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院長趙秉志教授今天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逐一點評了2010年發生的8個具有代表性的刑事案件。

趙秉志說，梳理這一年發生的案件，期待改變的地方還有很多，除了刑訊逼供、有罪推定、非法拘禁，還有暴力取證，以及為趙作海吶喊的“民意”……因此，如果刑法規范不能在犯罪行為面前發揮應有的評價機能，又豈止是趙作海們的悲哀!藉此以血淚換來社會關注的同時，如果未能有效地反思、改變現有司法體系中陳舊的內容，冤假錯案不僅會侵蝕蒙冤者的肌體，更會腐蝕法治進程的根基。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加大了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包括‘保護傘’的打擊力度，為相關犯罪的預防和懲治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趙秉志說，但是，正如前人所言，刑罰的有效性不在其嚴厲性而在于其及時性，唯有在完善立法的基礎之上及時地發現腐敗犯罪、涉黑犯罪并依法懲治，健全防范和治理犯罪模式，才是治本之道。

趙作海死而復生冤案掀革新司法理念高潮

案情：2003年2月13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被告人趙作海持刀殺人，手段殘忍，后果嚴重，應予嚴懲。趙作海雖翻供，但一審當庭出示的證據來源清楚，收集程序合法，證據之間能相互印證，其否認犯罪的理由不能成立。鑒于被害人在案發原因上有一定的過錯，對被告人趙作海可判處死刑，不立即執行。

2010年4月30日，本已被趙作海“殺死”的“被害人”趙振晌“復活”，出現在趙樓村。5月8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告趙作海無罪。

點評：繼杜培武、王樹紅、佘祥林、聶樹斌、呼格吉勒圖等蒙冤奇案之后，2010年5月，趙作海以11年的冤獄再次喚起人們對刑事司法正當程序的極大關注。像此前的相關案件一樣，該案秉承了冤假錯案的一貫特征：刑訊逼供、以口供為中心的證據片斷、多家司法機關“協調配合”。在冤案形成的背后，是司法理念的錯位、程序正義的缺失、法律保障的空乏、責任追究的無奈。面對冤案的發生，不只法學界、司法界，整個社會都在對趙作海冤案所展現的法治問題表示極大的關注。趙作海冤案掀起了人們對司法制度變革和司法理念革新期盼的又一高潮，然而更深層次的分析，冤假錯案的預防已不只是刑事訴訟法律所涉及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甚至必須有刑法的參與。

文強庇護黑惡落馬彰顯打黑除惡決心

案情：2010年2月2日至6日，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公開審理了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涉黑案，并于同年4月14日作出一審刑事判決，認定文強犯受賄罪、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強奸罪，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一審宣判后，文強提出上訴。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經依法公開開庭審理，于2010年5月21日作出刑事裁定，駁回文強上訴，維持原判，并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7月7日，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發布消息：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在重慶被執行死刑。

點評：此案因文強司法高官的身份，并且為重慶黑惡勢力的最大“保護傘”而廣泛關注。該案的堅決查處，彰顯了國家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決心和毅力，也顯示了黨和政府在保護民生、體恤民意上的堅定立場。

當然，透過復雜案件的背后，帶給我們更多的，仍然如同眾多高官腐敗墮落案件一樣———是心理的沖擊和深刻的反思。在紀檢監察機關、檢察機關、單位內部約束和社會公眾監督的情況下，一個官員是如何能夠逐步走向墮落的深淵而玩弄司法于股掌之間。也許嚴懲文強的重要意義不只在于司法機關打掉了重慶黑惡勢力的最大“保護傘”，還公眾一份平安，還應該在于借助“打黑除惡”的風暴，透過文強的人生軌跡查驗我們的干部制度和監督約束機制的缺失，從根源探尋減少腐敗的長效機制。

黃光裕操縱市場案原罪源于制度夾縫

案情：2008年11月，國美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光裕因涉嫌“操縱市場”等經濟犯罪接受警方調查。2010年2月12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以黃光裕涉嫌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罪、單位行賄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5月18日，北京二中院以黃光裕犯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罪、單位行賄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4年，并處罰金6億元，沒收個人財產兩億元。8月30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對黃光裕案裁定維持原判。

點評：黃光裕曾頭頂中國首富光環，其發家史和被刑事追究的歷程，留給我們更多的是關于企業發展與公共權力以及刑事法律適用本身的思考。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機制的不健全和法律的缺失，為企業與政府公權力的互動提供了空間，企業家的“原罪”也在這片充滿誘惑的制度夾縫中產生。如何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體系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引導企業家在法治的框架下實現對利潤的追求，是透過黃光裕案件應當深刻反思的問題所在。

當然，黃光裕案也告誡我們的企業家，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應當具有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試圖依靠“權錢”交易實現企業發展猶如飲鴆止渴，注定是條不歸路。

黃光裕案不只是經濟體制和企業家省思的一面鏡子，對于法律工作者來說也是一個難得的素材。在刑事司法層面，雖然黃光裕身負三重罪，但不管是非法經營罪還是內幕交易罪亦或單位行賄罪，司法裁量絕不是簡單的一紙文書所能完全承受，在每一個罪名認定的背后，都應當具有完整的證據鏈條和充分的法理論證，每一個證據、每一條理由都應當經受住歷史的考驗和法理的質疑。否則，送進監獄的是黃光裕，失掉的卻是法律的權威。畢竟，司法裁判不單是社會效果的反映，更應當是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平頂山“9·8”礦難案開礦難刑事治理新篇

案情：2009年9月8日，河南省平頂山市新華四礦在井下仍存在重大安全隱患的情況下，組織93名工人陸續入井，第二天零時55分，該礦由于井下因冒頂造成局部通風機停止運轉，積聚大量高濃度瓦斯，而瓦斯傳感器被破壞無法正常預警，煤電鉆電纜短路產生高溫火源引發瓦斯爆炸，致76人死亡、兩人重傷、4人輕傷、9人輕微傷。2010年11月16日，平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新華區四礦原礦長李新軍等被告人進行了一審公開宣判，5名被告人被分別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等罪名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等刑罰。

點評：這是我國首次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礦難責任人。在以往，特大、重大礦難事故的礦主往往以重大事故責任罪獲刑，其法定最高刑僅為7年有期徒刑，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最高刑則是死刑，兩罪法定刑之差異比及天地，源自兩罪主觀罪過的根本不同，并以此反映的行為人人身危險性和主觀惡性的差別。可以說，本案的司法裁判既強調了刑法對民生的保護，也積極貫徹了寬嚴相濟的基本刑事政策，對于進一步推進我國刑事法治和構建和諧社會、重視以人為本，具有重要意義。

“9·8”礦難以其首次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為學界和社會所廣泛關注，在依法對礦難責任人予以司法認定的同時，必將預示著礦難之刑事治理力度的加大。

肖傳國雇兇傷人案明鏡高懸難釋懸疑

案情：華中科技大學原教授肖傳國因對被害人方是民(筆名方舟子)、方玄昌等人在互聯網和其他媒體上質疑其學術成果不滿，便接受了戴建湘找人毆打方是民和方玄昌的提議。2010年6月24日22時許，許立春、龍光興打傷方玄昌，經鑒定為輕微傷。8月29日17時許，許立春、龍光興打傷方是民，導致其腰骶部皮膚挫傷。10月10日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肖傳國因犯尋釁滋事罪，被判處5個半月的拘役。11月4日北京市一中院終審宣判，維持一審法院對肖傳國等5名被告人的判決結果。

點評：一個是“打假斗士”，一個是學術名人，兩人的碰撞本身就足以吸引世人的眼球，何況是因學術而起的雇兇傷人。名人效應使得本案一開始就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司法機關亦特事特辦，神速辦理，很快以尋釁滋事罪去回復公眾的期待。然而，雇兇傷人的行為性質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本案的復雜性，更何況還有即使當事雙方也爭論不休、無法說清的犯罪情節。在故意殺人、故意傷害、一般毆打和尋釁滋事之間發生激烈的爭執，不僅把一個在理論上看似簡單的區分問題擺到了學術研究的高度，而且在證據搜集、訴訟程序等多方面帶給我們深入的思索。

但是，刑事訴訟是一個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證明標準的過程，應當在法律的框架內結合能夠證明的案件事實依法認定行為的性質，任何法律之外的因素或考量都不能成為定罪的依據。但是從單純的打擊報復的行為動機到以侵害社會管理秩序為犯罪客體的尋釁滋事，個中轉變著實耐人尋味。

董珊珊受虐待致死引發懲治家暴之爭

案情：2009年8月14日，被害人董珊珊因渾身是傷而住院治療。8月19日，董珊珊病情惡化，被轉入ICU(重癥加強護理病房)。8月22日，董珊珊休克。其母親張秀芬當即報警，當晚，施暴人其丈夫王光宇被抓，次日被刑拘。10月19日，董珊珊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其死亡原因為多發傷、腹膜后巨大血腫、多臟器功能衰竭。2010年1月12日，北京市朝陽區公安分局偵查終結后，以王光宇涉嫌故意傷害罪移送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2010年7月2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認定王光宇犯虐待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6個月，判令其賠償死者家屬醫療費、死亡賠償金等共計81萬余元。

點評：人們在痛恨行兇者人性泯滅的同時，也在質問當家庭暴力一次次發生的時候，國家權力鑄就的盾牌在“家庭矛盾”面前緣何就這么無力;人們無法理解，因一次次家庭暴力所造成的死亡結果所承擔的刑事責任卻遠遜于直接對生命的吞噬。我們無心質疑裁判者的內心確信，只是希望判決能夠更好地樹立人們心中對法律的信仰和尊重。

在家庭倫理關系的支配下，基于家庭暴力的特殊性，立法者通過設置虐待罪來規制一般的家庭暴力行為，但是這不意味著對施暴者的袒護，更不意味著家庭成員的特殊身份能夠成為故意傷害罪名適用的特殊障礙。刑法的目的不僅在于懲罰犯罪，還要保障人權，包括被害人的人權，這就要求司法者在犯罪發生以后，要正確認定行為的性質，選擇適宜的法定刑，確保罪責刑的統一。

家庭關系是特殊的社會關系，只有嚴格依法司法才能有效地規制和防范家庭暴力行為，維護家庭關系的良性發展;否則，忽略了法律的內在要求，看似對家庭關系的尊重和關愛，則實質是對被害人權利的漠視，對犯罪行為的放縱，最終必將侵蝕家庭關系的根基，更難以為公眾所認同。

南京副教授聚眾淫亂案劃界個人自由公共利益

案情：2007年夏至2009年8月間，江蘇省南京市某大學副教授馬堯海等人通過網絡結識后，先后在南京多處酒店和馬堯海家中進行淫亂活動，其中馬堯海組織或參加18起。2010年5月20日，南京市秦淮區人民法院對馬堯海等22人“聚眾淫亂案”作出一審判決，22名被告人均犯有聚眾淫亂罪，馬堯海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

點評：高級知識分子的身份，為人所不齒的“換妻”乃至地道的聚眾淫亂行為，帶給人們強烈的感官沖擊。“換妻”行為究竟是一個純屬違反道德的個人自由行為，還是一個嚴重危及社會秩序的淫亂行為，不同的群體基于不同的價值觀會做出不同的回答。公眾分裂為多個不同的陣營，面對公共利益與私生活的沖突，得出了罪與非罪的不同判斷，甚至聚眾淫亂罪是否應該廢除也成為爭議的焦點。

面對各種爭執，必須明確的一點是，刑法作為一種法律規范，語言應當盡可能地明確、具體，不宜適用過于抽象、模糊的詞匯，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是實現刑法人權保障的基本要素，也是本案的一個焦點所在。

此外，隨著個人權利意識的不斷增強，不管是以公共利益為本位，還是以個人權利保障為重心，這個案件的爭論已不簡單地停留在如何看待犯罪性質的爭論上，留給人們的更多思考則是在個人權利觀念日益深化的今天，法律在保障公共利益的時候，如何為個人權利的限定提供一個正當化的理由。

黃松有貪污受賄案懲治腐敗沒有死角

案情：2005年至2008年間，黃松有利用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職務便利和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在有關案件的審判、執行等方面為廣東法制盛邦律師事務所律師陳卓倫等5人牟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人員錢款共計折合390萬余元。此外，黃松有還于1997年利用擔任廣東省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的職務便利，伙同他人騙取本單位公款308萬元，其個人從中分得120萬元。

2010年1月19日，河北省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黃松有犯受賄罪、貪污罪兩罪并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3月17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宣判此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點評：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法院系統因貪腐而落馬的最高級別官員，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案件引起了全社會的極大關注。

司法腐敗較之一般官員的貪腐來說在相同情況下社會危害性更為嚴重，它直接沖擊著人民群眾對法治的尊重和敬仰，侵蝕司法運行的根基。因此司法機關依法嚴懲黃松有貪污、受賄行為，彰顯了國家打擊腐敗不留死角的信念和端正黨風的堅定信心，有利于弘揚社會正氣、伸張公平正義。

當然，透過黃松有案我們也應當看到，反腐敗斗爭具有長期性和艱巨性的特點，作為一項政治和法治相結合的系統工程，需要建立從預防到懲治、從思想教育到制度監控、從黨紀政紀處理到刑事法律制裁等方面的一系列長效機制。而在適用刑法打擊腐敗犯罪的過程中，作為最后的手段，其具有特別的威懾力和特殊的嚴厲性，更加需要積極而慎重、穩妥地適用，并且應當根據我國反腐敗新形勢、新任務的需要，科學、合理地時時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