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利用簽訂合同詐騙錢財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勢，不僅侵犯了他人財產權，擾亂了市場秩序，而且與經濟糾紛極難區分與識別，因而成為目前司法實踐中的一個熱點問題。

一、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合同”之含義

現行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在規定合同詐騙罪的罪狀時，所用“合同”一詞的內涵及外延是什么呢?從合同詐騙罪的立法淵源看，本罪的“合同”似應指“經濟合同”，因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關于合同詐騙罪的規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1985年7月8日《關于當前辦理經濟犯罪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和1996年12月16日《關于審理詐騙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內容，而《解釋》第二條規定：“根據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條和第一百五十二條的規定，利用經濟合同詐騙他人財物數額較大的，構成詐騙罪”，其中使用了“利用經濟合同”一語。那么修改后的刑法為什么僅用“合同”一詞呢?是否有意擴大了合同詐騙罪中“合同”之范圍，使之更具包容性呢?

答案應是肯定的。筆者認為，正確界定“合同”一詞，應從這樣幾個因素入手：(1)從合同詐騙罪的客觀性質來看，合同詐騙罪之“合同”，必須是能夠體現市場經濟關系的。大凡與這種社會關系無關的各種“合同”、“協議”，如婚姻、收養、扶養、監護等身份關系的協議，不在該“合同”之列。(2)在不違背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考慮懲治犯罪的最大需要。雖然合同詐騙罪之“合同”淵源上為經濟合同，但立法淵源不應影響刑法的目的解釋。換言之，只要除利用經濟合同外，還可能有利用其他“合同”進行詐騙且足以擾亂市場秩序，而在刑法上將之解釋為合同詐騙罪又具有“可預測性”的，這些可利用的合同原則上都屬于合同詐騙之“合同”。(3)考慮定罪證據的客觀可見性。由于罪刑法定原則決定，在合同詐騙罪的認定中，需要能夠證明被告人所利用“合同”的存在的證據是最起碼的要求。而在總體上，合同具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包括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公證形式、見證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中具有舉證難易程度的差異。因此，從證據的客觀可見性要求來說，口頭合同一般不應成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但因為口頭合同也是合同法確認的一種合法形式，如果被告人的詐騙行為發生在經濟往來過程中，所利用的口頭合同符合合同詐騙罪之合同要素，且通過簽訂、履行口頭合同過程而騙取財物的，亦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但應從嚴把握。

二、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的“其他方法”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在第(一)至(四)項明確列舉了四種合同詐騙方法后，第(五)項以“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概括性語句作出了規定。立法者的目的之一可能是為了適應以后經濟的發展，保持該法的穩定性，但在另一方面，也給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帶來了一定的困惑和疑難。“其他方法”究竟是哪些方法呢?筆者認為，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詐騙”這一客觀本質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是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罪的方法的。實踐中，常見的、與刑法明確列舉的合同詐騙方法性質相同的大致可以歸納為這樣幾種：1.偽造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代理人或者權利義務繼受人財物的;2.虛構貨源或其他合同標的，簽訂空頭合同的。

如行為人將暫時借來充數、并不屬于自己的貨物向被害人出示，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簽訂合同后騙取貨款;3.誘使、蒙蔽對方當事人違背真實意思簽訂合同，亦即行為人利用欺騙手段誘使對方簽訂合同的;4.利用虛假廣告和信息，誘人簽訂合同，騙取中介費、立項費、培訓費等費用的;5.假冒聯合經商、投資、合作協作名義，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6.通過賄賂簽訂、履行合同，如實踐中有的合同當事人采用賄賂手段與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簽訂、履行合同騙取國有資產的，就屬于這種情況;7.作為債務人的行為人，向第三人隱瞞未經債權人同意的事實，將合同的義務全部或部分違法轉移給第三人，從而逃避債務的。如實踐中常見的，一些皮包公司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與他人簽訂供貨合同、取得對方當事人貨物、定金或部分貨款后，采取欺詐方法將合同義務轉讓給第三人，待被害人發覺上當受騙時仍借故不履行合同義務，亦不返還收取的貨物、定金或貨款，等等。

實踐中，要注意把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方法同采取與簽訂、履行合同有關的、其他的有關掩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詐騙方法區別開來。前者必須是在合同簽訂、履行過程中使用，后者則可以發生在簽訂、履行合同之前或之后，前者注重的是以合同形式為掩蓋外衣，后者則未體現“利用合同”的客體本質特征。

三、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區別

如何區別合同詐騙罪和民事欺詐?理論上普遍認為，主要應把握如下幾點：(1)主觀目的不同。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主觀上是以簽訂合同為名，以達到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而民事欺詐行為人雖然也有欺詐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客觀方面不同。民事欺詐雖然在客觀上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但其欺詐行為仍在一定程度內，故仍應由民事法律、政策調整;合同詐騙罪中的虛構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應由刑法來調整。民事欺詐行為有民事內容存在，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實際行為。(3)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不同。合同詐騙中行為人根本無履行誠意，客觀上不作履行合同的任何積極努力，或者是履行小部分而騙取大部分財物;而民事欺詐行為，行為人有履行合同的誠意，能夠雖有可能無法完全履行，但能作各種努力。(4)對所獲財物的處理方式不同。合同詐騙中，行為人拿到對方當事人財物后，或攜款潛逃，或是揮霍浪費，根本不想履行合同或將財物歸還對方;而民事欺詐中，行為人在取得財物后，多用于購買生產資料，為履行合同創造條件。(5)產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詐騙罪承擔刑事責任，而民事欺詐承擔民事責任。通過上述列舉，筆者認為，只有在確定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確定客觀行為和客體的性質。因此，只有主觀上有無非法占有的目的才是合同詐騙罪和民事欺詐行為區別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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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斷與認定

怎樣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呢?比如說，行為人甲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的手段與他人簽訂合同，但并無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目的，而乙蓄意騙取他人錢財，同樣也是通過虛構主體的方法與他人簽訂合同，對此如何能從所謂“刑法規定的欺詐手段”上將兩者的性質區分開來呢?顯然不能。

筆者認為，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斷，涉及到司法推定的問題。參照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并結合近年來司法實踐經驗，在通過推定判斷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目的的時候，應全面綜合考察行為人簽訂合同時的履約能力和擔保真偽，履行合同中有無履約實際行動，對合同的履行情況、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及事后行為人的態度等等方面的因素。一般情況下，只要行為人簽訂、履行合同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可以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騙取對方當事人的信任與自己簽訂合同;合同簽訂后又不積極努力設法創造履約條件履行合同以避免對方經濟損失的。實踐中，有的行為人在無履行能力的情況下與他人騙簽了合同，在履約期滿后仍不為履約作絲毫努力，或者在有完全、大部分履約能力的條件下只作出小部分的努力，或者只是消極地等待機會履約;有的甚至是為敷衍對方當事人而假裝努力履約。

對這種情況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準確率很高。(2)在采取欺騙手段簽約的起初只是為了解決一時資金困難，以暫時獲取周轉資金，但在有能力歸還資金的情況下卻久拖不還。(3)合同簽訂后，經支付部分貨款、開始履行合同為誘餌，騙取全部貨款后，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或者雙方約定的付款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貨款的。(4)通過簽訂合同獲取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定金或保證金后，揮霍浪費，致使上述款物無法返還的。(5)未履行義務前將對方當事人貨物、貨款、預付款、定金或保證金加以使用、處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6)收到對方貨款、預付款、定金或保證金后，不按合同約定內容履行合同，如組織約定貨源、提供約定服務等，而是用于炒股或者其他風險投資的。(7)因違約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被民事裁判確定繼續履行合同義務或賠償對方損失后，或者在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其財產時，隱藏、轉移財產或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的。(8)為應付對方當事人索取債務，采用“拆東墻補西墻”的方法又與他人簽訂合同籌措資金，以后騙簽合同所獲得貨物、貨款、預付款、定金或保證金歸還前次貨款的，等等。之所以說具備上述情形之一的，在“一般情況下”可以認為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因為主觀目的的推定內含未知因素;如果行為人有可以推翻“非法占有”之推定的充分證據(反證)，應不予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