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射陽縣人民法院審理原告楊×與被告射陽縣某醫院醫療事故損害賠償糾紛案

民事判決書

　　[2006]射民一初字第889號

　　原告楊×，女，1953年2月13日出生，漢族，干部，住射陽縣合德鎮新四村196號。

　　委托代理人丁××，鹽城公正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射陽縣×醫院

　　法定代表人楊××，院長。

　　委托代理人張××，副院長。

　　委托代理人任××，鹽城公正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楊×與被告射陽縣×醫院（以下簡稱縣×醫院）醫療事故損害賠償糾紛一案，本院于2005年12月19日作出[2004]射民一初字第2193號民事判決，判令被告賠償原告醫療費1640元、交通費1504.7元、住宿餐飲費1412.8元、文檢鑒定費1000元、精神損害撫慰金29328元、死亡賠償金167712元，合計202317.5元（重審注：合計應為202597.5元）。被告不服，提出上訴，鹽城市中級法院于2006年3月10日作出[2006]鹽民一終字第293號民事裁定，以原判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為由，撤銷原判，發回重審。本院于2006年4月17日重新登記立案，由副院長王宇華、民一庭庭長周彥河、民一庭審判員王正秀另行組成合議庭，于2006年5月19日上午公開開庭重新審理了本案。本案原告楊×及其代理人丁××，被告代理人張××、任××，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重審終結。

　　原告楊×在原審中訴稱：2004年5月25日下午5：45，原告丈夫劉洋因腹部不適，到被告醫院就診，告知醫生跌跟頭、脾腫大。醫生起初檢查不全面、診斷錯誤，耽擱了腹內大量出血的治療時間，導致劉洋手術后于次日凌晨4：35死亡。被告的醫療措施存在明顯過錯，與劉洋死亡具有直接因果關系。故要求被告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和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的賠償項目、標準，向原告賠償醫療費、交通費、住宿費（含餐飲費）、喪葬費、精神損害撫慰金、死亡賠償金等損失合計265995.6元。

　　被告縣×醫院在原審中辯稱：被告為患者劉洋診療過程中無醫療過失行為，處治及時，診斷準確，手術無誤，患者因自身不可逆轉的病情惡化而導致死亡。因訴訟中已經鑒定為醫療事故且醫方承擔主要責任，故被告同意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的賠償項目、標準，賠償醫療費6880.5元、交通費1880.88元、住宿費1766元、喪葬費3000元、精神損害撫慰金（按最長賠償年限6年算）43992元之和57519.38元的70％即40263.56元。被告不同意按照《民法通則》和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支付死亡賠償金。

　　原告楊×在重審中將請求數額進一步明確為：醫療費實交3000元、交通費1880.88元、住宿費（含餐飲費）1766元，均按80％計算；喪葬費，同意以被告原審中提出的3000元數額，再按80％計算；文檢鑒定費1000元；精神損害撫慰金50000元；死亡賠償金，以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的死亡賠償金標準，按80％計算為167712元；合計226429.5元。

　　被告縣×醫院在重審中補充辯稱：除精神損害撫慰金、死亡賠償金之外，被告同意原告提出的其他賠償項目計算基數。

　　原告楊×在原審中提交的證據有：1、原告丈夫劉洋在縣×醫院就診的門診病歷復印件1份；2、戶口本復印件1份、結婚證1份；3、縣城市規劃辦公室2005年11月29日出具的證明1份，內容為：“我單位已故職工劉洋的遺孀未來領取喪葬費”；4、原告申請本院委托江蘇省高級法院對縣×醫院2004年5月25日麻醉同意書上“擬于……手術”時間予以鑒定的，2005年3月10日蘇高法司文鑒字（2005）第28號文檢鑒定書1份；文檢鑒定費收據1張，金額為1000元；5、醫療費已交金額3000元、交通費金額1880.88元、住宿費（含部分餐飲費）金額1766元的票據一組。

　　原告楊×在重審中根據本院要求提交的證據有：縣政府2004年11月1日射政復[2004]53號《關于同意認定劉洋同志因公犧牲的批復》復印件1份。

　　被告縣×醫院在原審中提交的證據有：1、被告開具的編號為0064062的住院醫藥費收費收據復印件1份，姓名為劉洋，金額為6880.5元；2、姓名為劉洋的住院病案、病歷記錄1套；3、被告申請本院委托鹽城市醫學會進行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市醫學會2005年6月21日出具的鹽城醫檢[2005]38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1份；4、被告申請本院委托江蘇省醫學會再次進行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省醫學會2005年11月1日出具的江蘇醫鑒[2005]130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1份。

　　經原審及重審質證，除原告對被告提交的劉洋住院病案、病歷記錄中部分內容不予認可外，雙方對對方提交的證據的真實性不持異議。

　　本案重審中，原、被告雙方對下列各節事實無異議，本院予以確認：

　　一、關于患者劉洋的身份。劉洋，系原告楊×丈夫，生前擔任縣規劃建設局建設科負責人、縣城市規劃辦公室黨支部書記。

　　二、關于劉洋就診的經過。據省醫學會出具的江蘇醫鑒[2005]130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記載：

　　患者劉洋，男，51歲，因上腹部外傷于2004年5月25日17：50左右去縣×醫院門診就診，后由門診轉急診，查體：BP：90/60mmHg，P：90次/分，律齊，無雜音，腹澎隆，肝肋下未及，脾肋下6cm，質韌，肝區扣痛（－），腹水癥（±），劍突下輕壓痛。當日20：45因左上腹痛伴暈厥4小時，腹痛加劇伴心悸、胸悶1小時予急診住院，入院后查體：BP：80/30mmHg，HR84次/分，脈弱不可及，神志淡漠，腹澎隆，左上腹劇烈壓痛，移動性濁音（＋）。腹腔穿刺：不凝血。B超提示腹腔積液。血常規血小板25×109L，于21：15急送手術室行剖腹探查術，術中見腹腔內血約7500ml，脾胃韌帶上緣見血管噴涌樣出血，胃短血管撕裂出血，乃行出血血管結扎及脾臟切除術，并予輸血3600ml，輸血小板4u.次日2：30返回病房，予擴容、抗腎衰、保肝治療，患者于4：33死亡。死亡診斷：胃短血管撕裂出血伴急性失血性休克，急性腎衰，急性肝病，彌漫性血管內凝血（DIC），肝炎后肝硬化，脾腫大伴脾機能亢進。

　　三、關于被告縣×醫院的醫療過失。市、省兩級醫學會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的分析意見、結論均一致，但市醫學會出具的鹽城醫檢[2005]38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的分析意見較為詳細。其中記載：

　　1、縣×醫院存在以下醫療過失行為：⑴根據省高級法院文檢鑒定的時間為晚上10：30，從就診至進手術室的時間共約4小時左右，延誤了外傷性胃短血管撕裂出血手術止血的最佳時間；⑵術前數小時未采取行之有效的抗休克治療；⑶首診詢問病史不詳、無病歷記載；⑷術前對腹部外傷史未引起足夠重視；⑸有病歷涂改可能。

　　2、上述醫方存在的醫療過失行為與患者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關系。

　　3、患者原患肝炎后肝硬化、脾腫大、脾亢、外傷性胃短血管撕裂出血，手術風險大，是術后患者的死亡因素之一。考慮上述因素，醫方的醫療過失行為對患者的死亡承擔主要責任。

　　四、關于醫療事故鑒定的結論。市、省兩級醫學會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的結論一致：本病例屬于一級甲等醫療事故，醫方承擔主要責任。

　　五、關于原告已支出的費用金額。1、劉洋醫療費，總額為6880.5元，其中原告預交3000元、被告墊付3880.5元；2、交通費，總額是1880.88元；3、住宿費，總額（含部分餐飲費）是1766元；4、喪葬費，雙方雖未提供本地關于當前喪葬費補助標準的文件，但均同意按3000元計算；5、文檢鑒定費，金額為1000元。

　　六、關于麻醉同意書時間的涂改。縣×醫院2004年5月25日麻醉同意書上“術前診斷腹腔內出血，擬于2004年5月25日20：30時行剖腹探查術手術”一句中的“20：30”，經省高級法院蘇高法司文鑒字（2005）第28號文檢鑒定書確認為：“20：30被涂改前系10：30”（重審注：此處10：30應指晚上10：30）。

　　七、關于劉洋因公犧牲的撫恤。2004年11月1日，縣政府以射政復[2004]53號《關于同意認定劉洋同志因公犧牲的批復》批復縣民政局、縣人事局，認定劉洋系因公犧牲。有關部門按照政策規定向其遺屬發放撫恤金。

　　八、關于2004年度有關統計數據。根據江蘇省2005年統計年鑒，2004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482元、城鎮居民生活消費支出7332元。

　　本案庭審歸納的爭議焦點是：被告縣×醫院應否向原告楊×支付死亡賠償金？原告認為，被告因醫療侵權行為導致患者死亡，按照《民法通則》和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被告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而被告則認為，本病例屬于醫療事故，《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未規定“死亡賠償金”項目，故其不應支付死亡賠償金。

　　這一爭議焦點，涉及若干類似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基層司法者面臨著機械司法與能動司法的思維轉換，面臨著法律解釋方法與裁判方法的調整更新，到底如何裁判才算公平正義，正是本案的難點之所在。同時，也正是本案裁判的司法意義之所在。

　　本院經重審認為：

　　被告縣×醫院針對原告楊×丈夫劉洋實施的醫療行為，經市、省兩級醫學會鑒定，均確認“醫療過失行為與患者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關系”、“屬于一級甲等醫療事故，醫方承擔主要責任”，故被告縣×醫院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司法解釋的具體規定，承擔與其醫療過錯程度相適應的民事侵權賠償責任。分述如下：

　　一、原告楊×訴訟請求之中，對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五十條有著明確規定的賠償項目，被告縣×醫院可以按照該條確定的賠償標準予以賠償。

　　1、醫療費、交通費、住宿費、喪葬費項目，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七）項、第（九）項、第（十）項和第五十一條中有明確規定。本案中，這四個賠償項目的基數，可以按照原、被告雙方認可的數額確定。

　　2、精神損害撫慰金項目，《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五十條第（十一）項作了明確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計算公式是：本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費（本案中，可參照2004年度本省城鎮居民生活消費支出數據7332元）×賠償年限，賠償年限≤6年。

　　二、原告楊×訴訟請求之中，對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五十條沒有規定的賠償項目，即“死亡賠償金”項目，被告縣×醫院應當按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以及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第二十九條確定的賠償標準予以賠償。

　　近年來，醫院與患者之間的醫患矛盾漸趨凸顯，醫療糾紛案件數量逐步上升。國務院頒布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自2002年9月1日實施以后，特別是最高法院2003年1月6日發出《關于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以后，醫療糾紛案件審理實踐中一度出現了適用法律“二元化”現象：對于醫療事故引起的醫療賠償糾紛案件，適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對于非醫療事故引起的醫療賠償糾紛案件，則作為一般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民法通則》及相關司法解釋。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與《民法通則》規定的賠償項目、賠償標準是不一致的：前者的賠償項目比后者少，典型的缺少項目是死亡賠償金；相同項目或類似項目的賠償標準，前者大多數比后者低。自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于2004年5月1日實施以后，又進一步擴大了它們的差距。這樣適用法律“二元化”現象的直接后果往往就是，導致兩種類型的醫療糾紛案件裁判結果明顯有失公平：醫療行為構成醫療事故，醫院過錯程度較重，但賠償數額較少；醫療行為不構成醫療事故，醫院過錯程度較輕，但賠償數額較多。這種不公平的處理結果，背離了類似案件類似處理的裁判原則，背離了重錯重處、輕錯輕處的裁判尺度，背離了強調“公平正義”價值追求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①也降低了醫療糾紛案件裁判的群眾認同度和社會公信力。法院無法自圓其說、令人信服地向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解釋兩類醫療糾紛案件重錯輕處、輕錯重處的合法性、合理性，法院不應說出“這是合法不合理”之類的推諉之辭。法院辦案既不能恣意，也不能機械，應當體現法律的精髓，應當符合群眾要求公平對待的樸素情理。最高法院有司法者曾精辟地指出：“一個優秀的法官，應當能夠正確地把握法律制度所預設的價值追求，并將自己對法的價值的認識融于法律的解釋之中，以作出符合法的價值精神的公正裁判。但是，我國現階段的執法者，還有相當一部分不具有較高法的價值修養，因而時常出現實施具體的法律制度和規范時，背離了法的價值精神。當這種情況出現時，雖然他們感到似乎存在某種問題，實施法律的結果有悖于生活之情理，但由于他們缺乏法的價值修養，并不能清楚地認識到問題的存在。于是，便感嘆：合法不合理！甚至還標榜自己是嚴格的執法者。”“合法的應當是合情理的，這取決于法官怎樣去理解法律，如何把握法的價值。將法律規范適用于處理具體的案件，并不是一個死板、機械的過程，而是一項創造性的活動。真正理解和把握了立法的精神和價值，就能夠……正確地解釋和運用法律，作出合乎法律又合乎情理的公正裁判。”②

　　如何消解醫療糾紛案件適用法律“二元化”現象，醫療界傾向于醫療糾紛案件一律適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基層司法界傾向于醫療糾紛案件一律適用《民法通則》和《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學界尚無定論，最高立法機關和最高司法機關亦未一槌定音。然而，法院不能因為某個爭議問題缺乏最高決策機關的權威性結論而拒絕作出裁判，法院必須保障當事人就其爭議能夠及時獲得裁判的權利。鑒此，本院在重審本案過程中，經過慎重考量、權衡利弊，秉承司法功能應在謙抑與能動之間尋求平衡、尋求更優的價值取向，謹提出如下解題思路：③

　　1、司法判斷的價值基礎：患者的生命健康權重于醫院的運行發展權。

　　國務院《醫療機構管理條例》規定醫院的宗旨是，救死扶傷，防病治病，為公民的健康服務。從國家和社會的角度看，醫院必須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權；從患者的角度看，醫療行為造成人身損害賠償的項目、標準，不應少于、低于一般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的項目、標準；而從醫院的角度看，醫學具有特殊性，醫療具有風險性，醫院具有公益性，賠償項目增多、標準增高必然加大醫院的運行成本，不利于醫院的正常運轉和發展。司法者裁判醫療糾紛案件時的著眼點，不應從醫患一方的角度看，而應從國家和社會的角度看，設立醫院的根本價值就在于保護患者的生命健康，患者的生命健康權始終重于醫院的運行發展權，不能把犧牲人民群眾的健康利益作為醫療事業的發展成本。這也是以人為本的體現。況且，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也都強調醫院“以病人為中心”。④基于這一價值基礎，司法者裁判醫療糾紛案件時選擇適用的法律依據及其賠償項目、標準應當有利于患者。

　　因此，本案中原告索賠的“死亡賠償金”項目，既然《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未作規定，那么被告縣×醫院就應當按照《民法通則》以及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確定的賠償標準予以賠償。《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并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該條中后一個“等費用”，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第三款已將其明確包括“死亡補償費”（即死亡賠償金）在內。該解釋第二十九條確定死亡賠償金的一般標準是，按照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20年。本案中，死亡賠償金計算公式是：2004年度本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2元×20年＝209640元。

　　2、理論分析的基本結論：醫療事故引起的醫療賠償糾紛案件，尤其是此類案件中的“死亡賠償金”項目，適用《民法通則》及相關司法解釋，合乎法理。

　　⑴兩種類型醫療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應當統一，既是大勢所趨，也已成為各界共識。道路交通事故賠償案件與非道路交通事故賠償案件也曾經長期存在法律適用不統一的問題，隨著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出臺而得到圓滿解決，這應成為解決兩種類型醫療糾紛案件法律適用不統一問題的有益借鑒。

　　⑵《民法通則》是基本法律，《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是行政法規，行政法規的效力層次低于法律。最高法院《關于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中，措詞是“參照”而不是“依照”、“按照”，給司法者留有適度自由裁量的余地。況且，該通知本身亦突破了《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有關規定，例如，《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二款規定“不屬于醫療事故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而該通知則規定“因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適用民法通則的規定”。

　　⑶有無死亡賠償金，是兩種類型醫療糾紛案件法律適用“二元化”的典型差異。根據最高法院2001年3月8日發布的《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包括死亡賠償金。《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據此未將死亡賠償金單列。后出臺的《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將死亡賠償金作為財產損害賠償項目單列，故司法者應對《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中的精神損害撫慰金的外延與標準予以擴大解釋。

　　據了解，《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不盡完善問題已經引起高層重視，衛生部已在醞釀適時修改《醫療事故處理條例》。⑤

　　⑷《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臺時間在《關于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之后，司法解釋的效力也高于通知，況且該解釋第三十六條第二款特別言明：“在本解釋公布施行之前已經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釋，其內容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準。”

　　3、醫院解困的有效途徑：積極參加醫療責任保險。

　　盡管醫學具有特殊性、醫療具有風險性、醫院具有公益性，但壓降醫療損害賠償的項目、標準，并不利于化解醫患矛盾。醫患矛盾的緣由往往在于，一些醫護人員水平不高、責任心不強；醫患雙方信息不對稱，患者知情權不受尊重；病歷書寫不規范、保管不妥善，埋下糾紛隱患；醫療收費偏高、服務質量不高；以及患者一方不能客觀看待病情等因素。這些因素，往往與醫院管理不力密切相關，醫院管理問題近年來逐步凸顯。⑥為了切實化解醫患矛盾，醫院應以病人為中心，除采取提高醫療水平、改進醫療作風、加強醫療責任等必要措施之外，最有效的方法莫過于參加醫療責任保險，主動、廣泛、深入地參加醫療責任保險，通過醫療責任保險分散醫院和醫生的執業風險，讓患者及時獲得足額的賠償金，進而緩和醫患沖突，維護醫院正常秩序。――這是本院對包括本案被告縣×醫院在內的各類醫療機構的有益建議。

　　如果法院不積極改變較長一段時期以來醫療事故案件醫院錯重賠少、其他醫療糾紛案件醫院錯輕賠多的不合理狀態，仍然一味機械地作出背離立法精神、背離公平要義的裁判，那么，既不利于患者權益的平等保護，也不利于醫院管理的司法促進，甚至可能產生極個別醫院、極個別醫生為少賠而故意將小錯加重成事故的負面效應。醫療糾紛案件的裁判應當避免此類不利后果，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盡管醫療糾紛案件適用法律“二元化”現象的最終解決，有待于最高決策機關作出統一規定，但在統一規定出臺之前，基層司法者必須以合乎法理、合乎情理的思路來先行裁判醫療糾紛案件。

　　基于上述分析，被告縣×醫院關于不同意支付死亡賠償金的辯解意見及其理由，本院不予采納。

　　三、被告縣×醫院應當按照其醫療過錯程度承擔賠償責任。

　　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款指明醫療事故賠償的考慮因素，綜合被告“醫療過失行為與患者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關系”、“屬于一級甲等醫療事故，醫方承擔主要責任”、“患者原患肝炎后肝硬化、脾腫大、脾亢、外傷性胃短血管撕裂出血，手術風險大，是術后患者的死亡因素之一”等情節，可以酌定被告承擔賠償責任的比例為80％。

　　1、被告應賠償醫療費3000－6880.5×（1－80％）＝1623.9（元）。說明：酌定原告自行負擔醫療費總額20％，即6880.5×（1－80％）＝1376.1（元），但其已付3000元，故應由被告賠償3000－1376.1＝1623.9（元）。雙方訴辯意見中對醫療費應賠數額的計算方法均有誤，故予糾正。

　　2、被告應賠償交通費1880.88×80％＝1504.7（元）。

　　3、被告應賠償住宿費1766×80％＝1412.8（元）。

　　4、被告應賠償喪葬費3000×80％＝2400（元）。

　　5、被告應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數額，不宜采用最長年限賠償總額×80％的方法計算。結合被告負主要責任和另行承擔死亡賠償金的情況，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五十條第（十一）項關于精神損害撫慰金賠償年限最長不超過6年的規定，本案酌定賠償年限為4年，即7332（元）×4（年）＝29328（元）。對于原告索賠精神損害撫慰金中超出該數額的部分，不予支持。

　　6、被告應賠償死亡賠償金10482（元）×20（年）×80％＝167712（元）。

　　7、被告另外還應全額賠償原告因被告涂改《麻醉同意書》上“擬于……手術”時間而申請鑒定的文檢鑒定費1000元。

　　上述1-7賠償項目，合計204981.4（元）。

　　四、縣政府認定原告丈夫劉洋因公犧牲，有關部門向其遺屬發放撫恤金，系國家對機關工作人員等優撫對象的法定優撫待遇，其撫恤金數額并不應當沖減被告的侵權賠償責任。

　　綜上所述，依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款、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以及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第三款、第二十九條、第三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射陽縣×醫院賠償原告楊×醫療費、交通費、住宿費、喪葬費、文檢鑒定費、精神損害撫慰金、死亡賠償金合計人民幣204981.4元。此款限被告于本判決生效之次日起10日內給付完畢，逾期則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辦理。當事人申請執行的期限，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辦理。

　　本案一審案件受理費6500元（原告已預交）、其他訴訟費5310元（原告申請緩交至執行程序），合計11810元，由原告負擔2709元，被告負擔9101元。二審案件受理費6500元（被告不服原審判決上訴時已預交6410元），由被告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于判決書送達之次日起15日內，向本院民一庭遞交上訴狀及副本各1份，上訴于江蘇省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同時向該院預交上訴案件受理費6500元。

　　審判長?? 王宇華

　　審判員?? 周彥河

　　審判員?? 王正秀

　　二00六年五月十九日

　　書記員?? 高素娟

　　①參見陳永輝：《肖揚在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學習會上強調 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 確保法院隊伍社會主義政治本色》，載《人民法院報》2006年4月27日；參見王洪祥：《牢固樹立公平正義的理念》，載《人民法院報》2006年4月26日。

　　②黃松有：《談法律適用中的情理》，載《人民法院報》2002年2月26日。黃松有，時任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長，后任最高法院副院長。

　　③參見王宇華：《醫療糾紛案件適用法律之我見》，載《健康報》2005年12月9日。

　　④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2006年5月9日發出衛醫發[2006]169號《關于繼續深入開展“以病人為中心，以提高醫療服務質量為主題”的醫院管理年活動的通知》。

　　⑤參見劉虹：《〈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緣何被冷落》，載《健康報》2006年4月21日。

　　⑥2006年5月11日，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全國醫院管理年工作會議上，歸納了當前醫院管理四大問題：一是醫院公益性質淡化，有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傾向；二是醫院單純注重硬件建設，忽視內部管理；三是醫療衛生隊伍的職業道德和法制建設亟待加強；四是醫療質量管理薄弱，醫療安全存在隱患。參見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4365317.html.

　　（注：本案判決處于上訴程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