意義務，二是該種違反行為造成了原告的損害。如果董事謹慎行事并基于合理的信息基礎行事，則董事們不會被判承擔違反CBCA第122條之（ 1） （ b）規定的注意義務的責任。依據董事們知道或應當知道的所有事實情況，其所做出的決策必須是合理的商業決策。為判定董事們是否以違反注意義務的方式行事，有必要反復強調的是，法律并不要求公司董事的行為是完美無缺的，因此法院在對公司做出決策時所考慮之商業技能的運用進行第二手的猜測時應持猶豫態度。但法院有能力在任何案件中，依據案件的事實情況決定，在行為當時，公司董事是否為獲致一個合理的商業決策而付出了適當程度的謹慎與勤勉。

　　在本案中，原告的破產管理人聲稱Wise兄弟所實施的“新政”侵害了People公司債權人的利益，違反了CBCA第122條之（1） （ b）規定的注意義務。綜合考慮本案所有的證據情況，終審法院同意了上訴法院的意見，認為“新政”實施的目的是為了矯正公司所存在的嚴重而又急迫的商業問題，而這一問題的解決在當時情況下又沒有任何其他可行的解決方案可資采用，因而新政措施的采取是一個合理的商業決策。一審法官認為新政的實施無情地導致了 People公司經營的失敗與破產，這一結論與事實不符，也是不正確的，因此一審判決犯了明顯的應予推翻的錯誤。實際上，正如Pelletier法官所指出的，有許多其他因素而非“新政”更直接地導致了People公司的破產。一審法官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Wise兄弟并未從所謂的“疑問交易”中獲取直接的好處，并且Wise兄弟在采取行動時是誠信的，其真正目的是為兩家公司都面臨的嚴重存貨管理問題尋求解決之道。由于評估錯誤，一審法官也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People公司由于其提供給Wise公司的貨物也收到了相當的回報。另外，就一審法官認定Wise兄弟應當承擔責任的“新政”措施，終審法院的觀點也與其正好相反，該措施的采取并非那么嚴重，也并非是導致People公司破產的真正原因。因此，終審法院的觀點與上訴審法官的觀點相同，即“新政”措施的采取并不說明Wise兄弟違反了CBCA第122條之（1） （ b）規定的注意義務。

　　另外，上訴審法院還引用了CBCA第44條（2）與第123條（4）之規定作為Wise兄弟免于承擔注意義務的依據。CBCA第44條規定允許全資子公司給予其母公司以財政支持，該條之（2）是這樣規定的：“一個公司可以采用貸款、擔保或其他方式給予財政支持，向 （ c）一個持股公司，如果該公司是該持股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但終審法院認為， CBCA第44條（2）之規定并不能取代CBCA第122條（1）之規定，也不能免除公司董事依CBCA第122條（1）之規定而承擔的注意義務違反責任。另外，Wise兄弟抗辯指出，其善意地信賴了公司財政副總裁David Clément作為一個專家所提出的建議，因此依CBCA第123條（4） （ b）[9]之規定應當免責。上訴審法院接受了Wise兄弟的該種抗辯理由，但終審法院對此不予同意。CBCA第123 （4）條是這樣規定的：“一個公司董事不能被判依第118條、119條或122條規定承擔責任，如果其善意地信賴： （ a）公司管理人員向其提交的財務報表或公司審計人員提交的書面報告，而該報表或報告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財政狀況； （ b）律師、會計師、工程師、資產評估師或其他人提交的報告，而這些人的職業使其所提交的報告具有可信賴性。”盡管Clément獲得過商學位，并在 Wise公司具有15年之久的從事財務管理的經驗，但Clément的該種資歷還尚不能達到允許Wise兄弟可以據此免除注意義務違反責任之抗辯事由的專家化水平。CBCA第123條（4） （ b）規定的職業群體是律師、會計師、工程師、資產評估師，而Clément并非會計師，其不受該職業組織規則的約束，也沒有獨立的職業責任保險。“財務副總裁”的頭銜并不能自動地得出結論認為Clément的“職業使其所提交的報告具有可信賴性”。Clément僅是受雇于Wise公司的一個非專家性雇員，不能將其對解決公司存貨采購管理問題方案的正當性判斷作為專家建議。盡管這樣的說法或許是可以接受的，即Clément比Wise兄弟在解決公司的存貨采購管理問題的方案設計上具有更好的專業技能和職業地位，但這樣的說法并不充分。因此依終審法院觀點，Wise兄弟并不能依CBCA第123條（4） （ b）之規定成功地進行免責抗辯，其要贏得最終訴訟的勝利，必須另尋他徑。

　　三案件述評

　　在英美公司法上，公司董事的義務可分為兩種類型，即注意義務和忠誠義務。后者有時也被稱為公平交易義務，但對其更常用的稱呼是“信托義務”，即“信義義務”。[11]公司債權人是否為公司董事信義義務之授信主體？ 公司債權人是否為公司董事注意義務之權利主體？ 上開加拿大最高法院在Peo2p les Department Stores Inc. （ Trustee of ） v. Wise一案中，對這兩個問題分別進行了判決說理并給出了明確的結論，這在判例法的發展史上定會留下重重的一筆。接下來我們結合英美法的判例、學說及上開判例，就公司董事對公司債權人之信義義務規則與注意義務規則分別做一簡單的評析。

　　（一） 公司董事之信義義務

　　1943，美國聯邦巡回法院Frankfurter法官在審理SEC v. Chenery Corp. 一案時指出：“說某人是受信人僅僅是分析的開始，這為問題的進一步深入指明了方向。其是誰的受信人？ 作為受信人其負有何種義務？ 在哪些方面其未能履行義務？ 其違反義務的后果是什么？”12]Frankfurter法官的一連串提問為我們探討公司董事之信義義務問題搭建了一個基本的分析框架。與本文分析相關的是第一個問題，即公司董事是誰的受信人？ 易言之，公司債權人是否是公司董事的授信人？

　　在上開判決中，加拿大最高法院認為，公司是公司董事之唯一授信人，申言之，不論公司是否瀕臨破產，公司債權人都不是公司董事之授信人，因此公司董事對公司債權人不負有信義義務。加拿大最高法院所創立的這一判例規則符合普通法之傳統規則。在普通法上，首開公司董事只對公司負有信義義務的著名判例是英國Percival v. Wright一案。該判決雖然只是一個初審法院的判決，但其所創設的規則卻得到了普通法國家許多后續判決的支持。應當說，公司董事之義務僅針對其所供職的公司而并不擴及于公司債權人是普通法的一項基本法律規則，該規則為所有的普通法國家所接受，如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以色列。同時，大陸法系國家往往也接受這一規則，如奧地利、意大利等國。[14]

　　美國律師協會商法分會公司法委員會（ the Committee on Corporate Laws of the Section of Business Law of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認為：“公司董事可以考慮其他利害相關者的利益，但僅能到此程度，即公司董事們正在以公司股東和公司之最佳短期或長遠利益行事。”《紐約州商業公司法》第717條（ b）規定：“本節中沒有任何一部分課處公司董事對任何人或組織以義務，要求其對前述人員加以考慮或提供特別的重視；本節中也沒有任何一部分廢除公司董事之義務，這些義務不論是由制定法規定的，還是由普通法認可的，抑或是由法院判決所確立的。”結合以上兩項規定可以看出，在美國法上，公司董事對公司之利害相關者利益加以考慮是其權利而非義務，公司董事對公司債權人不承擔信義義務。英國1985年《公司法》第309條（1）規定：“公司董事在履行其職責時應考慮的因素包括公司雇員之整體的利益以及公司成員的利益。”[16]同時該條之（2）規定：“本條規定對公司董事所課處的義務，由公司董事向公司承擔（并且僅向公司承擔） ，并且該種義務的強制履行方式與公司董事對公司承擔的其他信義義務的強制履行方式相同。”[17]由上述兩項規定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法律并未將公司債權人之利益列入公司董事可以考慮的利益主體范圍內；二是法律雖對公司雇員的利益做出了明確規定，但這并不等于說公司雇員可以直接針對公司董事提起訴訟，而該種訴權仍然屬于公司。

　　綜上，在英美法上，不論法律是否明確將公司債權人規定為公司之利害相關者，公司董事都不對公司債權人承擔信義義務，因此公司債權人也無權針對公司董事以信義義務違反為訴因直接提起訴訟。加拿大最高法院之上開判決與傳統普通法規則并無違背。美國明尼蘇達州上訴法院對普通法采行此規則的理由作了這樣的表述：“公司董事以及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員，在公司破產時，并不負有針對公司債權人的最小化因公司破產可能造成的損失的義務。如果公司的董事負有該項義務，則會使得公司（不論是有償付能力的公司還是破產的公司）債權人不當地干預公司的日常經營管理活動。債權人的債務應當被償付，這是不言自明之理。但在沒有相反約定的情況下，公司債權人也不享有對公司董事及其他管理人員就如何采取經營管理行為發號施令的權利，這同樣是不言自明之理。”

　　就我國現行公司法制而言，我國《公司法》第59條規定：“董事、監事、經理應當遵守公司章程，忠實履行職務，維護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職權為自己謀取私利。”第118條第2款規定：“董事應當對董事會的決議承擔責任。董事會的決議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致使公司遭受嚴重損失的，參與決議的董事對公司負賠償責任。但經證明在表決時曾表明異議并記載于會議記錄的，該董事可以免除責任。”由以上兩項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公司法也僅認可公司是公司董事之授信主體，公司董事僅對公司承擔信義義務，公司債權人不是公司董事之授信主體，也無權針對公司董事以信義義務違反為由提起訴訟。

　　（二）公司董事之注意義務

　　公司是依制定法而成立的一種法人組織，具有獨立于其出資者（股東）的法律人格。它可以像自然人一樣從事商業經營行為，也可以像自然人一樣承擔法律責任，而所有這些營業利益或法律責任都被視為公司自身的，因此現代公司成為了一種遮蔽和保護隱藏于其后自然人的一種法律機制。但有一點是眾所周知的，即公司只能通過隱藏于其后的自然人的行為從事經營活動，這些自然人就是公司的雇員，包括公司的高級雇員——公司董事。因此，公司董事具有雙重身份，即自然人與公司機關。作為公司機關，公司董事之行為責任由公司承擔。但作為自然人，其行為責任則由公司董事自己承擔。

　　課處公司董事以法律責任的目的有兩個：一是阻卻公司董事濫用職權，二是補償公司因其董事濫用職權所導致的損害。在公司法上，公司人格獨立與股東有限責任兩大原則置公司債權人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課處公司董事之濫權行為以侵權賠償責任，可以使公司債權人的利益恢復到董事職責未被違反時的狀態。阻卻公司董事之濫權行為有兩種途徑：第一種途徑是依靠市場自身力量，迫使公司董事依法行使職權，忠實履行職責。首先，如果公司董事的違法行為導致公司損害，公司股東將解除該董事的職務，從而迫使公司董事因憚于職位丟失而依法履行職責。其次，公司董事的業績考察由公司的贏利水平決定，而公司董事的違法經營行為將導致公司利益的損害，也會使實施該違法行為的董事的名望受損。其結果必然是，如果該董事被解職，則其在未來之勞動力市場上想謀得一個滿意職位和可欲薪酬的愿望即難以實現，從而迫使公司董事因出于珍惜自己的職業聲譽考慮而依法履行職責。再次，按照現代公司的經營管理模式，公司董事的薪酬往往與公司的贏利水平相掛鉤，這種分配模式將會產生一種強有力的市場驅動效應，從而激勵公司董事謹慎行事，通過努力提高公司贏利水平來達到提高自身待遇的目的。但是上述單純依靠市場自身力量來解決公司董事濫權問題的途徑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這種途徑僅是一種理想化市場的選擇，但因現實市場的無效率性和市場信息的不透明性，這種理想化的途徑并不能達到（或在相當程度上無法實現）阻卻董事濫權的目標。二是這種途徑雖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阻卻公司董事濫權的目標，但并不能實現補償受害者損失的目標。眾所周知，市場自身力量的阻卻性因素并不能完全消除公司董事的濫權行為，這就為通過法律途徑課處公司董事以法律責任、填補受害者損失的責任機制留下了存在的空間。于是就有了第二種途徑選擇，即通過課處公司董事以法律責任的方式，阻卻公司董事實施違法經營行為。

　　在兩大法系，就公司董事對其濫權行為給第三人造成損害時應承擔責任的根據是不同的。在日本，有關公司董事對第三人之責任規定于其《公司法》的第 266條之（3） ：“公司董事在履行其職責時具有惡意或重大過失，對第三人造成的損害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依據該規定，日本學者就公司董事對第三人之責任性質形成了三種不同的觀點，即特別法定責任說、特殊侵權行為責任說以及一般侵權行為特則說。根據特別法定責任說，董事對第三人所負法律責任不同于民法所規定的侵權責任，而是由特別法即公司法所規定的責任。董事若對其業務執行有惡意或重大過失，即使沒有一般侵權行為要求的對第三人的加害故意或過失，亦應承擔責任。根據特殊侵權行為責任說，董事對第三人承擔的責任范圍的確定，不適用《日本民法典》第709條關于一般侵權行為責任的規定，只有董事在加害第三人時存在惡意或重大過失時，方可成立董事對第三人的責任。根據一般侵權行為特則說，董事對第三人的責任就是《日本民法典》第709條規定的一般侵權行為責任，只不過就輕過失可免責而已。目前，特別法定責任說為日本之通說，并為日本判例所采用。

　　在英美法，公司董事對第三人之責任（非合同責任即侵權責任）為一般普通法上的侵權責任，即注意義務之違反。“該種責任與公司董事對公司承擔的責任相區別，其責任的根據是每個人對其他人所應承擔的一般性注意義務。”英美法上公司董事承擔個人責任之法理基礎首先在于法律上“公平原則”的要求，即每個人都得承擔由其個人侵權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后果。其次，課處公司董事對第三人以侵權責任還與有效阻卻和經濟效率的法律目標相合。如果擔當公司機關者確信其行為之責任排他性地由公司承擔，則法律阻卻公司董事實施侵權行為的政策目標就必將大打折扣。再次，判令公司董事承擔個人責任還與危險利益原則相一致，即公司董事從其危險行為中獲取了一定利益，則不得逃避其危險行為所造成的不利后果。

　　公司董事違反注意義務應對公司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類型：一是公司董事之作為或不作為導致公司債權人財產損害；二是公司董事之作為或不作為導致公司債權人人身損害；三是公司董事之過失陳述導致公司債權人經濟上損失；四是公司文件特別是公司章程之誤導性陳述導致債權人損失。

　　我國現階段也有法律就公司董事對第三人之責任問題有所涉及。如《證券法》第63條規定：“發行人、承銷的證券公司公告招股說明書、公司債券募集辦法、財務會計報告、上市報告文件、年度報告、中期報告、臨時報告，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有重大遺漏，致使投資者在證券交易中遭受損失的，發行人、承銷的證券公司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發行人、承銷的證券公司的負有責任的董事、監事、經理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該條規定意味著發行人、證券公司的董事在該情形下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這是我國立法規定董事對第三人承擔責任的首次突破。與《證券法》相比，我國《海南經濟特區股份有限公司條例》 （1992年8月15日海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布）在董事對第三人責任的范圍上規定得更寬。該《條例》第106條對董事向第三人承擔責任做出了這樣的規定：“董事履行職務犯有重大過錯，致使第三人受到損害，應當與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這一規定開創了我國公司法在這方面立法的先例。但現行《公司法》對此問題卻未予涉及，即我國尚沒有要求公司董事對公司第三人（包括債權人）承擔責任的一般性立法。依我們之見，我國既然采民商合一制，公司法作為民法的特別法，對公司法未作明確規定的事項，當然可將民法的一般性規定作為其補充淵源加以適用。因此，上開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決以及英美法的通行做法可資借鑒。

　　「注釋」

　　[1][2003]2S.C.R403，2003SCC51.

　　[2]根據CBCA第241條（2） （ c）之規定，如果公司董事行使職權的方式造成了對公司債權人利益的壓迫，或不公正的歧視，或不公正的否定，則法院有權給予救濟。

　　[3]See Regent Taxi Transport Co. v. Congrégation des Petits Frères deMarie，[ 1929 ] S. C. R. 650， perAnglin C. J. ， at p. 655.

　　[4]See Dovey v. Cory，[ 1901 ] A. C. 477 （H. L. ） ； re Brazilian Rubber Plantations and Estates， Ltd. ，[ 1911 ] 1 Ch. 425 （C. A. ） ；and re City Equitable Fire Insurance Co. ，[ 1925 ] 1 Ch. 407 （C. A. ） .

　　[5]該立法建議發表于1971年，是由加拿大聯邦政府任命的一個專門委員會為制定新的聯邦商業公司法而提出的，該立法建議發表于CBCA正式制定的四年前，對CBCA有重大影響。

　　[6][ 1998 ] 1 F. C. 124， at para. 41.

　　[7]（1998） ， 42 O. R. （3d） 177.

　　[8]該條規定在本案的疑問交易實施時還有效，但此后即被刪除。

　　[9]該規定現已變更為CBCA之第123 （5） .

　　[10]See RobertW.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in a nutshell， 4 th ed， West Publishing Co. ， 1996， p. 378.

　　[11]我國香港學者何美歡教授把“fiduciary”一詞譯為“信義”，而把“fiduciary duty”一詞譯為“信義義務”。參見何美歡著：《香港代理法》（上）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章與第十五章。

　　[12]318 US 80 （1943）。

　　[13]（1902） 2 Ch 421.

　　[14]See Zipora Cohen， Directors‘Negligence Liability to Creditors： a Comparative and CriticalView， th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2001（winter） ， p. 354.

　　[15]See Committee on Corporate Law，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Other Constituencies Statutes， Potential for Confusion， 45 BUS LAW2269 （1990） .

　　[16]CompaniesAct of 1985， c. 6， §309 （1） .

　　[17]CompaniesAct of 1985， c. 6， §309 （2） .

　　[18]St James Cap ital v. Pallet Recycling Ass‘ns of N Am， Inc， 589 N. W. 2d 511， 516 （Minn. Ct App. 1999） .

　　[19]參見劉俊海：《股東權法律保護概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頁。

　　[20]See Saucier v. U. S. Fid. Guar Co. ， 280 So. 2d 584， 585 - 86. （La Ct. App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