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公司系由股東胡某、黃某二人于2001年6月出資設立，經營范圍為投資顧問、房地產信息咨詢、企業形象策劃等。該公司于2003年10月26日因未在規定的期限內申報年檢被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銷營業執照。在履行本案合同過程中，胡某向相普公司出具了總金額為150萬余元的發票，其與黃某分別經手收取了相普公司支付的傭金款和溢價分成款。

對于非凡公司在其營業執照被吊銷以后與相普公司簽訂銷售代理合同并從事相關經營活動的行為，是否要予以民事制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胡某、黃某以非凡公司名義與相普公司簽訂合同時，非凡公司已不具有經營主體資格，其仍以非凡公司名義與相普公司簽訂具有贏利性質的合同，并且從相普公司處得到了傭金及溢價分成款1542545元，這種行為擾亂了市場秩序、逃避了國家稅收，是為法律所禁止的，胡某、黃某的過錯顯而易見，其不能從這種無效的合同中獲取利潤。因此，對于胡某、黃某已經獲得的溢價分成款1004219元實為非法利益所得，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三款的規定，應予以收繳。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非凡公司雖被吊銷營業執照，但是只喪失了從事經營活動的主體資格，并不意味著企業法人立即消滅，其仍然具有作為民事主體和民事訴訟主體的資格。因此，在民事法律關系中，非凡公司可作為受益主體，有權領取其因履行合同而獲得的收益即溢價分成款。同樣，就非凡公司的無照經營行為而言，其也可作為受制裁主體，依法承受處罰，鑒于國務院頒布實施的《無照經營查處取締辦法》規定了查處此類違法行為的主管機關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為了避免執法主體交叉或重復處罰，人民法院對此可不進行民事制裁。

上述兩種觀點爭議的焦點在于：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發現當事人有違法事實，尤其是行政違法行為，有無進行民事制裁的權力。民事制裁是國家對民事活動實行干預的形式，依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三款之規定，民事制裁有訓誡、具結悔過、收取進行非法活動的財產和非法所得、罰款、拘留5種形式。民事制裁須具備4個條件：1.當事人有違法行為；2.該違法行為在訴訟中被審判人員發現；3.被發現的違法行為與本案有關，即在案件發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違法行為或者是作為訴訟標的的民事違法行為，以及與之相競合或相牽連的民事違法行為和一般行政違法行為；4.違法行為達到一定程度的社會危害性，需要給予制裁，但又未達到刑事犯罪的程度。民事制裁適用的條件只是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中發現的違法行為，并沒有把民事制裁限制在必須是違反民事法律規范的行為這一前提條件上，實踐中只要該行為沒有達到追究刑事責任程度，即可適用民事制裁的做法完全符合立法的本意。另外，在適用民事制裁的罰款、拘留時，法院所依照的也大多是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土地管理法等行政法律法規，因此應該認為，當事人的民事、行政違法行為均可成為民事制裁對象。

但從另一方面來講，由法院對行政違法行為進行制裁，雖然有利于提高執法效率，但也有相應的負面影響，具體表現在：1.與法院的中立角色相沖突，民事制裁的適用要求法院主動對違法當事人進行處罰，這必然使得法院不得不突破不告不理原則的限制，一旦法官行使了該項權能，很可能對被制裁人產生先入為主的偏見，從而對違法當事人正當合法的民事權益的維護有所不利；法院民事制裁行為的實施會抑制民事訴訟功能的發揮，加深當事人的厭訟和畏訟情緒，使原來可以解決的矛盾激化。2.行政行為的表現形態多種多樣，有些行政違法行為在定性和確定處罰的程度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難，把它交由司法機關處理顯然是不適當的。3.行政制裁涉及到對當事人的權益處分，一般都設有嚴格的程序制度用來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而由法院處理，就不存在所謂的這類程序制度，所以主張將一切行政違法行為納入到民事制裁的適用范圍，對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的維護顯然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