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調查：

法庭調查是人民法院在訴訟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審查和判斷各種證據、全面調查案件的訴訟階段。該階段的主要目的就是審查證據。

法庭調查一般首先由原告宣讀起訴狀，被告宣讀答辯狀，然后開始雙方當事人陳述。原告陳述主要應說明其合法權益受到具體行政行為侵害的事實和過程；被告陳述主要是提出相應具體行政行為的事實根據和法律規范依據，以證明其合法性。

當事人陳述完畢后，法庭傳證人到庭作證，或當事人宣讀證人證言。證人作證之前，法庭應告知證人的訴訟權利和義務。證人作證后，雙方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可以交替詢問證人。對于因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證人，應宣讀其書面證言，然后經雙方當事人質證。接著由法庭或雙方當事人出示書證、物證和視聽資料，宣讀鑒定結論、勘驗筆錄和現場筆錄，并由當事人進行質證。其中視聽資料也應當庭播放。

行政上訴狀上訴人(原審原告):鄧XX,女1966年10月8日生,漢族,無業,住XX省XX縣百泉鎮北門廉租房B1棟2單元402,。委托代理人:彭XX男,漢族,系原告之夫,住址同上,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北京市公安局豐臺分局,地址:北京市豐臺區東大街26號。法定代表人:衡曉帆,職務,局長。委托代理人:徐建勛,男,北京市公安局豐臺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王新洲,男,北京市公安局豐臺分局干部。案由:上訴人不服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2014)豐行初字第326號判決,提起上訴,請求重新審理。事實與理由2013年5月2日零晨2點左右,北京保安將上訴人從馬家樓接濟服務中心強行拖出來,當時由警號為041174的警察進行攝像,拖到保安車上后,將上訴人的所有隨身物品全部沒收,車行至馬家堡路時對原告進行毒打。隨后由六名保安將上訴人（宋X、文X）押回X省獨山縣百泉鎮派出所，由于傷情嚴重，上訴人到縣醫院治療傷情（2013年12月23日，經北京盛唐司法鑒定所鑒定為輕微傷），2013年5月3日12點多鐘開始報警，報警幾十次被上訴人都未受理。理由是:上訴人不能提供被打的詳細地址。上訴人不服，于2013年5月30日向豐臺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自從貴院立案后，被上訴人于2013年10月27日受理此案。10月29日,通過貴院協調(并做了談話筆錄)，在被上訴人承諾對案件進行受理并進行調查,依法處理的情況下,上訴人自愿撤訴。(該筆錄注明:撤訴之后,先由公安機關對此案進行調查處理,如果公安機關還不處理,或者上訴人對調查處理不滿意還可以來法院訴訟。)2014年9月25日,被上訴人作出不予調查處理告知書,理由是:上訴人報稱在北京被毆打一案,不屬于公安機關管轄范圍,公安機關依法不予調查處理。并聲稱：上訴人于2013年10月27日向被上訴人報警，當日即受理為治安案件，并開展調查取證工作。而且載明：經對鄧躍華傷情鑒定，其傷情為輕微傷。根據相關法律規定，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執行職務時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侵犯公民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尚不構成犯罪的，公安機關不應作出治安處罰，應由原行政機關承擔國家賠償責任并追究責任人員的行政責任。綜合案件調查情況，被上訴人于2014年9月25日決定對該案不予調查處理。履行了接警、受案、調查、告知等法定職責，并將處理結果向上訴人書面告知，不存在不作為情形。上訴人不服，再次于2014年10月8日向豐臺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一審法院根據《行政訴訟法》第54條第三項的規定，依法判決被上訴人在一定期限內履行法定職責，依法追究雇兇主謀和保安打人的法律責任，并承擔上訴人因此事所造成的一切經濟損失。該院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判決，駁回上訴人的訴訟請求。鑒于上述情況，上訴人認為：一、被上訴人作出上訴人被北京保安毒打一案不屬于被上訴人的管轄范圍，不予依法調查處理的告知，明顯違法第一、發生在北京馬家堡路的毆打案件，應屬被上訴人管轄。根據《公安機關辦理政案件程序規定》第9條第一款的規定：行政案件由違法行為發生地的公安機關管轄。本案中，上訴人是在馬家堡路被北京保安毒打的，而馬家堡路屬于被上訴人的管轄范圍。因此，本案必須由被上訴人管轄。第二、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于2013年5月3日至5月30日報警幾十次后，都未受理上訴人被毆打一案。而是在上訴人向法院提起訴訟立案后，于2013年10月27日對此案進行受理，并制作了受案登記表。受案意見是：屬本單位管轄的治安案件，建議及時調查處理。而且經審批領導簽字同意，也給了受案回執。但是，被上訴人在受理此案11個月后，又對上訴人告知該案不屬于被上訴人管轄范圍。因此，嚴重違反《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47條第一項和第141條公安機關辦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過30日的規定。第三、被上訴人受理此案后，沒有依法查明事實。1、上訴人在詢問筆錄中提到的在場目擊證人宋X，被上訴人并沒有對其進行調查取證。2、被上訴人沒有調取上訴人在馬家樓接濟服務中心被保安強行拖出來由警號為041174拍攝的視聽資料。3、沒有調取馬家樓接濟服務中心的出門條。因為從這出門條上可以看出是誰簽的字，代表哪個單位，也就可以認定上訴人是被誰接出來的和并遭其毒打的主謀。4、被上訴人沒有查明隨意毆打他人的犯罪嫌疑人保安的情況。該情況包括打人保安是哪個保安公司的，是誰與保安公司簽的合同等情況。5、對雇兇主謀沒有查明。從被上訴人提供的案卷材料中可以看出：只能證明被上訴人對此案已受理，在長達11個月的調查取證的過程中，只對上訴人的傷情做了鑒定，并做了一份詢問筆錄。沒有追查犯罪嫌疑人。因此，被上訴人在調查取證過程中，嚴重違反《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38條的規定。第四、根據本案的事實，該案屬于故意傷害案。1、X省黔南州駐京辦主任助理吳玉光指使北京保安對上訴人進行毒打，屬于雇兇傷害他人。2、打人的保安所在的保安公司并不具備押送上訪人員的資質和條件，屬于黒社會性質組織。3、上訴人與北京保安沒有任何怨仇，保安對上訴人進行毒打，屬于隨意毆打他人。本案中，三名保安對上訴人進行毒打，屬于結伙毆打他人，“結伙毆打他人”中的“結伙”已表明其超出民間糾紛的范疇，不宜做調解處理。因此，被上訴人對此案以治安案件立案是完全錯誤的，應當根據《公安機關辦理故意傷害案件程序規定》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的規定，予以立案追訴。第五、《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51條明確規定：對發現或者受理的案件暫時無法確定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的，可以按照行政案件的程序辦理。在辦理過程中，認為涉嫌構成犯罪的，應當按照《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辦理。而本案中，被上訴人并沒有按照此規定辦理，因此，辦案程序明顯違法。第六、根據《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81條的規定，對經審查作為證據使用的鑒定意見，應當在收到鑒定意見之日起5日內將鑒定意見復印件送達違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本案中，被上訴人在收到鑒定意見的十個月后都未將鑒定意見復印件送達給上訴人。因此，這是明顯違反規定的違法行為。第七、根據有關法律規定，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時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侵犯公民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一是承擔民事責任，即承擔部分或者全部的賠償費用；二是承擔行政責任，即由有關行政機關依法給予行政處分。同時，依照刑法規定，構成犯罪的，還應當承擔刑事責任。而且《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147條第一款第（六）項明確規定：違法行為涉嫌構成犯罪的，轉為刑事案件辦理或者移送有權處理的主管機關、部門辦理,無需撤銷行政案件。公安機關已作出行政處理決定的，應當附卷：而本案中，明顯屬于雇兇傷害他人，是涉嫌刑事犯罪，應當由被上訴人依法按刑事案件調查處理，并追究其刑事責任。而并不是被上訴人所稱的：應由原行政機關追究其責任人員的法律責任。在庭審過程中，被上訴人提到：馬家樓接濟服務中心，不是政府的工作人員是不可能進入馬家樓接濟服務中心接上訪人員的。因此，這說明了被上訴人與北京保安之間有不可告人的勾當，這也就是被上訴人為什么對涉嫌本案的犯罪嫌疑人保安不進行調查的原因。對于北京保安進入馬家樓接濟服務中心的這一事實，將警號為：041174攝像的證據調出來，就能證明這一事實。從被上訴人的答辨書中可以認定：被上訴人是在結合案件的調查情況，才做出不予調查處理決定的。但是，根據被上訴人提供的案卷材料，其中只有對上訴人做的詢問筆錄和傷情鑒定。沒有犯罪嫌疑人保安和雇兇主謀吳玉光的詢問筆錄，更沒有在場目擊證人宋桂仙的詢問筆錄。該案到底屬于行政案件還是刑事案件，被上訴人沒有進行定性。而且自始至終被上訴人也沒有提供上訴人在北京被保安毆打一案不屬于公安機關管轄范圍的法律依據。況且我國現行法律沒有任何一條有這樣的規定。以上幾點事實足以證明，雖然被上訴人對此案作為治安案件受理，但并沒有對此案中的事實和主要證據查明，這就是行政不作為。二、一審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嚴重違反法定程序，并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上明顯錯誤第一、在訴訟過程中，上訴人提交了調取證據的3份申請，要求調取馬家樓接濟服務中心警察041174拍攝的十幾個保安強行拖上訴人的證據。因為這份證據能夠證明：北京保安可以隨便出入馬家樓接濟服務中心，而且氣焰囂張，卻無人管。也證明了被上訴人與北京保安有著不為人知的交易。要求調取馬家樓接濟服務中心的出門條。因為這份證據能夠證明：是誰在出門條上簽的字，代表哪個單位。也就可以認定上訴人是被誰接出來的和并遭其毒打的主謀。要求調取獨山縣百泉鎮派出所對上訴人作的詢問筆錄。因為這份證據能夠證明：是北京保安將上訴人送回貴州獨山的,而并不是吳玉光和董筱娟送的,更證明了公權外包、公權私用、綁架和押送違法的事實。因此，上訴人申請調取的這3份證據，這是本案最關鍵的主要證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5條第一款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對當事人調取的申請，經審查符合調取條件的，應當及時決定調取；不符合調取證據條件的，應當向當事人或者其訴訟代理人送達通知書，說明不準許調取的理由。但是，一審法院卻把本案的重要證據認定為不具有直接關聯性，故對上訴人的申請不予準許。而且也沒有向上訴人送達通知書，是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第二、一審法院確認：上訴人提交的證據4為證人證言，但該證人未能出庭作證核實證言，故對該證據不予采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3條的規定,上訴人于2014年10月28日向一審法院提交了證據,其中宋桂仙的證人證言這份證據完全符合第13條的要求,是合法的。而且一審法院在開庭前（11月6日開庭）也沒有傳喚證人宋桂仙出庭作證。要想認定該證人證言這份證據無效,必須有法律所認可的事實和依據,而并不是由法院張口說了算。因此,法院對這份證據不予采納是完全錯誤的,違法的。第三.法院認定:被上訴人告知上訴人其2013年10月27日所報稱被毆打一案,不屬于公安機關管轄范圍,公安機關依法不予調查處理,可向其他有關主管機關報案.投訴或投案。做出如此荒唐的認定,簡直是對法律的無知和踐踏。第四.法院認定:被上訴人已履行了相應的法定職責,處理行為并無不當。而本案中,被上訴人連犯罪嫌疑人保安和雇兇主謀的最基本情況都沒有查明,對上訴人提供的證人宋桂仙也沒有核實情況,該調取的馬家樓接濟服務中心041174警察拍攝的保安強行拖上訴人的視聽資料和馬家樓接濟服務中心的出門條及上訴人的詢問筆錄(百泉鎮派出所做的)都沒有調取。試問被上訴人履行了哪些法定職責。做出如此認定,證明了法院與被上訴人官官相護的事實。更卑鄙可恥的是:法院居然認定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履行法定職責,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因此,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6條第（一）項，駁回上訴人的訴訟請求，是完全錯誤的,違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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