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書

　　（2003）佛中法民一終字第599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陳國賢，男，1944年10月3日出生，漢族，住佛山市順德區大良升平區東明路25號。

　　委托代理人李健民，廣東南粵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劉輝，男，1963年5月29日出生，漢族，住佛山市順德區大良環市北路安阜三街四巷3號。

　　委托代理人郭全仔，廣東大良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梁德萍，女，1962年2月23日出生，漢族，住順德市大良區建港路9號。

　　委托代理人蘇用和、李虹，廣東達聲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陳國賢因儲蓄存款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2002）順法民初字第01854號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03年 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3年4月16日詢問了上訴人陳國賢的委托代理人李健民和被上訴人劉輝的委托代理人郭全仔、被上訴人梁德萍的委托代理人李虹。本案現己審理終結。

　　原審裁定認定：原告在1996年9月5日至1997年3月5日存入中國建設銀行順德市支行大良辦事處550000元，但中國建設銀行順德市支行大良辦事處只出具了500000元的單據，余款50000元并未入帳，1998年9月5日兩被告向原告出具補充說明證實原告存入中國建設銀行順德市支行大良辦事處存款550000元，原告并在說明書簽名，但中國建設銀行順德市支行大良辦事處僅返還了500000元，其余款項并未清還給原告。2000年7月8日被告劉輝向原告出具補充說明，明確原告的存款在2000年7月—10月內還清。又查被告劉輝原是中國建設銀行順德市支行大良辦事處的主任，而被告梁德萍原是中國建設銀行順德市支行大良辦事處主辦會計，后任副主任。

　　原審裁定認為：原告向兩被告主張還款從其起訴的內容，原告與兩被告之間并不存在借貸關系，從其提供的證據又無法反映兩被告向其借款的事實，從“補充說明”所反映的內容都是原中國建設銀行順德市支行大良辦事處吸納了原告550000元的存款的事實，從而在原告與中國建設銀行順德市支行大良辦事處之間構成了儲蓄合同關系，且庭審中原告也明確了兩被告的身份，故兩被告在其任中國建設銀行順德市支行大良辦事處工作期間的行為，符合其本身職務，其出具的說明是履行職務行為，原告請求兩被告返還借款，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兩被告以原告起訴主體不適格為由的主張，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條第一款第二項、第一百四十條第一款第三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39條的規定，裁定：駁回原告陳國賢的起訴。本案受理費50元，由原告陳國賢承擔。

　　宣判后，陳國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認為：一、上訴人請求一審法院判令被上訴人返還其存款及利息，自始至終都沒有認為本案為借貸糾紛，一審法院裁定認為上訴人所請求的是借款及利息明顯是定性不準。首先，上訴人在起訴狀中的理由及事實部分很明確地指出被上訴人“于1996年9月5日至1997年3月5日期間以中國建設銀行順德市支行大良辦事處的名義向上訴人吸收存款伍拾伍萬元人民幣”，但在銀行的帳面上只寫了存款50萬元，其余的5萬元則由被上訴人個人出具補充證明來說明其去向。2002年6月10日上訴人僅從中國建設銀行順德市支行取回了本金50萬元及其利息，其余5萬元銀行不承認。被上訴人尚欠上訴人5萬元人民幣及利息未還。因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多次追償未果，在被上訴人已嚴重侵害了上訴人的合法權益的情況下，上訴人只能訴至順德法院請求法院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其次，一審法院裁定在對本案中上訴人所提供的證據材料進行庭審和辨證、質證后，認定上訴人所提供的證明材料均為真實，對其證明的內容也認定為 “兩被告（即被上訴人）在中國建設銀行順德市支行大良辦事處工作期間，吸納了原告（即上訴人）的個人存款55萬元”，但“其中5萬元并無出具單據給原告”。另外，“中國建設銀行順德市支行大良辦事處已返還了50萬元及其利息給原告（即上訴人）”。上訴人在整個的一審過程中，承認的都是被上訴人吸收55 萬元存款卻只償還了50萬元的本金及利息，仍剩5萬元本金及利息拒不按時償還。既然一審法院也認定了這一事實，就應當支持上訴人要求其存款本金5萬元及利息。但一審法院卻自己將本案先定性為民間借貸糾紛，其后再改認定為儲蓄存款合同糾紛。一審法院在自己對案件定性產生錯誤后，將案件的定性錯誤與上訴人掛鉤，認定上訴人的訴訟請求案由為借款糾紛，并以此作為其一審裁定的依據更是錯誤。二、被上訴人出具補充說明應是個人行為而非職務行為，一審法院裁定認定事實不清。被上訴人劉輝在2002年7月18日提出了“民事答辯狀”，承認上訴人在1996年9月5日至1997年3月5日期間曾向大良辦事處存款， 2002年8月7日第一次開庭確認了上訴人提供的兩份“補充說明”是真實的，但卻認為其的行為是“職務行為”。但事實上就兩被上訴人寫下的“補充說明”來看，根本就沒有加蓋“中國建設銀行順德市支行大良辦事處”的公章。依照法律的規定和銀行自己的規章制度，這兩份補充說明都只能是被上訴人的個人行為，根本就不足以證明其行為是職務行為。在這種情況下，一審法院裁定被上訴人出具該兩份補充說明的行為是“職務行為”顯然缺乏依據。三、一審法院裁定在程序和法律的適用上也存在錯誤。一審法院既然認定兩名被上訴人的職務，同時也認定本案事實是在中國建設銀行順德市支行大良辦事處發生，就應當依職權追加中國建設銀行即德市支行大良辦事處為第三人或被告，而不應當單純地駁回上訴人的起訴，以至造成法律程序的重復適用，法律資源的浪費，違背民事訴訟的立法精神。請求撤銷一審法院裁定，重新審理此案。

　　被上訴人劉輝答辯認為：一、一審法院定性準確。本案訴訟是因為上訴人向中國建設銀行順德市支行大良辦事處存款不能兌現引起的訴訟，應為上訴人與建行大良辦事處之間儲蓄存款合同糾紛，且上訴人在一審訴狀及二審上訴狀中均認為其款項屬存款，答辯人與上訴人并不存在民間借貸關系，所以一審法院將本案定性為儲蓄存款合同糾紛是正確的。二、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在1996年9月5日至1997年3月5日期間，上訴人通過建行大良辦事處柜臺職員向建行大良辦事處存款，當時，答辯人任建行大良辦事處主任，被上訴人梁德萍任會計（后任副主任），答辯人及梁德萍所出具的兩份“補充說明”只是證明建行大良辦事處曾吸收上訴人存款的事實，答辯人的行為是履行建行大良辦事處主任的職務行為，而不是個人借款行為。根據《民法通則》第四十三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58條的規定，一審法院認定答辯人出具“補充說明”的行為是職務行為的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所以，上訴人認為“補充說明”未加蓋公章屬于個人行為是錯誤的。三、一審法院適用法律正確。上訴人與建行大良辦事處之間是儲蓄存款合同糾紛關系，上訴人應依法向建行大良辦事處主張權利，答辯人不是本案適格被告，上訴人不應向答辯人主張支付存款，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百三十九條的規定，上訴人的起訴不符合起訴條件，依法應當駁回上訴人的起訴。上訴人認為“不追加建行大良辦事處參與訴訟造成法律資源浪費，違背民事訴訟立法精神”是錯誤的，恰恰相反，上訴人濫用訴權，違反法律規定，導致法律資源的浪費和答辯人不必要的損失，上訴人將答辯人列為本案被告屬被告主體不適格，一審法院裁定駁回上訴人的起訴是正確的。綜上所述：一審法院定性準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懇請二審法院依法裁定維持一審裁定，駁回上訴人的上訴請求。

　　上訴人、被上訴人在二審期間沒有提交新證據。

　　經審查，上訴人對原審確認的事實無異議，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被上訴人書寫的兩份《補充說明》均以“我建行大良辦事處”的名義行文，而且落款也注明了被上訴人是“經辦人”，或者直接落款“建行大良辦事處劉輝”，上訴人收到上述兩份《補充說明》后沒有提出異議，說明上訴人當時對被上訴人代表建行辦事處收取其存款是認可的。因此足以認定，兩份《補充說明》是被上訴人代表建行大良辦事處出具的，被上訴人的行為屬于職務行為。上訴人所主張的債權債務關系，是上訴人與建行大良辦事處之間的儲蓄存款關系，原審將案由定為儲蓄存款合同糾紛正確。上訴人所起訴的本案兩被上訴人與本案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其訴訟主體不適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的規定，上訴人的起訴應予駁回。

　　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的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二審訴訟費50元，由上訴人陳國賢負擔。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審 判 長 黃 學 軍

　　代理審判員 羅 睿

　　代理審判員 奉 慕 明

　　二○○三年六月四日

　　書 記 員 王 志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