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2005)渝一中行終字第14號
上訴人江從銀,女,1955年1月25日出生,漢族,無業,住重慶市萬盛區清溪橋一號樓。
委托代理人付小平,男,1958年12月26日出生,漢族,無業,住重慶市萬盛區松林路22號附1―1―4號。
被上訴人重慶市萬盛區國土資源局。
法定代表人候家元,局長。
委托代理人徐峰,該局干部。
江從銀訴重慶市萬盛區國土資源局拆遷補償安置合同糾紛一案,江從銀不服重慶市萬盛區人民法院(2004)萬行初字第39號行政判決,于2004年12月20日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理,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經庭審質證確認以下事實:2002年8月,萬盛區人民政府根據重慶市人民政府渝府地(2002)543號文件批復,征用了本區萬東鎮蓮池村關井社和兩河社的土地,并就有關事項進行了通告。之后,被告根據萬盛區人民政府萬盛府(2002)61號文件批復,公告了征用土地的補償安置方案。同年10月,被告對農房拆遷的有關事宜亦進行了公告。2002年12月17日,被告在對原告的房屋和需要安置的人員進行調查的基礎上,與原告簽訂了《農房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書》。該協議約定,由被告支付原告農房拆遷補償安置費共計54840元。當天,原告除領取了協議約定的54840元款項外,還領取了500元的獎金,共計金額55340元。2004年3月1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上述協議,該案經過一、二審,最后二審法院以原告提出的異議,應由萬盛區人民政府協調,協調不成的,由重慶市人民政府裁決,原告對裁決不服才能提起行政訴訟為由,裁定維持一審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之后,原告向萬盛區人民政府申請協調,萬盛區人民政府于2004年9月2日以原告在土地征用拆遷補償安置階段未提出協調申請,原協議已履行完畢等理由,作出不予受理決定。2004年10月14日,原告起訴來院,要求撤銷與被告簽訂的協議,并賠償相關的損失費用。
上訴人向一審法院出示了以下證據:
1、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簽訂的《農房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書》復印件一份;2、重慶市萬盛區萬東鎮蓮池村關井社于2003年3月4日出具的《證明》復印件一份;3、重慶市萬盛區人民法院(2003)萬非訴行執第9號《非訴行政執行裁定書》復印件一份;4、江小波、江濤分別與被告簽訂的《農房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書》復印件二份;5、萬盛府發(2004)1號《不予受理決定書》復印件一份。
被上訴人向一審法院提供了以下證據:
l、渝府地(2002)543號文件《關于萬盛區人民政府實施萬東鎮城鎮規劃建設征用土地的批復》復印件一份;2、萬盛府發(2002)51號文件《關于萬盛汽車客運中心建設工程征用關井等兩社土地有關事宜的通告))復印件一份;3、萬盛府(2002)61號《關于萬盛客運中心建設工程征用土地的補償安置方案的批復》復印件一份; 4、萬盛國土建(2002)57號《關于萬盛客運中心建設工程征用土地的補償安置方案公告》復印件一份;5、《農房拆遷公告》復印件一份;6、萬盛建委發(2002)88號文件《關于核實本期農房拆遷安置有關價格的通知》復印件一份;7、上訴人的戶口證明復印件一份。 8、關于上訴人的《征地拆遷農房調查表》復印件一份;9、關于上訴人的《拆遷農房安置補償費用計算表》復印件一份;1 O、上訴人于2002年12月17日出具的《領(借)款申請單》復印件一份。
一審法院認為,所謂欺詐,是指一方當事人故意告之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行為。而脅迫,則是指以將來要發生的損害或以直接施加損害相威脅,使對方產生恐懼并因此而訂立合同。本案,關于原告提出的“欺詐”問題,被告在與原告簽訂協議前,已就征地拆遷補償安置的方案、農房拆遷的有關事宜及其補償標準的依據進行了公告,對原告的農民拆遷的有關事宜亦作了充分的調查;在簽訂的協議中還引用了所依據文件,而原告提出的理由和提供的證據,則不能證明簽訂協議時,被告有故意告知虛假情況和隱瞞真實情況的行為。因此,原告提出“欺詐”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關于原告提出的“脅迫”問題,被告因原告逾期不履行義務而依法申請法院先予執行的行為和法院在進行依法審理后裁定準予執行的行為,均系合法行為,不具有上述威脅的性質,原告以“脅迫”為由要求撤銷“協議”,其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關于原告提出的“乘人之危”問題,原告只陳述了處理貨物的情況,而未提供證據證實“乘人之危”事實的存在,故本院不予采納。關于被告提出的“時效”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41條第1款規定,原告提起的行政訴訟在時效期限內。因此,被告的該項答辯理由,本院不予采納。原告與被告就農房拆遷補償安置問題簽訂協議后,原告當天就領取了約定的款項,同時還獲得了500元的獎勵。該協議約定的權利義務,不但已履行完畢,而且,還體現了雙方的合意。故原告以“協議”時被告有欺詐、脅迫和乘人之危行為而要求撤銷協議的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據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六條(四)項之規定,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上訴人江從銀上訴稱:1、被上訴人無征用上訴人集體土地協議書和征地補償協議。現協議是房框架,未含地價,更未依照《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執行。2、安置補償協議是詐騙合同,是政府部門的霸王合同。3、一審認定江小波、江濤協議與本案無關,完全是消滅證據。
本院經審理認為,上訴人向一審法院提供的江小波、江濤與被上訴人簽訂的《農房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書》系獨立的合同,與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簽訂的《農房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書》無法律上的關系,因此,一審法院以該證據與本案無關聯性為由不予采納是正確的,該證據本院亦不予采納。上訴人向原審法院提供的其他證據內容與本案有關聯性,其來源及形式合法,并經原審法院庭審質證,本院均予以確認。
根據以上確認的證據,本院認定的事實與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無異。
本院認為,首先,本案屬于集體土地征用中的房屋拆遷,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調整,而不是由《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調整。
根據《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二條規定:在城市規劃區內國有土地上實施房屋拆遷,并需要對被拆遷人補償、安置的,適用本條例。因此,對城市規劃區內國有土地上建筑物的拆遷,屬于城市房屋拆遷的范圍,適用《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二條三項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實行征用。由此可見,農民集體所有土地上建筑物的拆遷屬于集體土地征用中的房屋拆遷,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等有關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規進行調整。而該法并未規定政府在征用集體土地時必須與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人簽訂征用集體土地協議書和征用補償協議書。因此,上訴人上訴稱,被上訴人無征用上訴人集體土地協議書和征用補償協議書,未依照《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執行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關于《農房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書》合法性問題。
從協議簽訂的法律依據上和程序上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二條三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實行征用。第二十五條三款規定:征用直轄市行政區域內的土地,由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直轄市人民政府和縣人民政府的批準權限,由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第二十七條規定:國家建設征用土地,由用地單位支付土地補償費。征用耕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3至6倍。征用其他土地的補償費的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參照征用耕地的補償費標準規定。被征用土地上的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征用土地方案經依法批準后,由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縣人民政府組織實施,并將批準征地機關、批準文號、征用土地的用途、范圍、面積以及征地補償標準、農業人員安置辦法和辦理征地補償的期限等,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鄉(鎮)、村予以公告。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權人、使用權人應當在公告規定的期限內,持土地權屬證書到公告指定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辦理征地補償登記。市、縣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根據經批準的征用土地方案,會同有關部門擬訂征地補償、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鄉(鎮)、村予以公告,聽取被征用土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意見。征地補償、安置方案報市、縣人民政府批準后,由市、縣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組織實施。對補償標準有爭議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協調;協調不成的,由批準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決。征地補償、安置爭議不影響征用土地方案的實施。因此,重慶市萬盛區國土資源管理局具有與被上述人簽訂《農房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書》的主體資格,亦是其法定職責。
同時,根據以上規定,重慶市人民政府于2002年8月13日印發渝府地(2002)543號文件,批復同意征用上訴人所在地的集體土地,2002年8月21日萬盛區人民政府以萬盛府發(2002)51號文件發布征地通告。2002年8月26日萬盛區人民政府以萬盛府(2002)61號文件同意《重慶市萬盛區國土資源局關于萬盛客運中心建設工程征用土地的補償安置方案》,并批復該局組織實施。2002年8月30日,萬盛區國土資源管理局以萬盛國土建(2002)57號文件形式對補償安置方案予以公告。2002年10月9日,萬盛區國土資源管理局發布農房拆遷公告。2002年12月17日上訴人與被上述人簽訂《農房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書》,上訴人于同日領取征地安置費及獎勵金共計55340元。因此,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簽訂的《農房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書》的依據和程序是符合簽訂時的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的。從協議內容上看,根據《重慶市征地補償安置辦法》第三十二條二款規定:其他區縣(自治縣、市)人民政府按照本辦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結合本地區實際,可參照附表一至附表五所列的標準,制定本地區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標準和青苗、占用耕地成片栽種的一般樹木及房屋、構筑物、零星的一般樹木的具體補償標準,報市人民政府備案。萬盛區人民政府因屬于其他區縣范圍,于1999年7月9日第5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重慶市萬盛區征地拆遷安置補償標準》。被上訴人在對欲拆遷上訴人的征地拆遷農房進行了調查核實,按照該補償標準與上訴人簽訂《農房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書》,并進行了補償。被上訴人萬盛區國土資源管理局在征用上訴人所在集體組織的土地進行農房拆遷時,遵照《重慶市萬盛區征地拆遷安置補償標準》執行是符合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的。因此,該協議內容是合法的。從協議的履行上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在2002年12月17日簽訂補償安置協議后,于同日即領取了全部補償安置費,上訴人對補償標準當時并未提出異議。協議中約定的被上訴人應履行的義務,被上訴人已經履行完畢。
因此,就整個協議的簽訂過程而言,其簽訂主體,簽訂依據、簽訂程序、協議內容以及協議的履行都符合法律、法規及規范性文件的要求,故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所述,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審理程序合法,依法應予維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案件受理費100元,其他訴訟費300元,共計400元,由上訴人江從銀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此頁無正文)
審 判 長 楊興云
代理審判員 文林華
代理審判員 周 琦
二 0 0 五 年 一 月 二十五 日
書 記 員 冉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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