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加強死刑案件辯護的若干問題

來源： 作者： 時間：2010/10/14

死刑是剝奪自然人生命的刑罰。由此決定了它與其他刑罰手段的根本區別，不僅最為嚴酷，而且一旦發生錯判并被執行，則無任何挽回、補救余地。這也正是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廢除死刑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歷史和現實的諸多原因我國尚不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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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死刑案件/辯護

　　?死刑是剝奪自然人生命的刑罰。由此決定了它與其他刑罰手段的根本區別，不僅最為嚴酷，而且一旦發生錯判并被執行，則無任何挽回、補救余地。這也正是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廢除死刑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歷史和現實的諸多原因我國尚不能完全廢除死刑，但少殺、慎殺、準殺歷來是我國刑事政策關于死刑的基本方針。為此，去年中央有關部門決定將在適當時候把死刑核準權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正在積極做好各項準備，包括從今年七月開始所有二審死刑案件一律開庭審理。這都是為了從程序上嚴格控制死刑的適用，最大限度地減少死刑特別是死刑立即執行的判處，最大限度地保證死刑特別是死刑立即執行判處的準確性和公正性。筆者認為，要實現這一目標，加強對可能判處死刑案件的辯護，是諸多保障、控制措施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為此，本文擬就立法、司法及律師實務上如何加強死刑案件辯護的若干問題進行探討，與理論界、實務界的同仁交流。

　　 一、加強一般訴訟程序中死刑案件的辯護

　　 客觀地說，雖然我國刑事立法在死刑案件的辯護上有一些專門規定，譬如“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但此類規定非常少，適用的范圍很有限，與保障死刑案件的質量對刑事辯護的客觀需求，存在相當大的差距。聯合國經社理事會于1984年5月25日批準的《關于保護死刑犯權利的保障措施》第5條規定：“只有在經過法律程序提供確保審判公正的各種可能的保障，至少相當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所載的各項措施，包括任何被懷疑或被控告犯了可判死刑罪的人有權在訴訟過程的每一階段取得適當法律協助后，才可根據主管法庭的終審執行死刑。”該規定突出地強調了可能被判處死刑的人有權在訴訟過程的每一階段獲得法律協助，并將其作為終審判處并執行死刑的前提條件。我國政府已于1998年10月簽署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據了解中央有關部門目前正在積極研究正式批準加入該《公約》的有關問題。① 與此同時，本屆人大也將對《刑事訴訟法》再度修改。為此，筆者認為，在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中，應當參照聯合國有關刑事司法準則的要求，針對我國司法實踐中辦理死刑案件存在的問題，從以下諸方面采取措施加強在一般訴訟程序中對死刑案件的辯護。

　　 1.從立案偵查起，死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其沒有委托辯護人的，辦案機關應當為其指定辯護人。

　　 死刑案件涉及對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生殺予奪，不僅在審判階段需要辯護人的幫助，而且在偵查及審查起訴階段更需要辯護人的幫助。特別是在我國現行訴訟制度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尚無沉默權，偵查活動完全采用秘密方式，偵查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濫用職權、違法辦案甚至刑訊逼供的現象時有發生，屢禁不止，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監督并沒有切實到位，審判活動遠沒有貫徹直接言詞原則。這一切導致一旦在偵查階段鑄成錯案或埋下錯案隱患，在審判階段則難以發現或難以糾正。在此情形下，加強死刑案件在審前程序中的辯護勢在必行。如果說我國的司法資源目前還很有限，尚不能從立案偵查開始就為所有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話，那么從立案偵查一開始就為死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則是應該、也是能夠做到的。

　　 但是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刑事案件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雖然可以聘請律師，但其并不享有辯護人的訴訟地位及其訴訟權利。針對這一規定，近年來學術界形成了一個基本共識，《刑事訴訟法》再度修改時，應當確立犯罪嫌疑人聘請的律師為辯護人的訴訟地位，進而享有辯護人的訴訟權利并承擔相應的訴訟義務。② 這個問題一旦獲得解決，應該說死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委托辯護人的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但是如果死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因某種原因自己沒有委托辯護人怎么辦？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條規定，死刑案件的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為其指定辯護人。但這一規定僅限于審判階段，并不涉及審前程序的偵查和審查起訴兩個訴訟階段。在司法實踐中，死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這兩個階段委托律師及辯護人的比例并不高，這對切實維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和訴訟權利很不利，對死刑案件的辦案質量也不能起到切實有效的促進和保證作用。因此，再度修改《刑事訴訟法》時，不僅應當確立自立案偵查起犯罪嫌疑人就有權委托辯護人，而且要把死刑案件被告人獲得法律援助的訴訟階段提前至立案偵查階段，即凡是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自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起，不僅要向其告知有權委托辯護人，而且在其因故沒有或不委托辯護人的情形下，辦案機關應當為其指定辯護人。這也是前述聯合國《關于保護死刑犯權利的保障措施》提出的關于“任何被懷疑或被控告犯了可判死刑罪的人有權在訴訟過程的每一階段取得適當法律協助”的基本要求。

　　 2.建立訊問死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律師在場或錄音、錄像制度。

　　 我國尚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沉默權制度，亦無在偵查訊問中律師在場或錄音、錄像制度。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偵查人員違法訊問甚至刑訊逼供的現象時有發生，屢禁不止，有的甚至鑄成嚴重的冤、假、錯案，諸如杜*武、佘*林案等。同時犯罪嫌疑人在后續的審查起訴及審判階段的翻供現象普遍存在，據有的地方統計，翻供率達到60—70％。這種情形，不僅嚴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和訴訟權利，也嚴重損害了公安、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威信，還對正常的司法活動秩序、公正的司法過程及其結果構成了嚴重影響。

　　 如何解決上述問題，這是近年來法學理論界、司法實務界熱烈討論的焦點，也是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熱點。有人呼吁我國應當確立沉默權制度，有人主張我國應當建立訊問犯罪嫌疑人律師在場或錄音、錄像制度，有人認為我國應實行“警檢一體化”的體制，有人提出把專事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從公安機關分離出來，交由司法行政機關管理，如此等等。應該說這些主張或建議都是非常有積極意義的，一旦能夠實行哪怕只是一項，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上述問題。但是，客觀地說，若要在近期建立上述制度，我們面臨著極大的挑戰。

　　 筆者認為，在上述問題和困難面前，我們既不能急躁，也不能退縮，應當務實地探索解決之道。就近期而言，建立對死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時律師在場或錄音、錄像制度是必要的，也是切實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