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公訴權的拓展要有"度"。即要形成適度的公訴權，主要是相當于偵查權和審判權而言，拓展后的公訴權應保持與偵查權和審判權之間的相當性和均等性，公訴權不應不拓展，但也不能無限拓展，無限拓展的結果必然導致"三權"之間的再次失衡，同樣起不到"三權制衡"的目的。如何掌握這個"度"?就要從設置這"三權"的目標來分析了，設置"三權"是為了實現公正，讓"三權"能夠在行使過程中有效、合理運行是實現目標的途徑。具體而言，偵查能夠很好地為公訴服務，偵訴之間能夠相互協調、配合，在證據的收集上完全服務、服從于公訴的要求，最終使控訴職能能夠有效行使;同時，偵查又不失其其他偵查活動的相對獨立性，使偵訴之間能保持一定的距離，能夠相互制約，但公訴對其所有的偵查活動又享有有效的監督權，變現行的事后監督和監督遲滯為動態的全方位監督，這就是偵訴關系中公訴權拓展應掌握的"度";審判保持中立，與公訴相互分立，嚴格根據事實、法律和證據對公訴主張和理由進行評判，公訴對審判能夠有效監督，監督措施能夠落實，并對監督形成獨立的評判機構，但這種監督應僅僅限于實體上審判后的監督(當然，這種實體上的監督也是一種程序性的，只不過是一種引起另一種對實體上重新思量的程序)和程序上全方位的監督，這就是訴審關系中公訴權拓展應掌握的"度"。

其次，公訴權拓展應是程序性拓展。從權力的來源和目標來看，權力具有實體性和程序性雙重特性，但公訴權作為監督權的一種，不應具有任何的實體性內容，而只應是一種程序性的權力，也就是說，公訴權不具有最終作出有效實體內容的權力，只享有作出程序性的決定和引起其他程序的權力。一是審判權是最終的實體決定權，而任何的前位權力均不具有這種特性，只有人民法院才享有最終定罪量刑的權力，其他任何部門均不享有，所以公訴權不具有事實和法律認定上的終局性;二是公訴權本身就是一種引起追訴程序的權力，它引發審判來確定事實和后果，而不是決定事實和后果，這種引發只能是程序性的;三是公訴

權對審判權的監督也不具有實體性，即不具有決定監督內容正確與否的最終決定權，它只是引起一定程序的權力，僅此而已。所以，在公訴權的拓展過程中，不能以賦予其部分最終實體性決定權作為"均衡"的代價。

另外，公訴權的拓展應注重權力行使的實際效果。公訴權雖然總體上是一種監督權，但其基本職能包括了追訴和監督兩項，而且這種職能的實現必須以融入到現實的刑事訴訟活動中，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合法授權和相應完備的保障機制作為基點，這就必須以權力行使的預期實際效果作為設置的立足點。從偵查與公訴的關系來講，公訴機關是控訴的關鍵，偵查活動在證據的收集等方面服從于公訴，而在如何開展具體的偵查活動方面則享有自由決定權，但也必須受到公訴的監督，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偵查的公正和控訴的最終得以成功，也即使偵查活動和公訴活動均體現成效。從公訴和審判的關系來講，審判以判決或裁定的方式體現對公訴事實和理由等的制約，而公訴則必須享有較大的監督權限，能夠通過監督達到與審判"對抗"的地步，也就是說，能夠通過公訴的介入，防止審判中可能出現的對犯罪的放縱和對依法應當保障的公民權利的非法侵犯和剝奪。

綜合以上幾點，筆者認為，當前實踐中試行的公訴引導偵查的模式可作為構建我國偵訴關系模式的理想選擇，而要重構我國訴審關系則應以設立上訴法院、增加審判的透明度(包括法律本身的透明和審判程序的透明)、縮小自由裁量權等作為先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