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運輸合同關系的認定

(一)運輸合同關系與勞務關系、雇傭關系區分

在涉及人身損害賠償的案件中，由于勞務關系涉及的賠償規則與運輸合同的歸責有所不同，導致當事人將運輸合同關系經常與雇傭關系或勞務關系進行混淆。在運輸合同關系中，承運人提供的是運輸服務，因其提供服務導致受到損害的，由其自己承擔(由托運人的托運行為導致的承運人損害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關于雇主與雇員在致人損害方面的責任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致人損害的，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雇員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人損害的，應當與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可以向雇員追償。”侵權責任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個人之間形成勞務關系，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接受勞務一方承擔侵權責任。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自己受到損害的，根據雙方各自的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司法實踐中，法院對運輸合同關系與雇傭關系或勞務關系的區分主要從以下角度：

1、主體差異

雇傭關系與勞務關系并無本質差別。侵權責任法并未將雇傭關系中的侵權損害情形進行單獨規定。雇傭關系和勞務關系均系自然人之間形成的，一方為另一方提供勞動，另一方提供對應報酬的法律關系。案件當事人中一方為非自然人的，一般不能按照勞務關系或者雇傭關系處理。

2、運輸工具的提供及管理方不同

運輸合同關系中運輸工具一般由承運人提供，并且由承運人管理。具有運輸內容的雇傭關系或者勞務關系中，勞動者一般只提供勞動，并不提供運輸工具更不需要參與運輸工具的管理。

3、費用結算方式不同

運輸合同關系中，當事人對運輸費用的結算按照承運人實際承運標的物的多少或承運次數進行結算。雇傭關系或勞務關系中，雇主或接受勞務者以勞動者提供的勞動量進行結算，甚至因雇主或接受勞務者原因使得勞動者不需要提供勞動的，雇主或接受勞務者仍然需要承擔勞動報酬的支付義務。

4、對運輸過程是否管理

雇傭關系或勞務關系均比運輸合同關系具有更強的人身依附性。運輸合同關系中，在運輸過程中，托運人對承運人的運輸過程并不干預。雇傭關系或勞務關系中，提供勞動的勞動者應在運輸過程中服從雇主或接受勞務者的管理。

實務中有人認為勞務關系與雇傭關系在區別上前者不存在管理關系，后者存在管理關系。但筆者認為勞務關系和雇傭關系均存在需要提供勞動者服從指揮的相同情況。該情況足以將運輸合同關系從上述三種法律關系中區別開來。

(二)是否可直接依據運輸合同認定運輸合同關系成立

原告通過舉證運輸合同以證明與被告之間存在運輸合同關系，但運輸合同記載的被告義務為幫助原告尋找承運人，被告僅起到中介作用，實際運費由原告負責向實際承運人給付。此種情形下，被告并非運輸合同的主體，不承擔承運人違約時的法律責任。當然，如果運輸合同中約定被告不僅負責為原告尋找承運人，同時也是運費的收取人的，則其實際承擔了承運人的角色，司法實踐中，此種情況的被告仍然認定為承運人。

二、如何認定承運人人員違法導致的托運人損失

由于承運人管理不善，發生了承運人工作人員中途對所承運的部分貨物以劣質貨物“調包”的情況，從而導致了托運人損失。承運人未能依據合同約定履行運輸義務，應根據托運人的請求承擔違約責任，賠償托運人的全部損失。

托運人的上述損失包括貨物差價損失以及托運人額外增加的費用。額外增加的費用包括托運人因此對第三方實際承擔的違約損失、因此而額外支付的倉儲費用損失、再運費用損失等。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案件在處理過程中即便涉及刑事責任，關于刑事案件事實認定中確定的直接經濟損失僅系貨物損失中的直接經濟價值并不等同于托運人的全部損失。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事人一方違約后，對方應當采取適當措施防止損失的擴大;沒有采取適當措施致使損失擴大的，不得就擴大的損失要求賠償。當事人因防止損失擴大而支出的合理費用，由違約方承擔。”依據上述規定，承運人主張減少損失賠償責任的理由往往基于兩點：1、收貨人是否履行了檢驗義務;2、當事人是否采用其他措施防止損失擴大。司法實踐中，法院對于檢驗義務的審查，主要結合法律的強制規定、當事人的約定及交易習慣確定。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檢驗義務除特別規定或約定外，僅指形式上的檢驗義務。

三、運輸許可對運輸合同效力的影響

運輸許可證屬于行政機關基于行政管理行為對運輸主體頒發的行政許可文件。未經許可的違法運輸行為，運輸主體將面臨行政處罰的法律風險。具有禁止性的許可將直接影響合同的效力。例如，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經營主體應當依法取得《道路運輸經營許可證》，非經營性道路危險貨物運輸主體應當依法取得《道路危險貨物運輸許可證》。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運輸經營主體取得的是《道路危險貨物運輸許可證》而非《道路運輸經營許可證》，該情況只是違法了道路運輸的管理性規定，對于危險品安全運輸而言，運輸主體實際已經取得了相安全運輸的資格。據此，上述行為并不會影響運輸合同的法律效力。【參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執監442號執行裁定書】

四、快遞公司錯投的賠償范圍是否受格式條款限制

快遞公司違反運輸合同約定或快遞操作規則將郵件錯投并最終導致該快遞丟失。快遞公司應當對托運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由于托運人是否對郵寄物品進行投保或支付其他保價款項并不能成為影響快遞公司正確投遞的合法理由。

因此快遞公司賠償責任的范圍不應僅限于快遞公司在限制性格式條款中規定的賠償范圍。尤其當事人在運輸合同中約定快遞公司自行查驗權的，應視為快遞公司對所承運物品價值已經知悉，快遞公司的賠償范圍應當包括因其違約給托運人造成的損失。【參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81號民事裁定書】

五、運輸合同概數的法律效力

當事人在簽訂合作周期較長的運輸合同時，有時會在合同中約定預計的運輸量、運輸距離等。例如，在運輸合同中約定，年運輸量大于等于500噸，年運輸距離大于等于10萬公里。該類數據只是當事人對履行情況的一種預計。如果運輸合同中并未明確上述數據的約束力及數據之間的邏輯關系(例如，運輸量超過約定數量，運輸距離不得大于某某距離等類似內容)。

在合同履行周期內未達到上述數據或超出上述數據的，均不能視為當事人存在違法合同約定或一方當事人變更合同的理由。換句話說，當事人擬適用上述數據及數據之間的邏輯關系作為合同履行的依據的，應當在合同中明確上述數據及邏輯關系的約束力。【參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410號民事裁定書】

六、管轄

當事人簽訂運輸合同后又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基于部分事項又簽訂了補充合同或子合同。如果運輸合同已經約定了爭議管轄法院，補充合同或子合同約定了關于爭議解決的仲裁條款，只要補充合同或子合同中所約定的仲裁條款并未明確涉及運輸合同的所涉內容，則該仲裁條款僅對補充合同或子合同約定的事項有效，運輸合同中除補充合同或子合同約定事項外的爭議解決均應當由約定法院管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