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立法上對量刑建議制度予以明確

量刑建議權、量刑建議制度有著充分的合理性、正當性，諸如性質上是公訴權的應有之義，訴訟原理是與法院量刑權相制衡、各國立法實踐極為普遍等等。但這些依據基礎基本上是理論上的，我國實際立法中并沒有明確的法條對量刑建議制度予以支持。這是部分人產生上述認識誤區的重要原因，也是量刑建議制度全面推行的極大障礙。只有從立法上進行明確，量刑建議制度才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據，真正“名正言順”。同時，經過多年的探索，現今的實際情況也已經具備了在立法上明確賦予檢察機關量刑建議權的條件。

建議對現行《刑事訴訟法》作如下修改：

1.修改第一百三十七條，建議改為“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案件時，必須查明(一)犯罪事實、情節是否清楚，證據是否確實充分，犯罪性質和罪名的認定是否正確，與刑法適用有關的情節是否清楚”。

2.修改第一百六十條，建議改為“經審判長許可，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對證據和案件情況以及量刑發表意見并且可以互相辯論

通過這樣的修改，一方面明確了量刑應當是法庭辯論的一項法定內容，另一方面增加了人民檢察院查明量刑情節的義務，為量刑建議制度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同時，這樣的修改只是確立了量刑建議制度，未規定該制度的細枝末節，并不影響該制度在現實中的繼續探索和發展。

(二)確定統一標準

經過多年的試點實踐，量刑建議制度得到了很大的豐富發展。現階段，試點實踐工作應該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向正式確立和全面推行方向努力。因而，上級檢察機關若對目前多樣不一的情況進行梳理總結，形成文件，下發統一的標準，對制度的全面推行大有裨益。

1.適用的范圍。首先依次分析各類案件：簡易程序案件案情簡單、量刑相對容易，便于量刑建議制度的初步試行;普通程序簡化審的案件罪名確定，量刑是關鍵，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意義重大;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大多刑期跨度大，自由裁量空間大，對此提出量刑建議很有必要性。其次從量刑建議權的性質來看，量刑建議權為公訴權的應有之義，所以不論何種案件當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時就可以行使量刑建議權。因而筆者認為可以確立所有案件都可以提出量刑建議的標準。

2.建議的幅度。概括性量刑建議內容過于寬泛，實質意義不大;絕對確定性量刑建議很難把握，不利于法院裁判參考也使公訴人過于被動。相對確定刑量刑建議既起到了監督法院量刑的作用，也為法官依據情節合理裁判留下了必要空間，在操作上也更易把握，相比之下最為科學，可以將這種方式確定下來，明確統一的標準，使目前比較混亂的做法得到規范。

(三)建立配套制度

1.建立反饋機制

要讓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真正落到實處，發揮其積極意義，就必須建立相應的反饋機制，要求法院對量刑建議有反饋的義務。具體說來：法院應當在判決書中對量刑建議的采納情況予以說明，讓檢察機關、被害人、被告人了解量刑建議被采納與否;法院作出的判決若超出合理差異范圍、與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迥異的，應當作出理由說明。建立科學的反饋機制，檢察機關與人民法院在制度上相配合相銜接，這樣的量刑建議制度才能稱之為科學完整的制度。

2.設立救濟措施

當量刑建議遭到否認時要如何救濟?事實上，要求法院作出不采納理由說明的反饋就是救濟手段的一種，除此之外，將量刑建議制度與抗訴制度相銜接也是很好的一種救濟方式。現行訴訟體制中，一審后，被告人不服就可以提出上訴，而檢察機關提出上訴、抗訴的條件要嚴格得多。量刑建議是一種判決前的監督，若法院未采納，作出的理由說明也未能說服檢察機關，檢察機關仍認為量刑畸輕畸重的則可以啟動抗訴這一判決后監督手段。作這樣的制度設計使得量刑建議更有力度更有意義，也同時在抗訴之前設立了一道事前監督程序，使得抗訴制度也更為科學。

另一方面，量刑建議制度確立了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權，賦予了權力的同時也必須對其進行制約。有學者提出“抑制法官自由裁量權及腐敗的量刑建議制度又如何抑制檢察官提出量刑建議是的武斷及腐敗的產生?”類似這樣的疑問是有必要的。當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明顯失當時，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將此作為上訴或申請抗訴的理由，設立這樣的救濟手段，可以對檢察機關行使量刑建議權進行有效的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