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解決土地補償安置糾紛的途徑主要有四種：反映問題的信函、申請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和申請裁決。根據《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補償標準爭議，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協調解決。協調不成的，由批準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定。但是，審判申請滯后。國土資源部有關負責人明確表示，近年來，涉及征地補償安置的信訪數量居高不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大部分地區尚未建立起征地補償安置爭議裁決制度。并在安徽省、湖南省和重慶市作為全國三個試點，分別建立了土地補償安置爭議裁決制度。[4] 但這種解決爭端的方式受到了質疑。首先，裁決性質與行政復議的關系需要進一步規范。在中國，省級人民政府和國務院有權批準征地。征地補償標準爭議發生后，行政復議與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的決定有何關系？由當事人自由選擇，兩者在性質上的區別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從試點中安徽省出臺的《安徽省征地補償爭議裁決辦法》來看，人民政府裁決與行政復議的最大區別在于審查形式。與行政復議不同的是，爭端裁決方式原則上不采取書面審查的形式，而是由省級以上國土資源部門調查、收集證據，不能達成一致意見的，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對雙方進行處理，該部門將決定是否維持、變更或取消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的補償標準。此外，復議與審判在制度功能上也沒有太大區別。綜觀世界各國，土地征收補償糾紛的解決體現了當事人自治的精神。當事人可以在法定賠償標準和計算范圍內協商。當事人不能達成協議的，各國有不同的方式，如直接向法院起訴、由法院判決、由中立機構判決或由征收主體判決。同樣，在土地征收法律關系中，一方為征收人，另一方為被征收人，不包括土地征收的直接受益人（開發商和其他用地單位）。在民事賠償行政法律關系中，被征收人或者單方作出強制決定的，征收與補償法律法規對不滿意裁決的人沒有提供救濟途徑，裁決是終局的，因此相對人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訴，這將違背“不做自己案件的裁判”的自然公正原則。這種制度安排賦予被征收人過多的權力，而被征收人甚至沒有最低限度的司法救濟權。雙方攻防武器嚴重失衡，容易對被征收人利益造成損害。即使追求效率，也不應犧牲正義，否則，就不可能保護被征收人的合法權益。而且，被征收主體在全國范圍內設立專門機構、制定裁決規則，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利用相對完備的訴訟制度是完全可行的。據學者統計，世界上18個主要國家和地區中，有12個國家和地區直接采用司法救濟方式。[5] 例如，在美國，征收應遵循以下步驟：1）提前通知；2）政府應對被征收財產進行評估；3）向被征收方發送評估報告并提出補償價格的初始報價；4）政府應向被征收方支付補償金；4）如果政府和被征收方不能就補償金額達成協議，政府通常會將案件提交法院。為了不影響公共利益，政府可以提前向法院支付適當數額的賠償金作為定金，并在終審判決前要求法院提前取得財產。除非業主能證明定金數額過低，否則法院將維持定金數額不變。6） 法院要求雙方聘請的獨立鑒定人提交鑒定報告并當庭交換；7）雙方最后一次平等協商賠償價格，爭取最后的和解努力。8） 如果雙方不能達成協議，由普通公民組成的民事陪審團將確定“合理賠償”的數額。9） 判決生效后，政府應當在三十日內支付賠償金，取得被征收財產。[6] 另一個例子是澳大利亞土地征用和補償的基本程序：政府發布強制征地通知——告知土地所有人、首席登記人和首席評估員——政府公報發布強制征地通知——當事人申請土地補償被征用的土地——由首席評估師決定補償金額——不同意土地補償金額的人向環境法院起訴的土地管理局提出申訴。當事人對被征收土地的補償金額有異議的，可以自收到上述書面通知之日起90日內向土地環境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當事人未收到上述書面賠償通知或者被征地機關駁回賠償請求的，也可以自駁回賠償之日起90日內向土地環境法院提起訴訟。如果當事人在期限內提起訴訟，但有充分理由的，國土環境法院也會受理。土地與環境法院是澳大利亞唯一處理土地與環境保護糾紛的專業法院。其管轄范圍非常廣泛。它可以處理征地補償、土地評估、環境保護和規劃等多個領域的民事糾紛，也可以處理相關的行政糾紛。此外，還可以接受環境保護局對嚴重環境違法行為的環境保護法學家的起訴。上述征地補償案件是土地環境法院典型的行政訴訟案件。與我國的行政訴訟不同，這類案件是對行政機關的行政決定是否合理進行審查，通常被稱為價值審查訴訟。如果行政決定是否合法，則稱為司法審查，必須提交州最高法院。根據《土地與環境法院法》第39條第（2）款的規定，法院在行使價值審查職能時，享有決策機構的全部自由裁量權，決策機構可以以其認為適當的方式對行政決定的合理性作出價值判斷，可以不受證據規則的約束，直接變更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決定。顯然，與合法性審查機制相比，價值審查更全面、更到位，更能保護當事人的利益。[7條]