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用店主疏忽實施調包騙取財物

劉某帶女兒到服裝市場閑逛時，看見一位顧客將提包交給賣服裝的店主代為保管，店主將提包挎在左肩上。劉某假裝要在店內看衣服，也把自己的提包(空包)交給店主讓其代為保管，店主就將劉某的提包挎在右肩上。當劉某見那位顧客到試衣間試穿衣服時，就對店主低聲說：“把包給我。”店主因生意疏忽，把左肩上的提包給了劉某。劉某拿著提包回家后發現內有現金及其他物品總價值15000余元。

二、行為人構成何種犯罪

本文認為，劉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

詐騙罪和盜竊罪是現實生活中很常見的兩種侵犯他人財產權利的犯罪，有時候在行為方式上存在著一些近似的特點，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一是犯罪客體特征相同，即所侵犯的犯罪客體都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二是犯罪主體相同，均為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三是主觀特征相同，即兩罪均為直接故意犯罪，且行為人主觀上均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

二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客觀方面：盜竊罪是以“秘密竊取”的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財物，而詐騙罪則以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欺騙方法，致使公私財物的所有者或合法占有者產生錯覺和信任感，“自愿、主動”將財物交付詐騙行為人，從而使行為人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詐騙罪與盜竊罪不易區分的情形，這主要是指行為人以欺騙手段為掩護或制造假象，其目的在于趁人不備“秘密竊取”公私財物的行為，對于此種行為，筆者認為應根據其行為的本質特征是在于“秘密性”還是“欺騙性”來定性。若選擇“秘密竊取”為直接手段侵占公私財物，應定盜竊罪;若選擇“虛構蒙騙”為直接方法騙取公私財物，則定為詐騙罪。

就詐騙罪而言，它的兩個顯著特征是：

第一，對詐騙犯來說，是用隱瞞事實真相或用一種虛構的事實欺騙對方，使之上當;

第二，對財物所有人來講，則是對這種虛假的事實信以為真，仿佛“自愿”地對其財物作出處理，而財物所有人的“自愿”處分行為是詐騙罪的本質特征。

由此可見，詐騙罪的客觀行為應當具有一定的客觀邏輯順序，即應當是包括四個部分：(1)詐騙行為;(2)使他人陷于錯誤;(3)他人基于錯誤處分財產;(4)行為人獲取財產或財產性利益。而盜竊罪是行為人以隱秘的方式，暗中竊取他人財物，無使他人處分財物之必要。因此，即使盜竊犯在盜竊過程中，先爭取了詐騙手段，使他人相信了某種虛假的事實，從而陷入了某種錯誤的理解，甚至上當受騙，但只要財物所有人因某種原因未能自愿交出財物，或者雖然交出財物，但并非是處分該物，欺詐人為了繼續得到財物，乘財物的支配力一時弛緩而秘密竊取，就應視為盜竊而非詐騙。這種“詐術盜竊”方法，實際上就是通過實施詐騙行為，為盜竊行為創造方便條件，對財物的取得方式最終還是靠竊而非騙，不是財物所有人“自愿”交出了財物。盜竊罪中盜竊行為人取得財物是違背被害人的意志的，即被害人的真實意思是不愿讓行為人取得財物。在本案中，劉某為了非法占有他人提包頗費心機，使出了以假亂真和金蟬脫殼的伎倆。

從表面上看，劉某非法占有提包似乎是靠欺騙手段獲得的，符合詐騙罪的特征，實際上是他以欺騙的手段為他秘密竊取提包創造條件，最終取得裝有現金的包的手段是乘店主疏忽大意而取得的，空包所起的作用是為劉某的盜竊行為作掩護，使得盜竊行為發生后不會被及時發覺。也就是說當時店主將裝有現金的包交與劉某并非店主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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